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李鸿章卖国确有不妥，那就好比是：一个人犯了杀人罪，却被戴上了投敌罪的帽子，尽管都是死罪，可罪名毕竟不同。
李鸿章被洋人捧为“领航员”，他自己则自嘲为“裱糊匠”。在绵延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中，李鸿章仿效西方，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却又一败涂地。
中国只有一个李鸿章
甲午战前，日本人评出当世五大伟人，分别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美国废奴总统林肯、中国大臣李鸿章、意大利统一者加里波第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李鸿章居于顺位第三，力压伊藤博文。
对此，梁启超给出的合理解释是：“日本像伊藤的人不下百人，中国只有一个李鸿章。”
很显然，物以稀为贵。我以为梁启超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大清朝的制度框架之下，只能有一个李鸿章，最多有两个，多则必乱。”试想如果晚清蹦出几十个李鸿章，有限的资源如何分配？谁听谁的？中国政治从来就是集权和一言堂，结果就是只有一个人“说话”，就他一个聪明，其他任不能超过他，否则就是自己找死。这就是专制体制下大清国的政治基因。
在外国人眼里，他就是当时的清朝首相，是实际执政者。那一阵子，李鸿章说出了大话（为了他的”政绩“）：中国陆军天下第一，海军天下第三。这实际上就是说，那都是他李鸿章的功劳。对他的话，可能慈禧有所怀疑，但大多数人（包括光绪皇帝）都信以为真。
北洋唯一的统帅，甲午一个人的战争
“一个人的战争”不自晚清始，南宋的岳家军、明朝的戚继光和袁崇焕等在某种程度上都适用于这个范畴，其共同的特点是既有的官僚体系和体制框架掣肘能力大于资源输送能力，使得以“中兴”自许的文臣武将被迫“另辟蹊径”。当然，这其中的分寸并不好把握，对既有体制的绕行常备视为有“不臣之心”，稍有不慎即可惹来杀身之祸。
与前朝相比，晚清的“私兵”现象更为突出，中央大权旁落的趋势更加明显。
自太平军兴，八旗绿营一败涂地难堪一用，地方武装兴起，且军费以厘金形式自筹，先有湘军，后有淮军，最后又有小站练兵催生的新军，均带有明显的个人和派系色彩，中央往往只能遥制，鲜能直接节制。
政治缺失，让两名队友神助攻日本
也是因为李鸿章的跋扈，让另外两个人间接助攻了日本。
第一个坑害李鸿章的是李秉衡，甲午战争爆发时，他担任山东巡抚，当日军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时，旅顺地区告急，李鸿章知道可能清朝会输，于是他便向李秉衡求助，当时清朝也已经下旨，让李秉衡派兵增援，可他却“专顾一隅”，对于李鸿章的请求坚决不予理睬。
第二个坑害李鸿章的就是翁同龢，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时两人都是国家的名人，曾有人写了一幅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来讥笑二人，这里的“合肥”是指李鸿章，而“常熟”是指翁同龢，翁同龢的哥哥曾经被李鸿章检举，所以翁同龢终身对李鸿章心怀怨恨，这也是甲午战争时，他给李鸿章穿小鞋的原因之一。
清朝末期在慈禧的统治下，内部乌烟瘴气四分五裂，对内都不团结，对外又怎能御敌呢？所以清朝的灭亡也是注定了的。
后记
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从中兴名臣变为千古罪人，清朝的复兴强国梦也随他创建的那支威名远播的北洋舰队一起覆灭了。
但毛泽东在青年时期说过一句公平话：“李鸿章是船，清政府是水，舟大而水浅，李鸿章这艘船在水里无法航行，施展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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