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大军气势汹汹杀过来，被中原军队杀得大败，败军还被村民狂虐

后唐大军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年）十一月，在契丹帝国内部郁郁不得志的东丹王耶律倍浮海适唐，也就是流亡后唐。后唐与契丹不能用绝对对立的敌国关系来界定，也算不上什么亲善友邻，只能说是和战兼有的战略对手。在明宗李嗣源在位期间，后唐与契丹之间大体是维持了和平关系，双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也是一直正常发展。

在辽太宗耶律德光继位初期，后唐与契丹两国关系还是以和平交往为主。后唐明宗听闻太宗继位后，立即“宣飞胜指挥使安念德使于契丹，赐契丹王锦、绩、罗三百五十匹，金花银器五百两，宝装酒器一副。其母绣被一张，宝装缨络一副。”

和平的维持并不说明他们没有灭掉对方的雄心，只是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四月，后唐北面副招讨、宋州节度使王晏球向朝廷告发定州节度使王都谋反。明宗李嗣源得知后，立即下诏削夺王都官爵并发兵攻打定州。为抵御明宗大军，王都决定求援于契丹。

定州事变对于辽太宗耶律德光而言是一次绝好的南进机会，他接到王都求援后即“命奚秃里铁剌往救之”。后唐军队主将王晏球在契丹出兵前抢先占领了定州北关城，当得契丹援军从西南趋向定州的消息，王晏球退到曲阳。

李嗣源

曲阳位于定州城西北方向，契丹军队没有选择直接攻击曲阳，而是绕道南进汇合定州守军夜袭曲阳正南方的新乐城，击败了后唐新乐守军朱建丰部，才掉头北上攻打王晏球部。契丹兵马在曲阳嘉山下与后唐军队相遇，后唐军队“骑兵先进，奋挝挥剑，直冲其阵，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过半”。在后唐军队的猛烈打击下，奚部铁剌与王都率残余兵败退回定州。

王晏球在给明宗的战报中写道“今月二十一日，大破定州贼军及契丹于曲阳，斩获数千人”，王晏球乘胜进军，占领定州西关城，由于“定州城坚，不可攻，晏球增修西关城以为行府，使三州民输税供军食而守之”。虽未立即攻下，但是后唐军队已经完成了对定州城的包围。

定州被围后，奚部铁剌深陷城中，契丹援助王都未成，援军却陷入危境。为解定州之围，耶律德光决定挥师南下。天成三年(928年)七月，辽太宗令惕隐涅里衮和都统查刺带领七千兵马南下援救定州。

耶律德光

契丹铁骑气势汹汹而来，没想到遭遇王晏球的后唐大军之后，却大败一场，向北遁逃。后唐军队则“追至易州。时久雨水涨，契丹为唐所俘斩及陷溺死者，不可胜数”。一路败退的契丹军到达幽州时，又被后唐卢龙节度使赵德钧痛击，唐军“于府西邀杀契丹败党数千人，生擒首领惕隐等五十余人”。

这还不算最惨，后唐大军袭杀契丹败军，赶上秋雨大作，“泥泞莫进，人饥马乏”，契丹溃兵逃至周围村落，又被“所在村民持白梃殴杀”。几轮下来，耶律德光派出的七千契丹兵马损失殆尽。这场惨败狠狠挫败了契丹南进的意图，“自是契丹沮气，不敢轻犯塞”。

后唐与契丹河北大战之后，彻底断了王都的念想，定州成为孤城。后唐天成四年(929年)二月，后唐军队攻破定州城，王都及其家眷都自焚而死。契丹派出的援军首领奚部秃里铁剌被后唐军生擒并送往京师斩首。

定州城破的消息传到契丹，耶律德光甚为恼火，很是后悔出兵南下，“上以出师非时，甚悔之，厚赐战殁将校之家”。自此因王都反叛而引发的辽太宗首次南下以辽朝军队的失败而结束，辽军损失万余兵马并五十余名将领却未能占领定州。

契丹大军

定州之战对于后唐而言，不仅稳定了河北腹地，也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幽州地区的局势。五代名臣冯道在《上唐明宗徽号册》中写道：“北讨而王都歼，破契丹而燕赵无虞，控灵武而瓜沙并复”，虽是马屁，但也的确如此！

定州之战后，契丹与后唐恢复到和平往来的关系模式中去。当然，双方也都在等待机会。耶律倍来奔，对于后唐而言是一次可以利用的战略机会。后唐之所以接纳耶律倍还给以他优待实际上是看中了他的皇太子身份。

后唐希望通过炒作耶律倍皇储身份，突显出耶律德光僭越继位的不合理，希望借耶律倍皇太子身份的影响力，挑起契丹内部的斗争，好坐收渔翁之利。据《旧五代史》记载，“辛亥，幸怀州。召吏部侍郎龙敏访以机事，敏劝帝立东丹王赞华(耶律倍)为契丹主，以兵援送入蕃，则契丹主有后顾之患，不能久驻汉地矣。帝深以为然。”

幽州地区

李嗣源的意图是扶持一个耶律倍的契丹傀儡政权，用以掣肘耶律德光，以此来解决契丹对后唐的威胁。后唐收纳耶律倍的目的就是为了分化契丹统治阶层的势力，以期挑起契丹内部的混乱。但是，耶律倍在契丹和东丹国的势力早已被耶律德光和述律后清洗干净，后唐的以夷制夷战略没有实现的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