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评论 | 《长安十二时辰》的电视剧改编：从互文游戏到宏大叙事

长安永远是说不尽的。 今年《长安十二时辰》热播，盛唐的光芒再次投射进现代人的心灵，引来万种波澜。 然而，精美的镜头、讲究的考据、人物的细腻描画下，盛唐情怀在屏幕上饱和，属于类型片的时限感与危机感却消失殆尽。 还原大唐的人文意图，终究抹杀了原著里源自《刺客信条》的节奏感，以及更重要的，以历史为我所用的游戏态度。 在属于文人的盛唐故事里，长安只能是带着黄色滤镜的城市，关于政治、天下、苍生百姓，而在assassin的冒险传说里，长安也许终将重获自由，终将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今年6月底，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以下简称《长安》）低调播出，并很快凭借扎实的历史考据和流畅的镜头功底引起关注。与时下诸多热门电视剧一样，《长安》也属IP改编，原著是由“80后”网络作家马伯庸撰写的同名小说。比照二者后我们发现，剧版《长安》虽然漂亮地完成了其力图达到的目标“还原大唐的一天”，与原著的精神气质却不尽相同──戏仿《24小时》（24Hours）所带来的限时危机感和节奏感丢失了，反恐动作片的紧张刺激被笼罩在长安上空的政治迷雾所取代，超级英雄黯然失色的同时，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被从故事边缘拽到了焦点。造成这些改变的原因并非是单方面的，本文将就电视剧的影像、叙事、人物塑造等方面仔细观察，试图一窥“中国历史剧”这一经久不衰的电视剧题材在当下的变化和发展。

故事：从“缉凶”到“党争”

一

小说《长安十二时辰》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唐天宝二年，朝廷接到密报，西域狼卫欲在长安引起骚乱。为此，长安设立城防及秘密调查机构靖安司，专办此案。天宝三载上元节，靖安司的收网行动出现意外，线人遇害、贼犯在逃，三百桶“伏火雷”（类似炸弹）已入长安，为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不影响上元节通宵达旦的繁荣场面，靖安司司丞李泌（剧版改为“李必”）不得不调用前长安不良帅、现为死囚的张小敬查办这一特大案件。

《长安十二时辰》 图片来源于网络
故事围绕“张小敬缉凶”这一主要线索展开，其间悬念迭起，高潮不断，直到24小时的尽头，幕后黑手终于露面，故事才算圆满结束。就情节本身而言，刺激之余难免有些俗气，毕竟这样的超级英雄故事我们在美剧中见过千百次；可对马伯庸来说，类型叙事模式搭配唐代长安背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混搭方式是令人兴奋的：他要说的从来就不只是一个超级英雄故事，借由这一故事夹带的“私货”才是关键。
身为“参与文化”语境下诞生的网络作家，马伯庸毫不在意作品彰显出的“同人色彩”，他在后记中提到，小说灵感源于知乎上的一个提问：“如果《刺客信条》[1]发生在中国古代会是什么样的？”比起张小敬的故事，显然唐长安的样貌更让人兴奋。从吃胡饼的官兵到挂金鱼袋的酒鬼，从西市的骆驼到朱雀大道的车马，从贺知章到岑参，从许合子到杨玉环……无论是一开始在微博上连载，还是后来实体书出售，《长安舆图》都是附在读者手边的。“历史迷”马伯庸不仅想将他热爱的长安介绍给读者，还希望通过深入浅出的文字说明与地图展示，将读者拉入一场仿若身临其境的角色扮演冒险游戏。小说围绕“缉凶”单线展开，不仅是类型叙事的要求，也是小说模仿角色扮演冒险游戏的手段。
电视剧改编没有遵从小说的单线叙事轨道，而是增加了“党争”一线：皇帝要在上元节当夜宣布移居骊山温泉宫，由太子的政敌右相林九郎（原著为“李林甫”）代政，李必和何执正（原著为“贺知章”）作为太子幕僚，除了要追查狼卫外，还要保证林相代政之事不会发生。于是，林九郎和太子借由“张小敬捉狼”一案展开了明里暗里的全面斗争，上至郭利仕（原著为“高力士”）下至旅贲军都裹挟其中，而这一切不过是皇帝分权制衡的手段。
从风格上看，一面是充满青少年色彩的热血缉凶，一面是老成厚黑的官场政斗，将这两个怎么看都不搭界的故事强行拼凑到一块儿，或许不完全是改编者的责任。小说中悬疑谜底的设置存在巨大漏洞，作者既不想把整个阴谋归结为恐怖分子作乱，又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为此负责，最后近乎是生拉硬拽出此前几乎没有参与故事的贺知章养子贺东（剧版作“何孚”）充作幕后真凶。为了保证故事逻辑的完整性，电视剧将“恐怖威胁”的责任加到腐败的权力斗争上，可是，添加“党争”线对作品风格造成的影响远不止于修补逻辑漏洞。
对比来看，“党争”线的表现方式像《万历十五年》，通过见微知著的方式发掘历史中潜藏的真相；“缉凶”线的表现方式则更像丹·布朗（Dan Brown）的小说，通过对历史细节精心裁剪辅助悬疑推理故事推进。二者虽然同样重视“历史”，方法与目的是全然不同的。对于“黄仁宇”来说，伏火雷不管最终是否爆炸，危机背后的历史原因才是探索的核心；而对于“丹·布朗”来说，伏火雷的危机就是终极威胁，破解一切谜题的目的都是阻止爆炸。为了统一风格，二者只能取一，故事选择了向“黄仁宇”方向全面偏移。于是，缉凶的热血劲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历史的凄婉和政斗的森森。
电视剧繁复华美的古代场景配合缓慢细腻的镜头语言，恰恰适合政治斗争气氛的营造：春寒料峭的上元节，林相府客厅内花草鲜嫩茂盛，只因他不惜用炭火烧热石槽加热整个房间。房中挤满的朝臣和仆从均汗流浃背，林相却悠闲自在，或胡坐品茶，或修剪枝叶，有条不紊地处理着源源不断传到他这里的情报。与出场时穷奢极恶的权臣形象不同，林九郎虽然想借狼卫事件击垮太子，却不想酿成巨大危险，在听说伏火雷数量有三百桶后，立刻撤回阻挠的命令，支持李必缉拿凶犯。他固然想要代政，却不只是源于自身的野心，还希望这一举动开创古今未有之政治制度。

《长安十二时辰》 图片来源于网络
随着剧情的发展，何孚被捕，长安城中的恐怖袭击直接指向了太子一党。奇怪的是，林九郎得知此事后大喜过望，不问何孚伏火雷去向，反而急着让他招认太子是此次行动的主谋。他甚至抓捕了何执正和李必，逼迫李必一同谎供，伪造三司大印，让虚假供状板上钉钉。如果不是伏火雷的危机尚未解决，此段情节甚至可称精彩；可事实是，为了体现党争的残酷性，情节只好改得让人迷惑：林九郎前脚还忙着捉贼，后脚则对李必“城中还有三百桶伏火雷”的提醒假装听不到。
除了逻辑硬伤以外，正面展现党争还造成了故事视角的颠倒。在小说中，无论是永王强拆长安民居，还是太子和李林甫的党争，都是张小敬以平民视角对上层社会的粗略一瞥。说到底，谁来当皇帝都不影响老百姓的小日子，平平安安才是关键。剧中的“党争”一线则完全站在了上流阶级的立场。当两线交错时，“缉凶”一事就变得十分荒诞，靖安司从张小敬强有力的“黑科技”后援变成了林李二人斗争的棋子。大人物们口口声声念着“大唐的将来”，却纷纷将精力投注在“党争”之上，对当下的危机毫无意识。李必对党争投入的精力越多，张小敬就越显得孤立无援。
于是，当故事高潮落在大殿上何监对皇帝的深情剖白时，忙碌了一天的张小敬和他的冒险故事只能作为背景板。在导演曹盾强调“还原”“真实”等充满宏大叙事意味关键词的同时，剧版《长安》不再是那个全民参与的冒险游戏，而是又一个帝王将相的血腥故事。

“长安”与“十二时辰”的背反

二

从《流浪地球》（2019）到剧版《长安》，今年中国影视呈现出一种对提高工业标准的强烈渴望。被英美影视剧惯坏了的年轻观众，不再满足于横店千篇一律的仿古布景，他们需要的是规模上、品质上、细节上的全面提升，是可比肩世界一流影视工业水平的视觉还原。

平心而论，剧版《长安》呈现的盛唐风貌，纵有瑕疵，亦可称道。《长安》做了一件看似笨拙的工作，以浩如烟海的文博资料为基础，从一砖一瓦到一针一线，通过拼贴大量资料的方式，试图还原千年前的历史图景。于是，从西市到里坊，从芙蓉玉冠到四弦琵琶，无一不可考。观众惊喜地发现，原来这么多年来，我们始终没有看过一部剧能相对准确地勾勒历史场景，而《长安》无疑给了初识这部剧的观众一个大惊喜。

《长安十二时辰》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主创对此同样是得意的，他们不惜工本，用大量的广角镜头、长镜头、CG特效展示着盛世长安的视觉奇观──气势恢宏的望楼群从规整平阔的长安坊间拔地而起，瑰丽璀璨的大仙灯在万民的瞩目下徐徐旋转；歌姬许鹤子的巨型花车被市民簇拥着停在路口，随着她的翩跹舞步，台下“粉丝”情不自禁合唱起了“太白歌咏”。

导演曹盾是西安人，剧中靖安司司丞李必有一句台词：“熙攘繁盛，光耀万年，再也找不到比长安更伟大的城市了。”这是导演借李必之口表达的心声。尽管观众主要在电脑、电视和手机上观看，导演依旧采用了不符合观影镜框的2.35∶1画幅，以及明亮的观影环境下使人视觉疲惫的低饱和度镜头──明显地表达了“电影化”的追求。不是说追求本身有什么问题，只是在这样大张旗鼓的渲染下，“长安城”从故事背景一跃成为了表现的主题。

《长安》的剧情在如此壮阔华美的长安场景面前显得非常孱弱，忙于政斗的林相、太子等人无法解释长安何以如此伟大，忙于缉凶的张小敬等人也无法昭示长安充满危机的未来。原著小说形容长安是“一头怪兽”，张小敬缉凶是与这头“怪兽”博弈；而在电视剧里，长安呈现的样貌分明是一个安静、华贵的美人。电视剧将“光耀万年”悬于头顶，时刻不忘长安的伟大，于是，故事和人物都成了长安的注脚。假设《伊利亚特》主要描写海伦的美丽，仿佛特洛伊战争也不再残酷了──这对故事本身来说是致命的。

举原创的“造纸厂”剧情为例：张小敬在紧张地追逐狼卫，与此同时，李必怀疑下属徐宾背叛。于是，李必抛下作为“长安之眼”的靖安司、城中不知所终的伏火雷不顾，跟踪徐宾到了一家造纸厂。电视剧通过对工坊匠人们劳作过程的巧妙调度，用一个华丽的横移长镜头，精心展示了古代以竹造纸的流水线，尽显古典工艺之美。而后，徐宾与李必进行了恳切对谈：徐宾认为，剡纸减少故而档案缺失、档案缺失从而国防不力，他以拳拳爱国之心自掏腰包研发以竹造纸技术，希望能够帮助大唐绵延盛世。李必大为感动，喟然道，大唐之误岂是纸张可以弥补的呢？于是，二人解开误会，携手回到靖安司。

“造纸厂”的剧情，单看并无不妥，可结合起核心危机“张小敬追查长安恐怖分子，试图阻止大规模恐怖袭击”来看，这一段的呈现状态就特别不合时宜。电视剧沉醉于手作工艺的古典美，力图给观众更全、更广的视角，描绘一个更加丰富、饱满的古代长安，但这种饱满是以牺牲核心危机为代价的。

电视剧对每一个能体现长安魅力的影像细节竭力刻画，殊不知随着长安的伟大渐渐深入人心，恐怖袭击的危机感也在慢慢消散。《长安》的镜头就像是有注意力障碍的小孩，总因为许鹤子的歌咏、花灯街等长安城的漂亮内容驻足，无法跟随张小敬的视角持续追踪大案。于是，观众的心中慢慢凝成了这样的疑问：十二时辰究竟有多长？

电视剧引以为傲的“还原”古代，导致了对古典美学的过度展示，而危机感的严重不足，则致使原著依靠“十二时辰”模型建构的强叙事结构坍塌，司天博士精巧的报时机械同花灯、酒器一道，成了《长安》的漂亮装饰。

实际上，长安的古典、恢弘、华美、繁盛，这些电视剧着力表现的内容，对于小说来说是不言自明的。小说追求的不是长安表面上的美，而是作为这座城市精神内核的自由与包容。相较而言，小说并不强调“长安”的古典，而是将其描述成一座“国际大都市”[2]，以长安豁达包容的气质为背景，小说承载了丰富的内容，它们不仅来自历史，还来自多维宇宙的四面八方：小说里望楼三次传信的“不要回来”明显致敬了《三体》的“不要回答”，而会“跑窟”的波斯王子伊斯的人物灵感明显来自于经典跑酷游戏《波斯王子》……小说《长安》的处处惊喜，不仅在于追凶冒险跌宕起伏、险象环生，还在于“80后”熟悉的小说、电影、游戏的标志被作者故意拼贴在文本各处，看书的过程仿佛一场寻宝游戏。

不需镜头过分渲染，长安的从容与自信尽在眼前。或许不是长安容不下游戏，而是我们的时代容不下这样一个长安。

超级英雄与小人物：看与被看

三

对张小敬超级英雄形象的拆解，是导演刻意为之的。曹盾在采访中称：“小说里头可能这个人物更光彩夺目一些，像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应该让他显得更真实，是一个普通人往前多走了一步。”[3]
小说里的张小敬为达目的不惜一切，杀长官、绑永王，无视道德法律、人间规矩，所以人人敬他畏他；电视剧中，虽然情节依旧在，人物性格却变得柔软多了，他的所作所为大多是出于无奈。徐宾说他常常能在审案时说到犯人心中痛处，使其流泪招认。于是，张小敬从“五尊阎罗”变成了一个“比普通人多走了一步”的好人。
改编张小敬，可能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党争”线的添加，为了平衡人物、剧情权重，不得不将张小敬的光芒收敛一些。张小敬因为自己的朋友遭受不公，杀害长官、威胁永王，最后伏法，在百姓眼中已然是不得了的“阎罗”了；可在高层眼里，张小敬所造成的只是来自底层的普通骚乱，他是长安城中一个死囚、大案牍中的一串数据、一颗用来追踪的棋子，比起“大唐的未来”，他无关紧要。张小敬由于无法在“党争”线中占据重要地位，逻辑上只能削弱。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小说本身带来的。小说《长安》下册详细描写了张小敬作为西域兵时经历的一场惨烈战役，张小敬那时候还是一个天真懵懂的大头兵，目睹着战友在绝望中死去。导演希望将这一时期的张小敬形象和当下联系起来，勾勒出一条完整的人物弧光。可他忽略了，“十年长安兵”并不是张小敬的全部经历，相比之下，“九年不良帅”对他的改变才是最显著的。战争教会了张小敬生存的残酷，长安教给了他另外的东西：他常年身处官府和百姓之间，熟知这座城市的黑白规矩，变得敏锐、油滑、狡黠。李必选他捉狼卫，不是因为此事只有他能办，而是因为他可以找到最迅速有效的方式，不论是否符合道德或法律。
落实到具体改编，除了张小敬的台词都被拆分给了不同的人以外，小说中围绕张小敬的反恐行动单线展开的故事，被朝堂政客们瓜分走了一半，又被各式小人物的恩怨情仇占据了余下的很大部分。事实上，不仅是张小敬，小说里许多不起眼的小人物也都“往前多走了一步”。
以剧中重点展开的“小乙之死”为例：小说对这段情节的描述非常简单。姚汝能在小说里既不是太子府高官，也没有显赫的背景，他只是一名初到长安不足三个月的小官，在李泌手下当差，在他眼中，长安的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特别是张小敬。他跟随张小敬一路查案，张小敬查到龙波的行踪与平康坊有关，于是找到平康坊地下城的控制人葛老询问。葛老伸出两根手指，张小敬略痛苦地犹豫了一会儿，比了一根手指回去。姚汝能问这是什么意思，张小敬说，他会告诉葛老一个官府暗桩（线人）的名字，这是唯一争取到合作的办法。姚汝能大为愤慨，当下就要与张小敬动手，二人大声争执了一番后，张小敬将姚汝能击晕。此时，葛老队中有人变了脸色，正准备逃跑，张小敬刀光一闪切了他的喉咙，而后自断一指道：“小乙是我亲手送进来的，又是我亲自出卖。为了大局，我并不后悔。这一笔杀孽，我早晚要还上──但不是现在。所以断指为证，诸位给我做个见证。”
电视剧对这一情节做了重点渲染。在葛老提出要一个暗桩的名字后，队中有人突然出列，单膝跪地后笑问张小敬安好，而后被杀。张小敬情绪非常激动，质问葛老要他说出信息。葛老依旧不允，说这是他自愿的，葛老要的是张小敬自己说。万般无奈下，张小敬报出了小乙的名字。小乙年轻稚气，站在葛老身侧，听到名字后也如之前那人一般，单膝跪下笑着问好，凛然无畏。惊讶的人变成了葛老，原来葛老没有儿子，小乙是他亲自挑选的接班人，身上佩戴着葛老赚到的第一个金器。在葛老的泪水中，张小敬射杀了小乙。事情还没完，葛老说若非张小敬果断，小乙不会不受折磨就死，又要求张小敬挖下小乙的眼睛，张小敬毅然砍断一指，以此为交换让葛老留小乙全尸。

《长安十二时辰》 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不会说电视剧改编是矫揉做作的，小乙的稚嫩与忠诚、葛老的心痛与残忍，都被演绎得十分出色；只不过，当观众把眼泪给了小乙，把唏嘘留给葛老之后，张小敬的形象还剩下什么呢？小说中“小乙之死”是塑造张小敬人物形象的核心段落之一：张小敬有不输给葛老的狡猾，熟知“灰色地带”的行事规矩和交易底线，更重要的是，在大局面前异常决绝，出卖小乙并非本意，可爆炸在即，追凶途中不是脆弱的时候，他可以愤怒但不能流泪，自断一指为证，此间事了再做判决。
张小敬是复杂的，这种复杂能带来强烈的戏剧张力。如果说，剧版中每个小人物的能量都可以支撑其所属段落的戏剧冲突，那么原作中张小敬的能量不仅支撑了四十万字的完整剧情，甚至蔓延到了作品之外。而当张小敬被降格成了“普通人”时，小说中为了破敌不惜一切代价的张小敬，在人性的挣扎中显得犹豫彷徨。捉狼的张小敬依旧有智慧和勇气，伴随着他的却不再有惊奇的目光和疑惑的表情──张小敬从被看的对象，变成了看长安的眼睛。
与镜头语言传达出的一样，曹导力图呈现一个琳琅满目的世界，他不满足于讲好一个人的故事，转而要以张小敬、李必的视角，看向长安众生。导演无法将“光耀万年”的天宝三载仅仅想象成一场个人英雄主义冒险游戏的背景。在他眼里，这座恢弘而美丽的城市，一定潜藏着尚待发掘的历史规律和人性拷问。然而，剧作所描绘的众生，看似是各色人物，实际上都遵循了同样的塑造逻辑，充满学院派经典戏剧写作的教条感，或许能带来短暂的戏剧冲击，若深究起人格内涵，他们既无生机也无新意。
紧接着“小乙之死”，是对妓女瞳儿故事的改编。电视剧与小说在情节上区别不大：瞳儿试图与书生私奔，被葛老捉住绑起来。张小敬将绑书生的绳子砍断，告诉他只有一个人能走，书生抛下瞳儿逃跑，瞳儿从此心死。电视剧的改编主要在视觉形象和人物塑造上，小说里的破柴房被改造成了充满造型艺术感的吊起的笼子，原著中凄惨叫饶的两人，如笼中鸟一般对望着互诉情话，瞳儿紧盯着书生唱起李白的诗歌，疯狂而享受。当得知书生确实背叛了她后，瞳儿愤而心死，向葛老跪下，说出掷地有声的誓言，她要葛老不杀她，要住平康坊最贵的院子用最好的丫头，她会对葛老有用的。瞳儿从小说里一介平凡的妓女，变成了一个具有独特性格魅力的非凡女子。从她最后向葛老的一番剖白，不难想象当一个被爱情背叛的疯狂女人转而投身事业后，其复仇的野心可以掀起怎样的滔天巨浪。事实上，电视剧后来将她安排成了葛老地下城的接班人。

《长安十二时辰》 图片来源于网络
电视剧中这些小人物的形象刻画虽然强烈，却未免太过集中，致使人物只能以符号化的形式存在：为长安而死的小乙代表了“忠诚”，为爱痴狂的瞳儿代表了“爱情的幻灭”。当人物凝结成了符号时，解读空间变得非常狭窄。
相较于这些笔墨浓重的“小人物”，另外两个看似不起眼的人更让我感动。一个是原作中存在的镖客，他负责替龙波押运伏火雷却浑然不知，到达目的地后，他在门口一面歇着脚，一面与同伴兴致勃勃地说一会儿泡澡、观灯、替婆娘买礼物的上元节计划；另一个是电视剧原创的理发匠，他同样不知道自己的客人是谁，一面替狼卫曹破延剃胡须，一面絮叨着望楼的鼓声隆隆像是有人守着咱们小老百姓，发现客人的衣衫湿了，怕他天冷着凉，立刻唤出闺女给客人送来自己的干衣裳。可是，即便人物形象不够强烈，这些人物的命运依旧充满象征意味：歇脚的镖客全然不知生命只剩最后几分钟，理发匠忘记了和曹破延的约定，带着女儿挤到了即将爆炸的大仙灯前。
冥冥中，名叫“历史规律”的生物拘囿着每个人的行动，他们可以饱满却不能丰富，可以挣扎却不能矛盾。每个人遵照这一套规定死的行事标准，按部就班地活动着。说到底，他们也只是说明长安善与恶两面性的华丽贴图而已。

结语

四

从1998年电影导演胡玫下海拍摄《雍正王朝》开始，“中国历史剧”迈入了一个以“宏大叙事”为关键词的辉煌纪元。时至今日，曹盾依然无法摆脱此类电视剧的精神诉求：它们通常强调整体的历史观，具有悲剧意识，在追求人文精神的同时，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往往具有历史隐喻意味。这类电视剧的主题通常是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和把握，场景、情节和人物因其各自具备的隐喻任务，在失去自由的同时也相对失去了活力。
小说中张小敬的话不多，下面这段独白却深入人心，关于他为什么要拯救长安：

东市的阿罗约是个驯骆驼的好手，他的毕生梦想是在安邑坊置个产业，娶妻生子，彻底扎根在长安。长兴坊里住着一个姓薛的太常乐工，庐陵人，每到晴天无云的半夜，必去天津桥上吹笛子，只为用月光洗涤笛声。我替他遮过好几次犯夜禁的事。还有一个住在崇仁坊的舞姬，叫李十二，雄心勃勃想比肩当年公孙大娘。她练舞跳得脚跟磨烂，不得不用红绸裹住。哦，对了，盂兰盆节放河灯时，满河皆是烛光。如果你沿着龙首渠走，会看到一个瞎眼阿婆沿渠叫卖折好的纸船，说是为她孙女攒副铜簪，可我知道，她的孙女早就病死了。

说到底，导演力图歌颂盛唐的人文精神，而“歌颂”的面貌本身也限制了人物表达。导演竭力接近“真实”，却忽视了宏大叙事下所谓的“历史还原”可能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孔之见。这样说的目的不是要倒向不可知论，而是想探索所谓的“中国历史剧”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在影像、叙事高度工业化的同时，将把握历史规律的使命暂时搁置，着眼到更具体、更鲜活的个体身上。宏大叙事的历史剧固然充满思辨，可在所谓“还原历史”之外，是否存在另一种方式致敬长安？游戏的天真与长安的豁达，是否也存在某种偶合呢？
或许，比起被官方和主流认可的宏大叙事，以当代之话语诉游戏之精神，更需要勇气。

注释

[1]《刺客信条》是育碧发行的一系列角色扮演类冒险游戏，以准确还原罗马、巴黎、雅典等古代城市历史样貌著称。 [2]参见马伯庸《长安十二时辰·后记二》，《长安十二时辰》，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310页。 [3]见新浪微博《长安十二时辰》导演专题，https://weibo.com/tv/v/HBTbi3Mpd?fid=1034:4390300257320289。

（原载于《戏剧与影视评论》2019年9月总第三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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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冰琪：南京大学戏剧戏曲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