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项市民融合及国族建设的研究

查德·艾伦·戈德堡，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社会学系教授。

於红梅（译），上海政法学院上海纪录片学院副教授。

1918至1921年，威廉姆·托马斯（William Thomas）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合著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五卷本陆续出版。《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它提出了社会解体范式（social disorganization paradigm）。此后的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这一范式被芝加哥学派用以阐释一系列美国的都市社会问题。时至今日，它在美国社会学界有关犯罪和暴力的研究领域中仍然颇具影响（Faris，1967：87；Matthews，1977）。

社会解体范式以社会组织的原初群体（the primary group）为其论述起点。在这一视角下，如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所言，“行为准则，以及可依据是否遵从或违背这些准则予以衡量的行动，共同构成了……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s）”，“而体现在一个具体社会群体中各种制度的总和（totality），即为该群体的社会组织”（Thomas，Znaniecki，1918-21/1974：32-33）。托马斯曾写道，原初群体是“那些以亲缘、孤立，[以及]自愿持守特定观念系统的方式来确保其情感同一性的社群”（Thomas，1917/1966：168）。《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第一和第二卷考察了“农民原初群体的组织”，即家庭和社区，以及“在新的工业体系和涌入美国、德国的移民人群影响之下，这一组织系统的部分演化”（Thomas，Znaniecki，1918-21/1974：viii；Cooley，1909/1925）。

换言之，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将资本主义发展和移民看作是导致波兰农民原初群体解体的主要影响因素。该书的第三卷以一个波兰移民的自传为示例，呈现了与此相关但又有所区别的个人层面的解体（personal disorganization）现象，而第五卷则聚焦美国的波兰移民所经历的社会解体。

在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分析中，社会解体是过渡现象，至少可能如此；跟随它的很可能是个体重新被整合进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当中。这个重组的过程，他们指出，并不是“一再强化衰败中的[社会]组织，而是生产出新的行为模式和制度，以更好地适应该群体变化了的需求”（Thomas，Znaniecki，1918-21/1974：1130）。该书的第四卷将“波兰原初群体的解体、社会和政治的重组，以及农民社区的整合，置于理性合作的新基础之上”（Thomas，Znaniecki，1918-21/1974：viii）。

本文的目的是将社会解体范式置于历史的情境中，以探讨它赖以生存的历史基础是什么？正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指出的，社会理论通常采用二元对立的概念，而且这些理论上的二元论往往又以历史的对立冲突为基础。采用相似路径，本文也试图呈现，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如何通过援引波兰人和犹太人之间真实的或宣称的差异以阐明社会解体范式。他们对波兰人和犹太人之间所做的反复比较，构成了一个重要（尽管此后被遗忘）的历史情境，并为原初群体的组织、社会解体、社会重组或重建等理论观念提供了基础。本文通过三重比较以支持这一主旨。其中，文本性的比较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和《旧世界特质的移植》（Old World Traits Transplanted）这两本著作之间展开。在文本比较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比较了波兰和美国的社会解体现象。最后，本文聚焦在两个不同国家语境中的波兰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差异（Goldberg，2017：79-83，93-100）。

首先考察波兰的语境。需要重提的是，造成波兰农民解体的原因不仅包括移民进入新世界，而且还有欧洲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正是与后者相关联，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把波兰的犹太人描绘为社会解体的主要动因。犹太人向波兰农民引介了一个新的、异己的、具有个体主义精神气质的经济理性主义（economic rationalism），它与旧式家庭经济观念相抵触。两位作者进一步宣称，相较于波兰农民因其自身的移民所产生的社会解体，“更为深入”的解体来自于作为“陌生人”的“犹太商人”：他们“混居于当地居民当中，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不同习俗，”但却“从未被同化”。就犹太人而言，这往往是“由于种族的缘故”（Thomas，Znaniecki，1918-21/1974：1200；Simmel，1908/1971：143149）。不仅如此，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强调，作为经济个体主义的社会承载者（social carriers），犹太人不仅是波兰农民原初群体的解体者，而且还与农民合作机制形成抗衡。而这样的合作机制（Thomas，Znaniecki，1918-21/1974：369，428，1216-17，1409-10），在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看来，是波兰农民得以进行社会重组和重建的基础（Thomas，Znaniecki，1918-21/1974：1174，1400-1402，142324，1431，1442，1826-27）。

除了将犹太人描绘为经济个体主义的传播者之外，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也探寻了犹太人的影响所造成的另一种解体形式。他们写道，“在波兰农村的犹太商人通常也是无照经营的酒贩，发放高利贷的银行家，还常常是偷窃物品的收购者和（靠近边界的）违禁品盗卖者……”（Thomas，Znaniecki，1918-21/1974：1200-1201，1241-43）波兰贵族对犹太人的这些传统偏见，正是通过波兰贵族出身的兹纳涅茨基而渗入到《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当中。

犹太人被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看作是旧世界中对他人的解体者，却成为新世界里具有创造性重组潜力的典范。《旧世界特质的移植》一书显示了托马斯与帕克、米勒的合作研究所展开的相关分析（Park，Miller，1921；Bressler，1952b：563；Janowitz，1966：xxviii）。这是一项由卡内基公司资助的美国化研究项目（Americanization Studies project），它考察了美国当时三个最大的新移民群体：意大利人、波兰人以及犹太人。这三个新移民群体人数相当，在该书出版的1921年约为300-330万（Park，Miller，1921：225）。在作者们看来，这三个群体作为缩影，分别体现了移民进入美国都市文明这一转换过程的三个阶段。

意大利移民体现了转换的起始阶段。他们比“其他任何民族群体”都更顽强且持久地保留了以原初群体为组织的优点，他们的“家庭和社区生活”“充满亲情而且关系紧密”。这种生活纽带普遍地“非常强大，从而防止了第二代移民的疏懒丧志（de-moralization），而这样的疏懒丧志往往发生在波兰移民当中，在犹太移民当中也有所体现”（Park，Miller，1921：241）。

相较于其他两个群体，波兰移民更典型地体现了社会解体中的危机式转换阶段：在美国的波兰社区未能“提供不同形态的组织来帮助社区成员调整以适应复杂的美国生活”；他们忽视自己社区中疏懒丧志的成员，并把他们推托给了美国“慈善组织、法律援助协会和青少年法庭”；但在其他方面，波兰移民却又显得“没有什么意愿去参与美国的生活及其机构”（Park，Miller，1921：227-29，23234）。这一特征与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之前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中的评价相吻合，他们在书中指出，“相较而言，在美国波兰移民中，类似犹太人的慈善机构较为罕见”（Thomas，Znaniecki，1918-21/1974：1533-38）。

《旧世界特质的移植》的作者们认为，犹太移民经典显示了重建的第三个阶段：“远胜于其他移民群体，犹太人诉诸反思性的社会活动，以新的、自觉生成的组织弥补旧有形式，并自发地顺势再造”（Park，Miller，1921：235-36）。托马斯、帕克和米勒指出，纽约卡希拉犹太社区组织（the Jewish Kehillah）是这类反思性社会生成的范例。这一在1909到1922年间所做的尝试，为纽约大量犹太人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民主的社区结构（Park，Miller，1921：236；Goren，1970；Mendelsohn，1983：34-35）。这一社区建设致力于组织慈善活动和宗教事宜，提高犹太人的受教育水平，协调犹太人中员工及雇主之间的劳工纠纷，以及减少犹太犯罪率。《旧世界特质的移植》不仅凸显了犹太移民对人数众多并且（据说）极度无组织的人群展开社会重组所取得的进步，而且还表明，这样的成就是由他们自主获取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波兰农民在波兰本土的社会重组则主要依赖自上而下的方式，由局外人即波兰的“上层”来实现（Thomas，Znaniecki，1918-21/1974：1121-22，1215，1307）。不过同样显著的是，犹太人（在新世界）的这一社会重组的尝试，如同1918年之前波兰社会重组的“历史实验”一样，没有国家强制权力的介入（Thomas，Znaniecki，191821/1974：1306）。

与纽约卡希拉犹太社区组织相伴的是该市的意第绪语报，托马斯将其看作是创造性社会重组的另一重要标志。托马斯对《犹太前进日报》（the Forverts）尤其感兴趣。这份报纸的发行量位居当时纽约四家主要意第绪语日报之首，在该报的“宾特尔简报”（the Bintel Brief，即“信件集”[“pack of letters”]）这一栏目中，编辑以答复读者来信的方式提供信息、建议和帮助，而这些来信通常涉及的正是移民群体或他们的孩子如何调整以适应新世界的问题。在托马斯看来，“宾特尔简报”不仅为个人提供了情境定义（definitions of situations），而且动员舆论将之付诸实施。以此方式，意第绪语报纸成为社会调控（social control）的一个新型工具（Bressler，1952a：2，4，15-16，78，82，398-400，418）。如此表述，托马斯并非是指一个群体对另一群体的掌控，而是强调一个群体有能力按照预期的原则和价值来规制自身行动。托马斯认为，在这个意义上的社会调控并不是“命令和禁止”（ordering-and-forbidding）的产物，与此相反，它要求社区中的个体展开有意识的反思和积极的参与。

意第绪语报纸不仅是社区自我规制的手段，而且也有助于社区的扩展（Thomas，Znaniecki，1918-21/1974：1368-69；Anderson，1983/1991：33-36，61-64）。在其1922年出版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一书中，帕克指出，意第绪语报纸，尤其在纽约市，例证了这样的过程：“没有其他报纸……曾创造出如此广泛的读者群……或者对公众的意见、想法和热情做出如此强有力的反应，而这些公众也正是它得以存在的理由”（Park，1922：89）。他指出，这在两个方面都是正确的。一方面，移民报纸在其读者群中培育了一种“种族和民族团结的感受”，并以此取代了更为狭窄、乡土形式的身份认同。按照帕克的观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的犹太人，尽管来自四面八方，却能获得“自从流散（the Dispersion）以来，比此前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有效的一定程度的团结和社区组织。”（Park，1922：294）另一方面，本土出生的美国公众“也开始注意到外语报纸”，并且讨论和引述其中的观点。“如果移民编辑和读者知道其语言群体之外的人在阅读他们的报纸，知道美国也关注并重视这些移民报纸的内容，那么这本身就构成了调控手段已然创立的事实”（Park，1922：466-67）。帕克在此并不是说盎格鲁美国对移民的控制，而是展望了一个情景，即移民和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同为一个容纳更为广泛的公众体的成员，通过这样的社会组织，他们可以展开交流与合作以规制共同事务。

在托马斯、帕克和米勒看来，移民的社会机构，比如卡希拉犹太社区组织和意第绪语报纸，所体现的并非族裔和民族的分裂倾向，而是“参与美国生活的努力”（Park，Miller，1921：143-44）。在这方面，犹太人在欧洲和美国的经历也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方面，如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所认识到的，在新独立的波兰组建更为广泛的民族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过程中，犹太人在一些重要方面遭到排斥。他们将犹太人描述为“最难被同化的种族”，并且一再强调波兰人身份当中波兰民族和天主教（Polish nationality and Catholicism）之间的高度关联。

与此形成反差，美国的移民们经历的社会重组则是敦促他们参与美国生活，即融入（assimilation）。但“融入”在这个语境下意味着什么？仔细检读《旧世界特质的移植》，我们可看到，作者们并没有将融入主要看作是维护现存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或是增强对其遵从的手段，而是把它看作组织一个民主公众体的途径。托马斯、帕克和米勒（以及后来的杜威）认为，现代社会中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极度扩展，更进一步加剧和放大了这些后果，使得形成一个新的、包容更广的公众体愈发紧迫。“机车、邮局、电报、报纸……消除了距离”，他们写道，个体的日常生活“因此深受发生在千里之外、而且他们并不了解的事件的影响”，人们因此也失去了对身处其中的关系体系的掌控（Park，Miller，1921：261-62）。移民现象是一个更大问题的一部分，即在这些新的状况下如何组织民主公众体。没有相互理解的能力也就没有形成公众的可能，而相互理解又需要有“一些共同的记忆”。“这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尤其如此”，他们写道，“在其中，公共机构应当回应舆论。然而，除非人们能够在同一个世界里生活和思考，以此构成公众，不然也就没有所谓的舆论”。为此，移民必须要学习“所在国的语言”，必须了解“他们选择居住其中的人民的历史”，正如本土出生的美国人也必须熟悉“移民来源国的历史和社会生活”一样（Park，Miller，1921：270-71）。融入的目的是让移民成为公众的一部分，而民主的公众需要人们通过沟通（communication）主动地参与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因此，融入很难是个被动的过程。托马斯、帕克和米勒期待移民对“整个共同体共有的丰富知识、体验、感受和理想”做出自己的贡献并相互分享（Park，Miller，1921：271）。正如帕克在一年后所提出的，“正是参与（participation），而不是屈服（submission）或从众（conformity），使得在国外出生的人成为美国人”（Park，1922：88）。

以上论述清晰地显示，在波兰和美国所展开的国族建设（nation-building）和外来群体的市民融合（civil incorporation）是社会解体范式得以产生的重要背景条件（Bendix，1964/1996；Alexander，2006）。虽然《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通常不被认为是政治社会学著作，但是它的作者们却将社会重组和国族建设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社会重组不仅有“[波兰]国族追求的愿望作为源泉”，而且有“国族理想作为终极目标”（Thomas，Znaniecki，1918-21/1974：1459）。在美国，社会重组则与移民群体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相关联。对于托马斯和他的合作者们而言，美国化并不意味着移民群体嵌入既存的且他们无从影响的社会秩序，而是他们积极参与的过程，参与到范围更广且更具有扩展性的共同体的生成当中，也即参与到国族重建的过程中。

重新挖掘这些背景条件，是为了将社会解体范式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当中。以上分析显示，原初群体的组织、社会解体和社会重组等这些理论概念，部分地基于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所理解的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历史经验。这两个群体有着类似的情境，即都来自没有国籍（波兰人直到1918年才有）、流散、原初群体的解体，以及面临着被重新整合进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挑战，而且这一共同体自身也正处于组建和重组过程中。社会解体范式，因此可以通过上述的并行展示而得到部分阐明：托马斯和他的合作者们表明，这一范式适用于波兰人、犹太人，以及许多其他同样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和移民的民族群体（ethno-national groups）。但是这些民族群体并不仅仅是复制同一过程的同类案例；他们同时也具有在一个符号系统中的符号（signs）的作用。也就是说，对民族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差异的提炼，构成了社会解体范式的理论类别——原初群体的组织、社会解体和社会重组——的意义。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是在欧洲的语境中，通过对比式地描绘波兰农民、解体中的犹太人，以及重建中的波兰精英而阐释了这些理论类别。当托马斯和他的合作者们将这些群体的一部分置于美国的语境中时——意大利移民体现了原初群体的组织状态，波兰农民陷入了社会解体的泥潭当中，犹太人成为社会重组的推动者——他们在继续阐释这些类别，参照的却还是他们认为的民族群体相互之间的差异。

社会解体范式的用处之一是，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外来群体的市民融合有时会不成功，以及如何才有可能成功。在二十世纪初的数十年中，波兰人和美国人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即需要建造一个容纳更广的（国族）共同体，并将解体中的原初群体吸纳进来，但他们又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经历了这些过程。对波兰民族主义精英而言，他们生活在欧洲移民输出地之一的波兰，社会重组的主要内容是将余留下的农民转变成为波兰人（Weber，1976；Thomas，Znaniecki，1918-21/1974：1308，1432-63；Park，Miller，1921：145-46）。与此相对，美国则是一个移民接收国，在这一情境下的社会重组，其内容是指整合新进入的移民群体，而不是将农民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整合。还有一点是，与1918年之前的波兰民族主义精英相比，美国政治精英可采用强制性的国家力量来促进或是管理社会重组。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包括：一个旧式的社会组织一旦开始解体，其形态就不可能再得以保存；应对的唯一选择是社会重组，而排斥或强制（命令和禁止）都不是有效的重组方式。社会重组“不是清除所谓的邪恶，而是要容纳各种社会力量，不断地将它们纳入发挥社会作用的轨道”（Thomas，Znaniecki，1918-21/1974：1799）。即便是那些看起来破坏性的倾向，若经适当引导，它们仍可能成为“社会重建的有效因素”（Thomas，Znaniecki，191821/1974：1300）。如果这些态度或倾向在既存社会秩序中得不到充分表达，“那么问题不再是如何压制新的态度，而是如何为它们找到制度性的表达途径，如何使它们有益于社会”（Thomas，Znaniecki，1918-21/1974：1121）。正如前文所述，解决的途径只有沟通（communication）；沟通使得社会中的个体和群体可能采用他人——那些与其从事共同事业的人——的视角看待问题。

那么，来自《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启示是否更适用于美国呢？在《旧世界特质的移植》一书中，托马斯和他的合作者们将纽约卡希拉犹太社区组织和意第绪语报纸呈现为成功个案，并认为这些个案也可能成为在全美层面展开国族重建的模版。不幸的是，托马斯和他的合作者们提出的建议基本上是被忽视了。反其道而行之，这个国家在一战期间实施了一系列强制而且墨守陈规的举措以美国化新移民，不仅如此，美国国会还采纳了反犹和本土主义者的诉求，在1921到1924年间采取了严格限制移民的苛刻措施。当在波兰和欧洲其他地方的犹太人最需要避难之所的时候，美国对移民的这些限制仍纹丝不动。简言之，在美国，如同在波兰，国族的重建遭受了诉诸社会排斥所带来的损害。

人们可能希望《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中的教训不再有现实关联。事与愿违的是，在该著作出版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移民问题再次成为欧洲和美国社会冲突的聚焦点，大西洋两岸的民族主义政治领袖们将本土主义（nativism）奉为圭臬，公共政策日渐限于“命令和禁止”。在这样的状况下，《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中最具价值且持久的贡献，正在于它所提出的与当下趋势不同的方案，以及它所继续激发的希望，即朝向更为广泛、民主和多元的共同体重建。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6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王钰璇

订阅信息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

您也可通过下方二维码或网址https://weidian.com/?userid=1185747182，进入国际新闻界微店，购买当期杂志和过刊。

您还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