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官擅自行动？如今的日本教材这样描述

1931年9月，关东军在今沈阳郊外的柳条湖爆破了满铁线路……政府和军部采取不扩大方针，但是关东军占领了全满洲的主要部分，（日本）政府予以追认。”

事变发生后，日本当局完全清楚发动事件的元凶。之后若槻内阁召开阁僚紧急会议。会前，若槻首相特意询问陆相南次郎道：“关东军此次针对暴戾的支那军的行动，的确是为了自卫吗？你相信吗？”会议期间，外相币原喜重郎宣读了外务省获取的各种情报，“其情报多对陆军不利”。阁议最后确定了“维持现状，不扩大的方针”。

9月21日，中国政府代表向国联秘书长提交照会，请求国联“立即采取办法，使危害国际和平之局势不致扩大”。为此，芳泽谦吉在发给币原喜重郎的极密电报中不无忧虑地报告：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侵华的序幕，将千万中国人民卷入战争当中。中国学界的主流看法，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吞中国东北是有预谋的行动，是日本帝国主义实施大陆政策的关键步骤。六年后发动的七七事变，则是日本彻底落实大陆政策，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

日本关东军

日本侵占地图

日本学界也有“十五年战争说”，承认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之间的连续性和关联性。但是却对九一八事件后进行的所谓的“不扩大方针”大肆渲染，达到为日本政府侵华责任开脱的目的。

如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记述九一八事变：

2010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中的《日方报告书》，对九一八事变的记述是：

1931年9月18日，奉天郊外的柳条湖满铁线路被爆破，是以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与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为首的谋略……他们在满洲的武力发动，也展开了反政府及陆军指导部基本方针的行动”，“9月19日，若槻礼次郎内阁决定了不扩大方针，但陆军指导部容忍关东军的行动，要求政府对朝鲜驻军的越境，不视为违背不扩大方针”。

日本主流史学界对九一八事变的记述往往与上述套路类同。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部分军官的擅自行动，而日本政府采取了不扩大方针，之后日本政府因形势变化追认、承认伪满洲国。

而对六年后的七七事变，几乎也是同样的叙述模式，“不明枪声”引发驻华北日军发动武力，政府及军部采取不扩大方针，引形势失控“迫不得已”政府决定出兵，最终走向战争。

日军进攻沈阳

九一八事变虽已过去80年，但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据《读卖新闻》2005年民意调查，日本国内承认对外发动的所有战争属于侵略战争的为34.2％，另有33.9％的人认为对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但对美国的战争不是侵略战争。

日本民众如此畸形地看待历史，日本部分学术研究的影响“至关重要”。没有战争反省意识的日本政界及右翼团体在幕后推波助澜，以及媒体、文化、教育各界潜移默化论述，日本民众的注意力被引入日本“并非好战”、“没有领土要求”、“”除了战争，没有其他任何出路”的狭隘观念。

日本侵华时期的妇人会，自愿为伤残士兵

这为彻底撇清日本的战争责任，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埋下了难以消除的阴影。根据历史的微观考证，九一八事变确实是石原、板垣等关东军幕僚军官首谋发动，日本政府最初确实出台了“不扩大方针”。

关东军占领沈阳

“如果理事会依据（盟约）第11条采取的措施有效……我方不仅无法阻止其通过，而且如若不服从其裁决，将依据第16条规定予以制裁……或许有的国家与我断交……将使我之立场愈发困难，军事占领长期持续的结果，不仅难以达到增加权益之目的，相反有招来削减之虞，诚希望尽早收拾时局。”

日本内阁

从当时的日本外交和政府来看，的确有意不扩大方针，但是彼时日本政府已经无力约束军部和驻外部队了，更由于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在国会上公然提出“满蒙生命线论”他说：

满蒙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存亡问题，是我国民的生命线，无论在国防上、经济上均是如此”

维护和扩大“满蒙权益”不仅是实施大陆政策的重要链条，更是日本决策层最终压倒一切的战略性抉择。正因为“满蒙因素”所致，早在1925年11月奉军大将郭松龄倒戈，兵逼奉天时，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立即电请政府出兵援张，关东军随即出兵挡住郭军锋芒，救了张作霖，目的自然是为了扶持亲日的奉系军阀，维护和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

张作霖与日本人协商

所以随后日本政府、军部、外交机构、财阀，乃至昭和天皇均旗帜鲜明地支持驻外军队的侵略行为，甚至不惜冲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最后退出国联，承认伪满洲国，从而揭开十五年战争的序幕。

溥仪主持伪满洲

换言之，正是九一八事变，迅速统一了日本朝野上下先吞并中国东北，再染指华北，最后侵略中国大陆的基本国策。至于日本学术界鼓吹的“不扩大方针”只是为他们当年的罪行逃脱责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