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律》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首先，《开皇律》“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从宽立法与司法精神，标志着社会文明的进步。
这些都与《开皇律》所倡导的 “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从宽立法与司法精神相一致。毫无疑问，这是社会文明重大的进步。
比如，施行“八议”、“例减”、“听赎”、“官当”等制度，使得官僚贵族阶层享有的法律特权固定化、法制化，改变了过去因为“人治”导致的随意解释、任意施行的做法，虽然这也是为了维护官僚阶级的利益，但比起以往历朝的制度，是值得肯定的进步。
明代思想家王夫之在评价隋朝时说：“隋无德而有政，故不能守天下而固可一天下。以立法而施及唐、宋，盖隋亡而法不亡也。”
隋文帝治吏，《隋书》记载：“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 ”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出自“法自君出”的封建法之本质。如孟德斯鸿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说：“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下，虽然愿意给自己戴上锁链......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凶暴。 ”
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朝代，它结束了中国近三百年的分裂状态，在法制、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步。
隋文帝吸取了以往朝代因严刑苛法而覆灭的教训，在开皇元年（581年) ，隋文帝即命高颎、郑译、裴政等人制定新律，并于同年十月下诏施行。开皇三年，又对其进行了修改，完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刑网简要，疏而不失”的《开皇律》。
一、《开皇律》的施行
1.《开皇律》的主要内容
《开皇律》以《北齐律》为基础，调整了篇目内容，确定了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12篇体例。《开皇律》一共制定了500条律文，体现了“刑网简要，疏而不失”的特点。
从内容上看，《开皇律》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开皇律》废除了以往的不少苛法。
隋文帝说：“绞以致毙，斩则殊形，除恶之体，于斯已极。”所以，他废除了魏、晋、南北朝的残酷刑罚，把刑罚定型为笞、杖、徒、流、死等五刑。其中死刑减为绞、斩两种；流刑的距离缩短，减为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徒刑为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五个等级；并取消鞭笞，改鞭刑为杖刑，杖六十至一百共五等；笞刑为十到五十共五等。
第二，《开皇律》吸收了北齐“重罪十条”，修改为“十恶”罪。
“十恶”的内容是：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它维护了封建皇帝的专制统治和君臣、父子、尊卑、上下的封建伦常关系。所以，唐后各代相继承袭，成为不能轻易变更的法制。
第三，《开皇律》区分了公罪与私罪。
《开皇律》规定，犯私罪者，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犯公罪者，每官当徒多一年；当流者各加一等。
第四，《开皇律》完善了“八议”、“例减”、“听赎”“官当”等制度。
“八议”是对亲、故、贤、能、功、贵 、勤、宾八种人犯罪，必须按特别审议程序认定，并依法减免处罚；“例减”是指“八议”者和七品以上官吏犯罪后，比平常人例减一等处罚；“听赎”是指九品以上官吏犯罪，允许以铜赎罪；“官当”是指可以以官品折抵徒、流刑罚。
2.《开皇律》的重大意义
《开皇律》废除了过去的残酷刑罚，以绞、斩死刑替代，以笞、杖、徒、流刑替代以往野蛮残酷的刑罚，无疑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表现。
比如，《隋书·高祖记》记载，开皇六年，隋文帝诏“免尉迥、王谦、司马消难三道逆人家口配没者，悉官酬赎，使为编户。因除孥戮相坐之法”， 这使得商鞅变法后的“连坐”制度被剔除出法典。
开皇十五年，隋文帝作出决定，凡已判处死刑者，要对案情认真复查，上奏三次，经核实批准后，方能决定行刑。这种慎断死刑的做法，对官员滥刑滥杀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其次，《开皇律》所体现的依法治国的理念，是中国封建法制史上的重大进步。
根据《隋书卷二·高祖纪》记载，因为《开皇律》的实施，隋朝前期出现了“躬节俭，平摇赋，仓廪实......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的一派盛世景象，这就是为后世所称道的“开皇之治”。
因此，可以说，《开皇律》的制定与实施，是隋初政权稳固、国家富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二、《开皇律》的被弃
在隋文帝统治的前期，隋文帝基本上能够做到依照《开皇律》，在皇权与法律发生冲突时，带头遵守法律，并且行刑不避亲贵。
但是，开皇十七年以后，立法上，包括诏、制、敕，逐渐出现严苛的趋势，在司法上则表现为有法不依、任情断案。
到了隋炀帝统治时期，由于他任行暴政，朝纲混乱，法度无定，《开皇律》已成为一纸空文，名存实亡，因此，隋朝即迅速地落入了覆灭的深渊。
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开皇律》的被弃表现在君权对司法权的剥夺。
开皇十七年后，隋文帝擅自违背了《开皇律》中的条例。《贞观政要》记载，隋文帝“恒令左右靓视内外，有小过失，则加以重罪”；殿廷设杖, “一日之中，或至数四”，经高颎等人强谏，才使得文帝命令殿内去杖 。不久后，文帝又缘怒欲杖人于殿中, “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捶杀之” , 以鞭代杖，这种《开皇律》所废之酷刑，又被隋文帝重新拾起。
《开皇律》初颁之诏中“先施法令，欲人无犯之心，国有常刑，诛而不怒”的法制精神，被隋文帝的独断专行的君主意志所毁弃。
其次，《开皇律》的从宽立法与司法精神尽失。
从隋文帝后期起，在司法上，无论是对官吏，还是对普通民众，都变得严峻。
到了仁寿年间（601-605年），隋文帝对盗贼立重法，规定“盗一钱以上，皆弃市”，甚至“四人共盗一榱桷，三人同窃一瓜，事发即行决”，严酷的刑罚，结果造成老百姓提心吊胆，人心惶惶。
隋炀帝登上了隋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后，他打着“布政惟始，宜存宽大”的旗号，修改开皇律令，以达到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目的。
《大业律》颁行不久，便“赦天下盗窃以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为镇压农民起义，隋炀帝不仅恢复了一度废除的车裂、枭首等酷刑，而且还使用了焚、坑、烹，任性杀戮。由于隋炀帝的滥施淫威，群臣起而效法，《开皇律》的精神已荡然无存。
三、总结
隋文帝参用北齐、北周的政策法令，废除苛残之文，法律务在宽松简明。但其至晚年，用君主个人意志，背弃了《开皇律》，随意用法渐趋惨虐。到了隋炀帝时期，推行峻法严刑，《开皇律》的法制精神，几乎荡然无存。
《开皇律》的实施与被弃，见证着隋王朝的兴盛与灭亡。这充分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如果统治阶级能遵纪守法，则政治清廉，社会稳定，国家兴盛；如果统治阶级擅自背弃法律，有法不依，则政治腐败，社会不安定，甚至国家灭亡。这个教训值得后世深思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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