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王朝为什么缺少优良战马？不是没有牧场，而是缺乏养马的技术

在热兵器发明以前的古代社会里，骑兵一直是威力最强的兵种。一支训练有素的骑兵，既能发动排山倒海般地正面突击，也能实施昼夜不停地长途奔袭，当骑兵出现在战场上时，往往能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因此古代各国都非常重视养马。

周朝也极其重视养马，周穆王西行的壮举，没有大量马匹是难以完成的，秦国的先人造父就是为周朝养马的，还培育出了中国历史上非常四匹著名的骏马，让周天子非常高兴。《史记·秦本纪》：“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秦人因养马技能得到封国，其领土主要位于岐山以西，也就是现今的甘肃礼县，那一带在历史上长期是各个朝代的马场。秦朝还以严刑峻法保护养马业，秦《厩苑律》规定“盗马者死!”

汉唐两代，对马的重视到了空前的程度，汉武帝为了得到“天马”不惜以举国之力发动战争。东汉伏波将军马援说：“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正是皇帝和国家对马的无比重视，才使汉朝拥有了强大骑兵，得以击败以骑射称雄的匈奴。1969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的“马踏飞燕”和1981 年陕西茂陵地区出土的西汉鎏金马，体型挺拔，身颈修长，尾骨高耸，具有典型汗血马特点，是真正的宝马良驹。

唐朝也凭着强悍的铁骑击败了突厥，昭陵六骏优美高雅，体格壮硕的形象让后人看到了唐朝战马的神骏。

然而有一个事实却不容回避，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汉唐两朝中的一些特定时期外，在长达两千多年时间里，中原王朝的马匹饲养培育技术并不出色，中原也从不出产闻名世界的优秀马种。直到清朝，这种情况也未改观，满人虽号称以骑射为根本，却缺严重乏良马。满洲骑兵在攻击中原步兵时如狼似虎，在对抗西北草原上骑乘同一类马匹的游牧骑兵时也不落下风，可是一旦遇上装备了中亚和欧洲骏马的西方骑兵时，立刻被打得溃不成军。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八里桥战役中，冷兵器仍占了很大比重，骑兵至始至终扮演了主角，清军与其说是被联军的炮火轰垮的，还不如说是被骑兵的马刀砍废的。

八里桥参战的蒙古骑兵乘用的马来自乌珠穆沁，是最好的蒙古马，可是与联军的高头大马相比，体格小，速度慢，“悍威”差，进攻时冲不上，撤退时跑不快，英法联军嘲笑蒙古骑兵像骑着一群兔子在作战。法国将领惊讶地说，中国马“比我们的驴还小”。法军为了减轻行军负担，本来打算到中国就地采购驼运马匹，所以没有自带用于运输的马匹，结果到了中国后根本找不到拉运物资和大炮的挽马。

而英国因为进入中国较早，对中国马匹的质量有足够的认识，骑用马和挽马都从印度直接船运到香港，共为两个印度锡克骑兵联队提供了 800 匹阿拉伯马和马瓦里战马 。

中国不产良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本土原生马种、地理气候环境、历代王朝的马政有关。

蒙古高原是蒙古马的故乡，而东亚邻近蒙古，又有大海和高山沙漠的环抱，使这里与外部世界隔离，外部的马很难流入。所以在古代，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使用的马匹基本是都是蒙古马，这种马体型小，在速度和力量方面，与高大的欧洲森林马差了很多。《周礼·夏官·司马第四》：“马八尺以上为龙……”，古代一尺是23厘米，八尺就是184厘米，比大多数古代中国人要高。但这个高度不是马的肩高，而是全高，即使这个高度的马，肩高也不过150厘米，但在中国古人看来已经是“龙”了，而大多数马的肩高不过130厘米左右。可是在欧洲，身高148厘米以下的马都属于小型马。

中国古代的塑像艺术一般追求神似，外形和比例则并不真实，大多是夸张变形的，比如霍去病墓的石像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然而秦代陶塑艺术是写实的，秦人做甬像时，在做到神似的同时还竭力追求外形逼真。秦兵马俑一般是按照真人的模样以1:1的比例塑造的，人与马的比例和造型与真实的兵马完全一样，这就给了后人一窥秦朝马匹真实模样的机会。通过参观，我们可以看到秦兵马俑中的马非常矮小，全高不如一个成年人，普京在参观秦兵马俑时，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就是兵马俑中的马为什么这么小。也许见惯了顿河马和奥尔洛夫马的普京对秦代战马体型如此矮小感到不可思议。

其实，体型矮小从来就是蒙古马的基本特征，法国军队在八里桥战场上第一次看到僧格林沁的精锐蒙古马队时，认为他们的坐骑“与设得兰群岛一带的马种非常相似”，而那里的马也特别矮小，著名的设得兰宠物马就出自那里。

法国人的判断是对的，近年来的研究证实了包括设得兰马、冰岛马、峡湾马等在内的北欧诸马种，都与蒙古马有较为紧密的亲缘关系。据分析，最初可能是瑞典商人从俄罗斯进口了蒙古马，继而传播到北欧各地。

低矮的体型，意味着没有威猛的冲击力也不能快速奔跑，无论是充当强调负重和冲击力的重骑兵用马，还是追求快速灵活的轻骑兵用马，蒙古马都力不从心。

多年来，人们一直对蒙古马耐粗饲、抗病能力强、耐力好等特质赞誉有加，尤其称道蒙古马的长途奔袭能力。

1219年9月，速布台和哲别攻打花喇子漠国讹答刺城时，因城内保卫工事坚固而未能攻破。哲别带军队后退500里，并休整队伍。花喇子漠得知蒙古大军退到500里远时，城内守军便放松了警惕。蒙古大军休整几天后，哲别在一天晚上突然下令出发。大军夜行500里，次日清晨到达讹答刺城下，并发起攻击。由于城内毫无准备，结果蒙古人轻易破城，大获全胜。且不论夜行五百里的记载是否真实，至少这一战例一直被引用来证明蒙古马无与伦比的耐力。

可事实上，蒙古人的胜利与其说得益于蒙古马的优秀，还不如说依仗的是蒙古骑士像蒙古马一样吃苦耐劳的品质，只有他们才能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在多日不宿营和无正常饮食的情况下连续作战。在古代，拥有这种吃苦耐劳素质的军队几乎战无不胜。传承了他们这种品质的哥萨克，也是强悍骁勇，难以战胜的，在《静静的顿河》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格里高利和阿克西尼亚在寒冷的草原上露营，早上起来时两人满头是霜，这样的坚韧和强大的生命力，正是自蒙古多年统治影响的结果。相较之下，欧洲和西亚的骑士没有这种忍耐力。

人们特别看重蒙古马的耐力，蒙古马也确实拥有耐力出众的特质，但这种能力后来被神化了，蒙古马队的辉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众多的马匹数量换来的。蒙古人出动时，每人携带好几匹马，可以轮换骑乘，以此抵消与欧洲马的质量差距，而每个欧洲骑士精心饲养的战马往往只有一匹，以一敌多自然吃亏。

蒙古马的长途奔跑能力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出色，1903 年，在北京至天津间曾举行过 120km 长途骑乘耐力赛，38 匹蒙古马参赛，冠军的总耗时为 7 小时 32 分钟；可是当代国际马协举办的赛程长达 160km 马术耐力赛，优秀赛马的成绩通常不到7 个小时，这是蒙古马根本难以企及的。

出现在八里桥战场上的蒙古马，与两千多年前秦兵马俑中的马几乎毫无区别，丝毫没有得到改良，主要原因是蒙古人没有优秀的养马技术。一般认为，蒙古人作为一个草原民族是特别擅长养马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就像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日本人作为一个海岛民族特别擅长航海和造船一样，其实古代日本这方面的能力极差，连风帆都不会用。

《新唐书·北狄·室韦》记载，室韦“无羊少马．有牛不用”。可见蒙古人的祖先室韦处于部落联盟阶段时，其畜牧业并不发达，历史上蒙古人就不擅长养马。九世纪中叶以后，受突厥、契丹、女真等族以及中原的影响，畜牧业才得到发展，并把战马当成战争的重要工具。

蒙古马其实是一种半野生马，蒙古人并不精通精养选育技术，只是把马散放到草原上，任其自生自灭，蒙古马耐粗饲，抗病能力强的原因就来自于此，而战马其他工作性能的培育就无从谈起了。如果把蒙古马与欧洲和中东的战马比较，就犹如将青藏线上的流浪狗与德牧相比。流浪狗生命力强，抗病、不挑食，但在工作性能上，是远不如德牧的。

在慢慢历史长河中，北方游牧骑兵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噩梦，在大多数时间里，中原军队在与游牧部落的交战中处于下风。西晋被打得被迫东渡，依靠长江天堑苟延残喘，宋明两朝则被灭了国，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中原没有强大的骑兵，而没有骑兵的原因是缺乏足够的优良马匹。

经常看到的说法是，中原缺马是地理和气候原因造成的。中国古人认为，养马需要有大片的牧场供马驰骋繁衍;而且马是怕热的动物，需要比较寒冷的气候，而这些都是中原所缺乏的。经常被拿来为这一判断提供佐证的例子是宋朝，由于失去了燕云十六州，因而失去了北方牧场，所以无法建立堪用的骑兵部队，结果成了弱宋，终其一朝始终被外敌欺负。

其实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就土地而言，中国一直是个版图辽阔的大国，即使不算西北和东北的草原，中原腹地就有大片优良牧场，仅关中平原一地，汉、唐两朝，都曾在这里大规模饲养战马。

然而欧洲的西班牙道路崎岖不平，普鲁士分为几百个邦国，土地非常狭小，而且都是农耕区，却照样培育出好马，后来的日本北海道，韩国济州岛这样的海岛，也养育了极好的马，所以关中推行农耕后就不能养马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当时中原仍然采用原始粗放的半野生放养方式，需要极其广大的草地，这样关中牧场就不够了，只能到西北和东北的草原上放牧，汉武帝当年占领河西走廊就是为了要在那里养马， 匈奴人失去了那里就哀叹：“失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同样中原如果不能控制那里，也就缺马了。所以宋朝难以建设强大骑兵军团的原因不是没有了燕云十六州，而是没有好的养马技术。

中国的疆域如此辽阔，河北、河南、山东以及黄淮地区都有大片平原可以养马，可是一般认为那里夏天过于炎热，马儿难以适应这种气候。但这种观点也难以成立，阿拉伯马和印度马瓦里马都是在极其炎热环境下培育出的顶级好马，当年埃及马穆鲁克骑兵和印度德里苏丹国骑兵就是骑着这两种战马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蒙古骑兵。

所以，中原缺马，尤其缺乏好马的原因不完全在于地域和气候，而在于没有优秀的马种选育培养技术。汉唐时期大量引进过中亚和西域的优良马种，但是从未建立严格的血统谱系，也从未形成过系统和科学的马种选育理论，结果这些优秀马种繁衍两三代以后，就急剧退化了。

导致中原养马技术原始落后的原因在于不合理的马政。在古代，马是极其重要的战略物资，其地位如同今日之能源，攸关国家命脉，明成祖强调：“国君之富，是马于国为重。”因此马政在历朝历代都是国家的一个战略性支柱产业，而且基本上都采用国有化经营模式，由国家垄断，以巨大投入换得马匹产出。而西方却是由教会、庄园、贵族、骑士等私人力量主导的马匹饲养和育种事业，他们在农耕的同时养马，利用农田轮耕周期中的空闲农田生产马的饲料，既做到了精心饲养，又控制了成本，还能深入研究改进养育技术。

中原不同朝代的马政也是有区别的，汉、唐虽然也以国有化为主导，但是并没有完全垄断，还允许民营养马经济的存在，甚至采取了鼓励和免税的优惠政策。所以民间养马事业繁荣，为国家储备了大量马匹。

与官办马场占据大片草原粗放散养不同，民间马业采用的是类似欧洲的农牧混合形式，并不需要广阔牧场，而是更注重精心培育优良马种。所以汉唐以前，通过与引进的外血马杂交，还能得到一些好马，如周朝著名的“骅骝”、“温骊”等骏马，汉代的汗血宝马、唐朝的昭陵六骏等等，可是宋朝以后，马种却日益退化了。

宋朝立国后，因失去了燕云十六州的地形屏障，面临着辽国骑兵的强大压力，所以宋朝对养马业的重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国家投入巨额财政，建立了完善的马政制度，严令民间马匹只能由官府收购，不得自由交易，可是政府对这个行业的完全垄断，却使民间养马热情被抑制了。

与任何时期一样，如果某项事业被国家垄断，必然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宋朝也遭遇了这样的困境，虽然在宋朝前期，国有马匹的数量一度达到 20 万匹，但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当时一匹国有马的成本高达 500 贯，是西北边贸马价的 20 倍，如此巨大的财政压力使宋朝的马业难以为继。檀渊之盟后，宋辽实现了和平，马匹保有量急剧减少，甚至有的骑兵部队只有十分之一的人配有马。

为了摆脱困境，宋朝也试图改革，王安石推行“保马法”，实行国有民营模式，国家把养马作为任务摊派给老百姓来代养，给予免除相应劳役税负之类的优惠政策，同时又加上各种任务和苛刻处罚措施。这种向民间转嫁财政危机的做法遭到了百姓的抵制，他们消极应对，勉强应付，根本不可能认真饲养，更谈不上精心选育，有的百姓接到任务后索性举家逃亡，结果养马业遭到了重创。据《宋史》记载：“饶州所蓄牝牡马五百六十二，而毙者三百十有五，驹之成者二十有七。”用来配种的种马562匹，竟然被养死了315匹，剩下的247匹种马，只养出了马驹27匹，这样的成绩已经注定了宋朝马政的彻底失败。在这样的政策下，连马匹数量都难以保持，遑论质量了。自己不能养，外部又遭到辽的封锁，结果只能从青藏，乃至于云南引进马匹，而这种滇马的体型比蒙古马更加矮小，以此装备起来的骑兵，战斗力也可想而知了。

与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期的法国，仅有4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法国养育几十万匹高大骏马，装备了上万名称雄欧洲的重甲骑士。而拥有28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宋却无马可用，造成这种巨大差异的原因就是不同的养马制度。

明朝仍然延续了国有垄断和民间摊的派马政，结果有明一朝的骑兵力量也是每况愈下，到后来完全不是满洲骑兵的对手了。

清朝入关后，禁止汉人养马，完全摧毁了黄河中下游以及江淮等内地省份的养马业，只使用关外的蒙古马，并且仍然采用原始半野生散养方式，导致蒙古马血统过于稳定，马种无法改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清朝骑兵在东亚可以横行一时，可是当他们在八里桥遭遇骑乘高头大马的英法骑兵时，立刻显出了原形，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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