贾康：金融改革赋能产业的转型升级——在重庆江北嘴金融峰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的发言主题约定的是谈一下怎么认识金融改革赋能产业的转型升级。

在我们立足重庆考虑区域发展中，要追求以产业集群支撑起一种超常规发展这样的视角上，实际上要把本地纳入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全景图，那就是按照中央十九大的基本精神，要在我们强起来的新时代贯彻好现代化战略，达到“新的两步走”这样的宏伟目标。而中央非常明确地、合乎逻辑地指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新供给研究群体在这些年的基础理论联系现实的研究中，特别强调了一个概念，就是要以供给侧改革追求超常规的现代化发展为战略思维，在追赶中实际上最后要落在以追赶达到赶超这样的一个“守正出奇”的战略目标。常规发展不解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工业革命以后，中国被整个世界由工业革命带来的文明提升发展潮流远远甩在后面了，我们现在必须追求超常规发展。在地方发展战略上，几乎不约而同都在自己的战略设计文件里写入“跨越式发展”，“超常规发展”，有的称为“弯道超车式的发展”，其实内在的实质的追求，都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勾画了的“三步走”所包含的这种超常规战略思维。在十九大之后新的“两步走”里，仍然要贯彻这个思维。那么相关的“守正”，是要坚决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市场决定论”，而“出奇”是要把后面紧跟着的“政府作用论”的相关要领把握好。我们愿意表述为：一定要在全中国的以及各个区域的发展战略里，掌握好“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的政府的作用紧密结合”，要落在一个“定制化的供给侧改革解决方案”上。以我的理解，重庆也好，在重庆举足轻重的江北区也好，我们贯彻这个现代化战略的追赶—赶超中间，没有一个可以拿来套用的自己现代化推进的解决方案，而必须努力形成这样一个在本地定制化的尽可能高水平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里，在已有的我们原来的战略设计里，还要进一步的优化。今天我所做的发言特别侧重的视角，就是在这样一个追赶—赶超的战略方案动态优化和坚定不移的实施过程中，它需要插上金融创新的翅膀。

因为金融按邓小平的话非常简洁地说，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我愿意把它理解为：一个整个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命机体里的心血管系统，就是金融。发挥这种特别重要的作用的同时，又有一个挑战，它是核心，是心血管系统，但是它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定要落在服务于整个生命机体、整个经济社会生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之上。

在上一次我参加江北嘴论坛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有一个排比：现在看起来，从中国大陆一直看到咱们的东方之珠，有三个嘴，南有尖沙嘴，东南有陆家嘴，西南就是我们的江北嘴。我们面临一个对于重庆和江北极具现实意义的基本命题，就是江北嘴如何更好地打造重庆金融核心区，助力重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按这个视角，我想把自己在研究中形成的关于金融创新的“八个势在必行”勾画一下。在这个我认为必须提到的八个视角上，很多问题可以和我们江北嘴金融创新结合在一起讨论。

第一个方面，我们要紧紧抓住的，就是要以金融创新来支持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解决好这个基本问题势在必行。这一命题的现实意义，就是我们已经看到金融引起方方面面的重视，在一些区域的发展中曾经一度表现势头也不错，但是如果看一个已经现实发生的具体案例的话，可知在过去某一个区域，比如说曾经争议不断、后来几乎大家形成了共识应该非常肯定（有很多研究者给予高度肯定）的“温州模式”之下，它一度表现得那里的金融相当活跃和有支撑力。但为什么会出现后来的跑路事件？前面连续七年全国金融生态评比排名，温州曾经高居第一，谁想到那里金融的这个核心作用却可以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变成“空心”，“跑路”事件发生以后，暴露的是温州的金融虽然得到了发展，但是它实际形成的支撑力并没能帮助温州区域的实体经济突破向上升级的天花板，上不去了。种种原因造成那里的金融生态的主流是长期未得到多样化的发展，无奈的自然选择中实际上把常规金融边缘化，在区域里是那种交易费用很高的灰色金融、甚至是黑色金融高利贷，维系着融资的资金链。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它的脆弱性表现出来的就是由“跑路”事件暴露了所有的矛盾，实际上交易费用极高的高利贷已使当地发生产业空心化，温州的发展一度痛失好局。

这样一个在中国已经出现的我们自己区域增长极的这种经验教训，非常值得总结。我们不能光讲亚洲金融危机，光讲世界金融危机，在我们创新发展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第一个势在必行，就是坚决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要把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从出发点到归宿，落在以健康可持续的金融生态把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真正支撑起来。这个意义对于我们重庆和江北，我觉得也是一个大前提，这是我们当下认识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切入点。

接着说第二个方面，怎么样支持实体经济升级？必须对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在取得一系列发展之后仍存在的短板，有清醒的认识。我的表述，就是要以金融多样化的改革形成无缝对接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克服使相关要素流动不畅的金融过度垄断，这是势在必行的。我们现在的金融，在总体的形态来说，仍然是多样性不足，换句话说就是存在着过度的垄断。金融的特点是一定要求形成有别于其他行业的准入，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垄断色彩，金融机构是要拿牌照的。但是我现在特别强调的，是这个领域存在着“过度的”垄断，基本的情况，拿到2016年到2018年的数据整理出来的结果基本一致，就是如果拿中美两个国家对比，上市公司里排在最前列的，中国A股盈利绝对规模最靠前的十家，清一色是银行，美国前十家里，只有三家银行，在上市公司中所表现的这些市场主体里盈利水平分布，跟中国是有明显区别的。按照行业来看，不同的行业悬殊在中国更突出了，银行这个行业实际形成的利润水平鹤立鸡群，在整个曲线图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平滑过渡。第二位的是和金融服务有关的行业，一下落下来了，其他的行业盈利水平更低。美国则居第一位的是高科技，第二位是银行，往下比之于其它行业，它是一个比较平滑过渡的曲线。这说明了什么？就是市场的竞争在那里可以使要素流动，虽然利润率、盈利水平有差别，但它大致来说，不至于那么畸形、悬殊。而中国，现在就是一个很畸形、很悬殊的情况。换一句话说，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民生银行董事长（当时作为行长）洪崎先生曾经很直率地说了一句话，我们的银行挣钱挣得都不好意思了，挣得太容易了。这是一个和制度安排有关的竞争不充分的问题，亦即存在过度垄断的问题，而在中国你要想让金融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升级换代，一定要把金融多样化的改革往前推进：金融的机构要多样化，金融的产品要多样化，以较充分的多样化供给体系的竞争，把高利贷边缘化、挤出去；使各种类型的融资需求，大体上都能找到可对应的金融供给，这样金融生态才能避免温州式的教训而真正健康起来。在全国如此，我认为打造金融中心的重庆和江北嘴，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第三个方面，就是在这个金融多样化的格局里，逐渐提高直接金融的比重势在必行。我们现在如果从全局来看，中国的直接金融的比重明显太低了，仅仅在20%左右。我们的宏观杠杆率居高不下，这方面好像是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很多人都把这个情况看得很重，但你要看物价呢？除了现在这一阵子猪肉和其带动的肉禽蛋之外，这些年其实一直波澜不惊。我们这样一个宏观杠杆率（M2在GDP中的比重）高达250%左右，和间接金融占的比重达到80%左右，有直接的关系。光是一个指标的问题，其实还不是实质，关键就是除了存在这样一个使大家感觉风险因素在积累的宏观高杠杆率的同时，这种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相比，其实直接金融客观上更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发挥和要素充分流动性机制的实现。它在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大方向上来说，虽然不能说要接近美国的80%左右（我们并不照搬那样一个具体的美国直接金融为主的格局），但现在只有20%左右这个局面，是一定不适应现代化推进过程的客观要求的，需要逐渐提高直接金融的比重。那么，股市、债市、私募等等的发展，就是题中应有之意。那我认为超常规的重庆区域的发展，以及江北嘴要在这里面发挥打造重庆金融中心、以后发生辐射作用的更大范围金融中心作用的发展趋向上，一定要注意提高直接金融的比重。这是第三个我觉得需要讨论的要点。

第四个方面，要特别强调一下，整个金融体系，不能仅是商业性金融，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怎样以健康可持续的政策性融资体系匹配金融创新支持超常规发展，是势在必行的。特别是在区域层面，如果说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仰仗的经济手段为主的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两大政策来看，货币政策在地方层面基本没有多少去影响它的弹性空间，它是一个央行和现在中国上面的金融管理当局——金融协调委员会管理的垂直系统，但我们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确实有非常明确的分级财政，即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其带来的一个命题，就是要借鉴国际经验，掌握好各地方政府辖区内“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杠杆式放大”这个非用不可的机制。地方自己的发展战略，可以以地方财政的可用资金为后盾——地方财政资金定位一定是政策性资金，而在辖区内的金融多样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以直接金融发展产生更好的调度市场主体潜力活力和企业家才能等等作用方面，财政可以努力区别对待，争取“四两拨千斤”式地来推动超常规发展。我们过去就有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这些年又特别注意产业引导基金，还有PPP。还要专门说到重庆在这方面应该讲，其实它的特色是可圈可点：早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长期建设资金的筹集机制创新是1998年开始的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当时的重庆领导层，非常有胆识地先用长期建设国债资金以打擦边球的方式注入“八大投”，给这些实际的地方融资平台（就是发挥政策性融资在地方层面的特殊作用的平台）增信，使他们充实资本金以后，通过增信取得更多的整个中国银行系统的贷款支持，然后再把用于增信的资金按照原来的项目目标，注入到实际的长期国债建设项目上。这个经验曾经得到了世界银行的肯定，我知道财政业务司局听到以后也是哈哈一笑。在现实生活中，这一轮又得到了实际肯定的，就是当下财政部正在积极推进的地方专项债，明文规定其中1/3左右的部分可以用于给地方特定的一些项目开发主体的资本金作充实，实际上跟着带来的就是要以增信发挥杠杆作用。这都是属于政策性融资里我们必须考虑的特定的机制、“守正出奇”这方面我们应该总结经验进一步做好的事情。否则，只是讲常规的商业性金融，只讲那些一般的风控，绝对不能适应我们现代化战略的诉求。这里面怎么处理好它的“健康”，显然就要特别强调风险共担、支持对象的规范化遴选等等这些机制，要真正让它阳光化、健康化起来。

第五，就是要强调在金融创新中对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对接移动互联、万物互联的时代，这是势在必行的。时间关系不展开说了。

第六个方面，要特别强调一下PPP这样的投融资机制创新的势在必行。它已在实际生活中2014年以后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作为重中之重掀起一个高潮，而在2017年、2018年一直延续至今，又给地方带来很多困惑这一创新事项这两年的氛围，地方同志感觉似乎不敢做了，动辄得咎，好像PPP要被叫停。我说绝对不可能，这一段稳一稳符合波浪式发展的规律，有一个高潮以后，稳一稳是争取让它更规范，更健康。中国的现代化，无法想象对PPP这样的创新机制叫停，现实证明，财政部党组明确地以邹加怡副部长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给出了最新指导方针，要加快推出《PPP条例》，PPP相关的创新要得到进一步的支持和引导。在我们现在地方专项债进一步加快部署的过程中，专项债资金可以和PPP的建设项目结合。我认为地方同志、重庆的同志，要高度重视这样一个创新信息。这方面当然还要有一个精神状态上的振作，就是一定要冲破地方层面形式主义的约束。2019年3月份中央专门发了文件，把2019年称为地方、基层减负年，要使地方一线的同志们干实事，有作为，敢担当，不能一个人在前边做事儿（像PPP这样的创新），后面六个人、八个人跟着来挑毛病。要把这种官场“为官不为”的这种僵化、沉闷的氛围冲开，把2019年作为地方基层减负年振作、进取，这样才能真正适应现在大兵压境的“贸易战”挑战，才能使我们国家的“有效投融资”的空间真正以好的机制对应上，充分运用起来。

从长远来说，我认为中国整个走向现代化、实现新的两步走的过程中，PPP对于要追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一定是大有可为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会使混改“形势比人强”地对接到实际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案例上。你要做的这个PPP，只要有“O”，BOT、TOT、ROT，它就必须有一个SPV（特殊项目公司），而这个特殊项目公司天然就是混合所有制，在里面政府天然就不想一股独大，它正好给社会资本一个广阔的舞台，推进中国意义深远的、建立现代市场体系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还有第七个方面，就是从全国宏观层面，需要掌握好人民币国际化里面的关键突破——冲过瓶颈期的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我们地方层面只能观察这个进程。

最后一条，必须掌握好“规范中发展”与“发展中规范”的权衡关系。因为在金融监管、防范风险这方面，总认为是天经地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你实际想一下，创新的过程中，很多的领域里怎么监管，用什么规则，是不明确的，甚至是无所措手足的。我们电商的发展，互联网+的很多创新活动发展，一开始怎么去制定规则，怎么监管，完全说不出来。那么就必须用李克强总理说的一句话，“审慎包容”，允许试错，允许给出一定弹性空间。那么首先要谈的命题，仍然是创新对于发展，创新是第一动力，讲“发展中规范”，然后跟踪，如果发现有那些必须防范的风险因素，八九不离十看得比较准的时候，要该出手时就出手，是跟着讲“规范中发展”，而不能把规范中发展放在第一命题，那样的话，所有创新的事情可能都被按住不许动。我认为在重庆，在江北，真正掌握风控和监管的有公权在手的部门和领导同志，要特别注意，在我们创新发展过程中，对发展中规范和规范中发展都必须重视，但是位置不能摆错。首先是强调发展中规范，然后跟上在有一定把握的情况之下要抓好规范中发展。这两个命题都有其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摆错了位置，那么你整个创新活动就变成了空谈。

这些不成熟的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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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