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封关于诗歌的书信开始（下）| 张玞

　　骆一禾纪念专辑

　　2019年是骆一禾去世30周年纪念，《今天》121期为诗人策划了“骆一禾纪念专辑”，收录陈东东、昌耀、于坚、袁安、张玞、林贤治、朱正琳等诗人、作家纪念文章多篇。通过纪念为诗歌招魂，以重新审视的目光，辨认那已然诞生的“人与方向”。“今天文学”公众号将分期编发专辑文章，走近骆一禾“诗歌的未竟之地”。

　　接下来是他上班我上学的日子，也就是1983到1984这两年，那是我们通信最多的日子。为了不影响工作和学业，我和一禾约定一两周见一次面。对初恋的人来说，两次见面之间真有无尽的相思之苦，除了每天在楼道里排队打个电话便是写信，好像是每天一封的节奏，写两封也是有的。这种约定也未必能全部坚守，但坚持约定是我的自律。跟一禾相处在学识上的差距，需要更勤奋地读书来弥补，差不多他一毕业，我便下决心考研，后来一直读到博士，都是这种动力在里面。一心要做谢冕老师的研究生也是因为谢老师是新诗评论大家、诗坛领袖，感觉我能从事新诗研究，是可以跟一禾成为“贤伉俪”之类的搭档的。没有课的日子，我便早早地到图书馆占座读书，三教开放之后有了晚自习，我也常常在那里待到一两点。日记也没时间写了，晚上上床前的时间都用来写信。由是，我很早就开始用效率手册这样的东西记事，直到考上博士。我每次翻这些手册，都得意于自己基本保持着一周读三本书的节奏！当然，这是囫囵吞枣式的学习。

　　那些年工作还是国家分配，各行各业都急需大学生人才，早毕业的同学得到了好岗位，但我一直乐于留在学校，也是性情使然。学生生活简单好玩嘛，读书对我从来不是苦差，考试也吓不倒我，在这方面我是属于既聪明又有考运的那种人。我一直觉得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很快乐的事，所以，选修课及写专题论文最得我重视，也常能得到老师的夸奖。在师兄们走了之后，我便把旺盛的社交精力全都投入到食堂舞会上去了，除了传统的交谊舞，我还去学新起的迪斯科以及国标舞，以致到大四混进了北大艺术团成了“专业人士”。这期间我又结交了很多不同系的朋友，多数是师弟师妹，俨然有点大姐大的意思了。

　　这些密集的信，基本可以呈现那两年我们爱情生活，需要我补充讲述的不多。第一件重要的是1984年的春天，向东带着女朋友关佩来北京玩，被旺子安排在他中关村的单身小屋。那时，我们班正要去郊区植树，我可舍不得为了这事不见一禾最好的朋友，于是旺子就想办法给我搞了一个病假条。当然，这件事后来败露，我受了班主任老师的批评。可我一点也不在乎，因为在那三天独宿的机会里，一禾和我终于偷尝了禁果。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为此而感谢向东的到来，他甚至带给我香港出版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一本当时很有性禁忌意味的书。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在长城上给了我一个下马威，狠狠地用脚绊了我一跤，痛得我当场哭起来，更把她的女朋友扔给我，单独跟男生们聚会。我便教唆关佩喝酒，我发现她还挺有潜力。半年后他又来京一次，是因为要去日本留学特地跟朋友告别，醉得十分惨烈。

　　那时小宇也有女朋友了，是北航的女生褚雪清，来自安微。其实海边回来，我便觉得小宇确实该有个女朋友，曾经试图介绍师妹给他，这类乱点鸳鸯谱的事儿我给一禾的同班好友老熊也干过，貌似颇得老赵真传，但比他还不得要领，毫无结果。一禾和小宇一起分配到《十月》编辑部没多久，小宇约我俩到他家吃饭，理由在一禾看来有些神秘，为此还专门到学校里给我留信通知我。那天他就把雪清介绍给了我们，介绍得极其含糊，这就是我那个……那个……咳，你明白吧？咹？吃了一晚上，我也没明白这个女孩是从哪儿蹦出来的，完全地欠交代。以致回家的路上我愤愤地对一禾说，凭什么他约会，我给做饭啊？以后好几次他的约会还是这样，冬天他计划给女朋友买双冰鞋，竟然让我列入一禾的预算计划，搞得我很长时间对雪清无感，直到她到北大来找我玩，我才接受了她这个朋友。几年后她也跟向东去了日本，而分手的最初矛盾起源于小宇不肯结婚，到最后他也没结婚。

　　毕业之后，老赵的日子是最不如意的，高检是他的选择，但实际去了又很不习惯那套体制，跟女朋友又长期两地分居，心情的低落可想而知。毕业后我跟一禾和他的朋友们大致还能以中关村为中心时常聚会，因为有旺子小屋和小宇北航的家，我跟陶宁成了闺蜜，住前后楼，石冰和一禾这俩同班兄弟搞得也跟连襟似的，常常能碰在一起。可是老赵在王府井离得远，国胜在八一厂也离得远。

　　到了1985年6月我生日前后，我花了几天时间不眠不休地誊抄完了关于曹禺的话剧《雷雨》的毕业论文交给了导师，而考研的事情也已落定。谢先生那年不招生，我便照顾了一下自己的戏剧爱好，考了陆颖华先生，专业方向是当代戏剧，所以很有些大功告成的感觉。那个夏天便常常跟闺蜜、同级经济系的雷音等一干文学好友去颐和园后湖游泳，一禾也来参加过一次，他提到了老赵的低落，说老朱也知，过两天准备叫仕仁一起去怀柔水库玩。

　　一禾从怀柔回来，正好赶上我们同屋几个一起去看电影，他也就跟着去了。我们看的是滕文骥拍的电影《海滩》，其中有一个傻孩子落海的情节，一禾默默地流出了眼泪，而我专心看电影竟然没觉察。走回宿舍楼，他拉着我没让进去，难过地告诉我老赵没了。说什么呢？我完全不能相信！

　　事情大致是这样，老赵不会游泳，一直是抱个游泳圈在水库里泡着。另外两个女生也下了水，合用着一个游泳圈，一个想往中间游，另一个却不敢了。老赵就把自己的游泳圈给了她，自己朝岸边扑腾过去，也许他觉得这不过是很近的距离，可是没到岸边他就下沉了。当时老朱跟一禾在岸边聊天，看到了老赵的扑腾，冲下去想拉他一把，没拉到。接着所有会水的人都跳下去找他，却一无所获，谁也不知道岸边有一道几十米的深沟。直到潜水员来了，才把老赵的尸体捞了起来。

　　我嚎啕大哭，就站在路边，不管不顾。他是我和一禾幸福的连接者，此生最为感恩的朋友，可他竟然如此年轻、如此轻易地就没了？！前两天我还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同他说笑呢；而一禾也记得他赶到老赵住处跟他一起去怀柔，老赵给他煮了一碗方便面，还非要给他加上橙汁增加维生素。接下来的一周，一禾和老朱奔波于北京和怀柔之间接待他的家人和几乎疯了的建桦，料理后事。老赵遗体告别那天，我去一禾家，发现他因为牙床肿痛已经几天吃不下东西，喉咙也变得嘶哑。我心疼地抱住他，他也紧紧地搂着我，说我们要好好地活下去！八宝山火化厅里，我们几个亲近的朋友一起最后陪伴着已经被放在传送带上的老赵，看到建桦用手绢擦着他耳后的血渍，我又一次哭出声来：我不敢碰你，原谅我，老赵。

　　之后，情形也不大好的一禾坚持要送建桦回大庆，她已毕业分配到那里工作。路上，一禾翻看了朋友的日记，他感到自己的朋友毕业后不仅鲜有快乐，更渐渐失去了思想和阅读，以前的老赵是一个多么爱谈思想的人哪！那是没过三两句便要单刀直入地挑起一个重大话题的人。而最让他感到痛惜的是，从日记上他分明地感到老赵一直是个处男！即使是跟女友过夜，他也克制了自己的青春冲动。

　　七月末的最后一天，一禾和旺子几个朋友把仕仁的部分骨灰埋在了未名湖畔湖中心岛一个向阳的坡面上。一年后一禾两首题为《黄昏》的诗都是祭献给他的，仕仁就是他黄昏时的忧伤呀，而他在《美神》诗论中提到这位故友，是他曾经鲜活的青春融入了他的诗歌血液。老赵于我一直是大哥一样的存在，他不是个会开玩笑的人，他的政治思想我委实也不大懂，除了是个笑眯眯的人儿，我想不起他更多的细节。唯一不忘的印象就是在37楼，当我和一禾抱在一起喃喃私语的时候，他可以安之若素地坐在对面桌前看书，这是一个我们初恋的守护者吧？他在给我的贺年卡里写道：我知道，点爆竹时你不会捂着耳朵，你是个大胆的女孩。我相信，你要比那些胆小的女孩有更多的福气和快乐。

　　一禾早期的诗歌跟青春与友谊密切相关，是因为他有这样一些感情至深、默契共鸣的朋友。他很在意朋友，也很在意他们的感情归属，在我的印象中，旺子和小陈儿的分分合合，老熊的两次恋爱，大哥郑生与小雪的婚姻波折，向东和关佩究竟能不能撑住去国离别，石冰能否懂得陶宁的诗心，都是他关心的话题。随着老赵的去世，一禾开始有意跟小宇疏远，因为他知道了小宇跟晓霖早有私情，痛切地感到了朋友间的背叛与欺骗。一禾以为老赵情感生活的不如意和不能满足，与晓霖分手而招致的朋友指责是原因之一；他曾经是这些朋友中的一个，而对老赵早已被背叛的觉察，无论如何是让一禾对他的死感受更为痛切。但这仅仅是当时的一种情绪，感情之事有时候确不能与外人道，他只是伤了心；真正疏远乃是后来实际上的分道扬镳，小宇很早就想离开《十月》，他觉得做个文字编辑没啥意思，他要做生意干大事儿。

　　1985年考研前后，我们俩的书信开始稀疏，原因之一是一禾家搬到皂君庙了，离北大也只有二十分钟的自行车程。所以，任何时候，只要我想他、只需行动。二是，我毫无风险地考上了研究生，叫我爹妈的担心变得乌有，我说了我不会影响学习，只会更上进的嘛！再就是不需要更多的上课时间了，连关宿舍门这事儿也木有了，自然，我夜不入宿的事常有发生。一禾爹妈早已敦促我俩结婚，我做的菜他们喜欢吃，仅这一项足以使他们宽容我的夜入昼出，再也不搭个行军床扔饭厅里了。

　　此后的通信只是在旅行的暂别时。1984年夏天我借采风实习之机到南方整整玩了一个多月，同年的10月一禾也借开笔会之机上了一次黄山；1985年的4月和10月他先后去云南和四川开会组稿，去的地方都有一定的风险，但四川那次他因喝酒而感冒，身体很难受。1986和1988年的暑假我随北大艺术团去长春、大连劳军和巡演；1986年8月两人一起去西安，半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华山的庙里他抽到一支“亢龙有悔”的签；1987年8月两人重游北戴河，看到了十分壮丽的日出与日落；1988年8月原本准备跟一禾一起去西藏，最后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行，他为了那次旅行还放弃了参加青春诗会，并把《西藏文学》上发表的评昌耀诗歌的文章也署上了我的名字。

　　我跟一禾的祖籍都在江浙一带，所以1984年的江南游有点像认祖归宗，见了很多老家的亲戚，西安则是我的出生地，那里有很多当年父母的老同事。我带一禾去看我小时候生长的地方，他对那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感情，当以前的叔叔阿姨们提到我的哥哥时，只有一禾意识到我声音的颤动眼泪在眼睛里打转，悄悄地在身后搂住了我的腰。我有个比我大五岁的哥哥是家里的长子，当年父母工作忙，便把他寄养在乡下的姑妈家，一时没看住，不幸淹死在河里。这好像是我与生俱来的忧伤，某种宿命的起点，因为那时我已经在娘肚子里好几个月了。一禾在我的信里读到这段往事，曾经忍不住哭了一场，唉，他有多么爱我，那么地珍惜我，我的一举一动总是牵动他的心。他比我更知道我，我其实是不能离开他的，我们的两人世界没有距离，离开他就像是离开我自己。

　　在他面前，我没有任何秘密，身体和灵魂都袒露给他。看那些信就知道我有多絮叨，喜欢把周围发生的一切讲给他听，终极的一句话就是：哎一禾，我就是有了另外的男朋友也会告诉你吧？但这好不好呢？我想我的确把跟朋友之间不如意和引起的情绪波动一股脑地倾泻给他了！看一禾给我的信，除了诉说强烈的思念，就是交流学习和思想，但个性差异的冲突和调谐也是其中一个复调吧？说到爱情，再美好的故事也不会缺少痛苦，也是这份痛苦让感情变得沉甸甸的。

　　很明显，在一禾和他朋友们毕业之后，我开始结交自己的朋友，大多都是在舞会上。我那时酷爱跳舞，即便是考研期间也没断，以致好朋友见了我都会疑问，您这样是要考研究生么？当然要考了，我完了再去上夜自习呗。最初也没什么，因为我们共同在校的时候，一禾不会跳舞所以也从来不跟我去舞会。可是有人给一禾写匿名信了，这个人到底是谁，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一禾把信撕了，觉得没必要听这种闲话，但我从此便有些心虚，觉得有点损坏名声，每去舞会后抱歉，对不起我又去了。一禾发怒了，他自始至终没有要阻止我的爱好的意思，甚至他是喜欢看我跳舞的，他为我写过《舞族》。后来我还是决定教他跳舞，为了我的缘故他也学了，但终究我们俩一同出现在舞会上的情形很少。随着我成了舞蹈队的一员，跳舞的兴趣得到足够的满足，便很少去舞会上出风头招人恨了，匿名信的事也再没有出现。

　　我在学校里的聚会从来不放弃请我的男朋友出场，我希望一禾与他们也能成为朋友，或许是他们与我相处的方式更容易些，而一禾是完全不一样的，别扭也是有的，我俩会为此不快。其实，从一开始打我周围的闺蜜们起，就有我俩不般配的声音，不过是印证了我俩看上去个性迥异。一禾是个安静的孩子，没有合适的话题，他或许不会开口，而我却是一个不安分的、喜欢挑战的，也是一个被他骄纵得很任性的孩子。但倘若一禾爆烈起来，也是很吓人的。那次去西安华清池，回来的时候，因为占座的问题，我跟一个野蛮的男人吵了起来，一禾冲上去就要跟人打架，最终被表哥表嫂劝下。回到住处，一禾愤愤地跟我说，以后出来旅行一定要带把刀子！在他那文弱书生的身体里，始终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他不喜欢被人看成是书生，在喝酒和身体不好的时候总是过分逞强，我少不得母鸡般地呵护他，让他吝惜自己。我们没少吵架，但总是很快和解。最逗的是，有时吵着吵着，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俩在吵架，气就弱了，最后一同笑出声来。更多的时候，彼此之间的一个眼神，就看出冷和隔来了，马上就会走近些，用拥抱来缓解，你怎么能让爱你的人背转身去呢，我们之间永远应该是没有距离的。

　　我们的爱情有幼稚笨拙的时候，但从来不是简单的，这可能是因为我那开放型的社交人设，也有一禾自己常说的那些不为人理解的古怪心情，我会觉得累，他也会叹息不易，但恋爱的七年之中，我们还是能够自许我们的感情不仅没有退化且在日益加深。因为我们一直很认真，从不回避矛盾和缺点，我们会向对方讨论和检讨自己何以如此说，有时也到了情理乱缠的程度，可也于此中成长，更加理解对方。比如，我们会认真讨论花钱的问题，是否出国的问题，是否会爱上别人的问题，甚至，我们说到过死亡。

　　当我喜欢上某个男孩的时候，我会问一禾万一我爱上他怎么办？他说这辈子我会允许你爱三次。为啥呀？不可能没人爱你，没人爱的女孩我也不要，人这一辈子感情经历丰富，总归是好的。那你怎么办？也许会很痛苦地看着你，但我有信心再次去争取你的爱，即使有一个加强班排在你身后，我排在最后，最终你也会看上我。这样胸怀的男人，我是再没有见到过的。拥有了这个男人，我好像就是拥有了世界；对他来说，拥有我，就是拥有生活，这是他常说离不开我的原因。老朱说起男子和女子的不同，经常说男子是要真实的生活历练才能成长，他要一步步去走才能领悟人生，而女子却可以因为一个男人而飞跃的。这话不知道是否算是大男子主义的一种，但我确是真心赞同的，因为和一禾的这段感情，让我成长让我更人性。

　　有一度，我大学时代的闺蜜都去了美国，雷音、小黎、勤儿、陶宁等等，我也难免动心，想考托福出国。虽然学习英文对一禾也是紧迫的日程，但这件事是我俩唯一没能讲通的事情，一禾从未答应跟我一起出国，理由是执拗的：一个诗人怎么能离开自己的母语土壤、他的根呢？我辩不过他，就不能不想，我究竟要让他等我多久？好在我英语也没学成啥样，谢先生也招博士生了，我终究是健忘了出国的事。

　　再一次轻松考上博士，我终于得考虑婚姻的问题了。陶宁跟石冰结婚了，旺子都让小陈怀孕了呀，等博士毕业我们就已经恋爱的时间太长了，六年了哎。之前也不是没有挣扎的，这倒并非因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老话，我记得当时问一禾，为什么我俩不能像萨特和波伏娃那样度过一生呢？没有婚姻我们不是更为超凡脱俗么？一禾又一次苦笑着没能答应我，大致是说爹妈那边会很难过关吧。

　　结婚是让我有点发憷的，那时候，我想起了我的朋友雷音说的一句话，结婚是告诉所有人，我们现在上床是合法的。更何况，结婚是一大堆琐事，连婚前检查这件事都搞得我俩神经兮兮，婚后怎么住也是一个问题，我委实不希望马上成为一个儿媳妇，接着布置新房也几乎都是我一个人来。所以，我很有些发火，一禾的最后一封信就是说这些。那时，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写信了。这封信让我心服口服与他结伴终身，很多年以来，这封信是我最常看的，每看总是泪流满面。记得当时眼泪汪汪地问他，你以后还会给我写信么？写，他说答应你每个结婚日都给你写一封。

　　我们终于简单而快乐地结婚了，我是说我们骑车去了登记处，两家人一起吃了顿饭，仅仅是两个人都买了挺贵的西服。此后半年，朋友们争相来参观我们的小日子，那阵子好像我们每周末都在请客，以致月初就剩下五块钱的事时有发生，而我终于也知道，朋友们是艳羡我们俩的。1989年新年，一禾给我的贺卡上写着：

　　呈现给玞子女王陛下——美丽女仙，黄金女子，光着光明的疯女儿

　　不瘦的健美爱好者，不胖的专业苗条者

　　幸福家庭的发动机，聚会的放火者和热烈者

　　布匹的磨损专家

　　学习的漫游女士：绿野仙踪

　　空气炒螃蟹、虾仁炖月亮、竹笋焖云彩的烹调家

　　直觉主义的美人，本本主义的妻子

　　怕发胖的著名唠叨学士，骑大马的硕士，诗人保佑的博士

　　______________明天早上我们会从哪一只鞋子里醒来？

　　1986、1987、1988这三年，一禾抒情诗的创作越来越多，发表得也不少，加上他《十月之诗》办得令人瞩目，推出了朋友海子、西川在内的许多重要的诗人，应该说在当代诗坛也有了独立的名声。1986年初一禾家搬到皂君庙，离海子工作的政法学院很近，好像当时西川的女友也在同校工作，他们三个应该是时有聚集的，海子的同事们大约也见过他的这两位诗友。他们都致力于浪漫的、气质高贵的、带有歌唱性质的抒情诗，与当时诗坛正在兴起的所谓第三代诗人更加口语化、都市化的趋势很不一样，他们并未去追随诗歌潮流，而是继续着他们在大学里讨论的诗歌目标，力图在一个更辽阔的文化文明背景里去从事诗歌的行动，那几年你能看到他们的诗都越写越长了。这种广阔而富于雄心的诗歌规划，一开始就是以一禾为主导的。在老朱引导下，他看到了文明的尽头，汉语新诗必须在传统与世界隔断之后重建一个创造的背景，整合与飞跃在他看来必不可少，就是我等朋友的目标。我考博士之前，他对世界诗歌的谱系与演化已经有完整的思考与勾连，曾经专门画了一张繁复而精密的图表为我复习。不过，当1987年9月，一禾接过海子交给他的一份油印的《诗学大纲》和长诗《土地》时，还是明白自己接到了一种挑战。海子的第一部长诗已经完成，而一禾仅三百多行的《舞族》那时辗转几家皆因篇幅过长而不能发表，仅此一事便可知《十月》给实验诗歌提供的空间有多重要。好在次年《花城》也紧随上来开始刊登大型诗歌，年轻的诗歌编辑袁安最终编发了《舞族》。

　　骆一禾一方面开始审视和批判海子的诗学大纲，一面也开始构思自己的长诗《千条火焰》，这个题目来自仕仁的葬礼所见。1988年元旦伊始，他也开始长诗的奋进，一年之内就完成了四稿，改名为《大海》。而海子则带着他的油印稿开始“游诗”，春天去了四川，夏天又参加了幸存者俱乐部，可是不太有人理解他的长诗行为，面对批判他又是拙于言辞很难抗辩的吧，于是跑到一禾那里痛哭了一场。一禾也没说太多，坐在那里朗诵他的诗，长达三个小时，只说，这诗多好啊！我记得那天海子离开之前我是到了一禾家的，他二人相对而坐的场景一直留有印象。尽管一禾对这种混诗歌江湖的事儿不以为然，但面对海子所遭受的打击，还是予以兄弟的激励。大多数时候，他是兢兢业业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常常给作者写很长详的信去分析和指出他们作品的优势与缺憾，很多人都记得并感怀他的激励，能具有这种高度、视野和耐心编辑是罕见的。可是直到他离去，还是个助理编辑。有时候，他回忆起自己在人际中遭遇的不公，总是跟我说行善在这个世界上是一种冒险。

　　1988年海子搬到昌平去住，一禾和西川时而去看望，聊他们的大诗。有两次带我前往，海子的宿舍四平落地，环堵萧然，厨房材料的匮乏常常使我感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禾给我最后一张便信，也是告我他要去昌平看他，就在我俩结婚之前。第二年的春天，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的消息是一禾电话告诉我的，惊得也不知说什么了。海子在遗书里写道：请将我的全部诗稿留给《十月》编辑部骆一禾处理。一禾西川与海子家人和同事料理后事，然后马不停蹄地连续在各高校做讲演，为海子募捐，我记得我同班男生邓映如在人大听了他的讲演，回来惊奇地说，你男朋友太能讲了！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没用任何稿子，其中的引用全是背出来的。我只参加了在北大28楼前的纪念活动，结束后他就跟当时正在北大作家班学习的女诗人阎月君商量——她当时正在为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编一套“世纪末诗丛”——请她征询出版社意见，能否加入海子的诗。

　　今天的人很难想象一禾为海子的自杀所承担的压力，自然，诗歌兄弟的离去让他悲伤，但对一个诗人而言比死亡更甚的，是他诗歌的死亡，被人遗忘。在此之前，一禾已然顾虑到海子的诗歌处境，极力为他出头，《十月之诗》发海子的作品是次数最多的，甚至1989年第一、二期还连续刊登了他的诗剧，对海子的支持和激励莫此为甚。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禾除了讲演，还大量地给诗坛的朋友们写长信去谈海子，并迅速整理和批阅了海子的全部诗稿，写了《冲击极限》《我考虑真正的史诗》《海子生涯》三个重要的纪念文章。关于海子的死有各种传言，多年后，西川专门就此事写过一篇、在我看来非常必要的文章，厘清各种传言。对此，一禾早有预感，他在日记里写到：海子。我的傻弟弟！你死后还有多少人要贬低你呀！正因如此，一禾便一力要将海子树为“诗歌烈士”，与世界诗歌中一流的浪漫主义短命天才并列，并将他的短命具体定义为“激情的写作方式与宏大构思之间酝酿的根本悲剧。”

　　他就这样在悲痛和激昂的亢奋中不眠不休地写着海子，我回家，看到他长时间不吃不喝，真是心疼万分。他头痛，嗓子干裂，可仍旧拼命工作，海子的死比仕仁的死对他的折磨更长久。要知道，最后两年，一禾自己也处在一个爆发和挺进的状态，写作十分密集。《大海》已经写到第五稿，还写了若干诗学长文。3月，他刚把自己之前写的20首诗熔铸成《世界的血》这首长诗准备交春风文艺社出版，这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将要出版自己的诗集。但因为出版社不能答应多一本，他便决定放弃自己的机会，出版海子的《土地》。我记得他在灯下为《土地》写序的背影，而我在他身后，躲在被子里暗自落泪，因为我毕竟是个自私的老婆。他觉察到了，坐到床边用力地抱着我，“我们要好好活下去，这样还会有机会。”可是，还未交付手稿，他便撒手人寰了。

　　他走以后，我重新跟春风文艺出版社商议，将《世界的血》和《土地》一并出了。此事能成，也要感谢我的父亲，他用自己在出版社的资源在北京出资印刷了这两本诗集。此事完成，我便把海子的全部手稿转交给了西川。这或许是该抱歉的，但我不觉得自己懂得怎么去编海子。聊以自慰的是，1997年我终于联系上出版社编辑了一禾诗全编时，西川编辑的海子诗全编也一起出版了。

　　海子有一禾这样的朋友是幸运的，但他的死对一禾未免绝情。背负起海子的诗歌生命是一种沉重的责任，一禾引导海子走上长诗的道路，也一路扶持推举着他的事业，是最懂他的一个；当他走在了一禾的前面转而向他的诗兄挑战的时候，一禾便也接受了兄弟的挑战奋力向前，最后一年写的《大海》曾经长达七千行，而他写了五遍，这是倍于《土地》的数量与体积！而且完全是打碎了之前的所有诗歌材料和抒情方式而重铸的。海子的死不能不说给了一禾迎面重重的一击，在这浩瀚修远的诗歌之路上，他的孤单与骨寒当是天地可鉴。有一夜，他如此仇恨上帝，对我说，我觉得它杀死了我的儿子。这话我铭心刻骨！一禾诗里说：长诗于人间并不亲切，却是精神所有、命运所占据。

　　我始终认为海子死后成名，跟其死亡事件有关，也跟一禾抵命弘扬他的诗歌生命有关，包括对他对海子的基本论定。可是，难道他说的不是自己么？他不也是这样地在冲击极限吗？他不也是在燃烧着自己的生命么？他是如此地感同身受，他是真正倒在路上的。甚至我也可以说，他早已预见了自己的命运，他在《大海》里已经经历了一切的死亡。而他从不忘跟朋友们说，活着，便是要拼，要轰轰烈烈地一场。

　　他好像就是那样慷慨激昂地离去的，1989年5月13日的深夜，从广场疾驰而去的救护车上，他半闭着眼睛，双手挥动，似在昏迷中讲演，语言和鲜血沸腾着冲击他的大脑。这一幕是如此惊心动魄，及至他被送进急救室，我便吐出了五脏六腑。

　　一个刚写完《世界之血》的诗人死于脑溢血是一种怎样的迹象？那个叫做“脑血管畸形”的杀手总是在伺机年轻的激动的诗人，它在出生之际就被置入了诗人的头颅，这就是宿命的烙印么？我不知道一禾在医院里昏迷的十八天经历了怎样的惊涛洪波及长涌赤潮？就像他在《大海》里描绘的一样。我只知道，就算是他的弥留是留给人世的告别，大夫也未曾允许我拉过他的手、哪怕一次！三十年来，这回忆好生残酷，等我可以触碰他时，他已经入骨冰寒。在医院的最后一晚我无论如何不能入睡，因为只要一躺下去，就仿佛全身的骨头都要崩碎。

　　才一个多月的功夫，这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天翻地覆？那一年春天果真不祥，一禾说“这一年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西川在医院里拿着一禾最后的六首诗，《为了但丁》、《灿烂平息》、《白虎》、《壮烈风景》、《五月的鲜花》、《巴赫十二圣咏》，每一首每一首啊，他不禁喃喃地说，这诗歌真是太过凶险。

　　为什么我们总会说到死亡？比如1985年11月5号的信，还有他日记里记录的种种，以及他的诗歌中死亡的字眼好像上百次地出现。这也是我在这个爱情故事里，必须再三讲述三个好朋友的故事，必须再次经历爱与死的密切。我比旁人更相信西川所说的那个分工，在但丁的天堂、炼狱、地狱三个诗章中，海子是属于天堂的，而一禾舍我谁下的那个，只是苦了西川。我何尝没有直觉？但谁又会轻信命运？

　　记得我们初尝禁果，此后便忧虑怀孕，这个在信里是看得见的，一禾最怕，而我转念一想，人们不是说孩子是父母的延续，那么有了孩子，我们便是不会死的了。我的回答曾让他震动，把这句话直接地写进了《果树林》，那是他最早给我写的一组诗。但我真真的恐惧是有一日在家，做了一个白日梦，梦见孩子没了，我是一个没有孩子的女人，醒来跟他哭了很久。在他走后，我又一次迟来了红，好像是又一次证实了死亡是真实的。

　　我们最后一次做爱是在5月，我莫名其妙地哭了。正是在那几日，他对我说，你可以考虑出国学习。我不明白他为何此时可以放手，他说他总觉得中国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或将终结。

　　直到我和一禾家里的老人寿终之前，我一直不能接受的是，为何我总是要从年轻的生命去体验和领悟死亡。一禾去世后几个月，我回到了北大，那时总有人为一禾的缘故来看我。但有一个女孩让我印象很深，她是我同屋的朋友，我原本是不想跟她说一句话，但总归有一天躲不过，我便问，你干嘛非要认识我？她说，我觉得你是经历过死亡的人，因为我可能也要死了，我想从你这里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她是那么地直接，问得我肝颤，突然意识到我已经经历了几次夭折，然而，关于死亡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只是跟她做了朋友。她是沈阳人，叫刘莹，父母残疾有病，稍长大便开始了在医院伺候父母的青春，及至父母去后终于考上了研究生，却在体检时发现自己得了癌症，最终未能上过一天大学。1990年元旦后，她跟台湾女作家三毛相隔两天病逝，我知道，她仅有过初吻。她让我想起延娟和仕仁，一禾诗里说：来自大地的无辜，不能逃出命运。

　　2007年的春天，旺子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在一禾的墓地。他到哪儿做什么呢？我突然预感到是小宇出事了，果然如此，他就在那天的凌晨从自家的21层楼跃下。一禾的死，小宇是缺席的。一个月后他从南方归来，从海南还是香港？当他出现在月坛北街的马路对面时，我是真真切切地产生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我们再不能常见着，因为他经常不在北京。每次见面喝酒，他都要谈到一禾，据说他后来的同事们也是没有不知道他和一禾的故事的，有时候，他还想鼓动我们一起唱歌，但真是唱不起来了，以致我对他这种酒后车轱辘话也心生倦意。我容不得这种不停地说磨损了内心的真切，岁月其实已经很无情了。但想到他没有了一禾的日子，我深信他失去很多，或许比我更多。我们这些曾经想跟一禾一样，要做一个光荣的朋友的人，在失去了光荣的朋友之后，又失去了怎样的荣光啊？很多的朋友都不再写诗了，都老了。现在想想，那些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都到哪里去了？

　　我最后一次见小宇，是向东带孩子再次北上，我和旺子等人在我选择的一个叫做“去哪儿”的餐馆，他迟到了，以中年发福之后突然间消瘦的形容出现在大家面前，说他已经一周未曾饮食仅有喝酒，我坐在他身边无法忍受他腐味的呼吸。第二天通话我愤然发问，中国的头脑没了，良心没了，就剩个胃你也要把它吃坏么？他说你总是举枪瞄着我，但从不射击。我想文七九的同学们参加小宇的追悼会，不能不想到为什么先走的就是这仨呢？这是又一次让我相信宿命么？一禾写过这样的句子：只有后来人才知道，偶然和噩耗沿着性格织入宿命。

　　他走了，而我终将活下来，变得衰老，不再是他的女孩。我接受这一切，因为之前我们这样一起经历过年轻的死亡，这样说起过死亡，现在已是无法反驳。他不是也说吗？那些生活所给予你的，连命运也不能把它夺去。后来在墓地上，我用他《大海》里的诗句，刻下了这样的墓志铭：大地啊，你的儿子骨肉双寒，死亡也不是他的领地，愿他此去英武，愿他在这条大路上一路平安。

　　我知道，他还在天路上走着自己。

　　作者： 张玞，1963年生于西安，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91年获现代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到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书，1995年至2000年在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工作。2001年赴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做访问学者一年，回国后于若干民营制片企业工作，策划并制作电影。

　　题图：Girls at the birchtree and flock of sheep in the background，Paula Modersohn-Be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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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一禾（1961-1989）出生于北京，幼时随父母下放河南农村淮河平原，在那里接受启蒙教育。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83年开始发表诗作和诗论，1984年毕业，任北京《十月》杂志编辑，主持西南小说及诗歌专栏，两次获得优秀编辑奖。1988年参加《诗刊》举办的青春诗会。1989年5月14日凌晨因脑血管大面积出血，5月31日不治逝世。身后留下长诗《世界的血》和《大海》及大量短诗、诗论、论文等，整理出版的著作有诗集《世界的血》（1990，长春）、《骆一禾诗全编》（1997，上海）、《骆一禾的诗》（2011，北京）等。

　　* 简介摘编自陈东东

　　【骆一禾纪念专辑】

　　陈东东

　　昌耀

　　于坚

　　袁安

　　林贤治

　　朱正琳

　　张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