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历史上有很多名字，前后有：江州、荆州、益州、巴州、楚州、渝州、恭州、重庆、雾都、陪都。其中用得最多，时间用得最久的是江州、渝州(简称渝)、重庆。
江州的称谓，从周武王分封巴族在江北嘴上建国直到魏晋南北朝之前，沿袭了1200多年。渝州的称谓，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因见渝水（嘉陵江）绕城，故改楚州为渝州起，到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改名重庆，一共沿袭了600余年。不过对“渝”的称谓，至今重庆人情有独钟，将它作重庆的简称，那是后话。至于重庆的称谓，自1189年起，到今天已有800多年历史。
重庆是—座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名城。远在2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这片土地上就出现了人类生息繁衍的活动；到新石器时代，已有较稠密的原始村落，分别居住着夷、濮、苴、奴、宾等8个民族。在商周时期，以重庆为中心地带的大片地区，已形成强大的奴隶制部族联盟，史上统称为“巴”。相传夏禹王分华夏为九州，粱州所属就有“巴”。正是这最早的重庆人，创造了重庆惊世不俗的历史文明。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巴人兴起盐业，开发冶炼，酿造米酒，成为丰衣足食之邦；巴人的“神女”“英雄”传说和“巴人舞’誊满神州。
巴人身上勇猛仗义的品格、视死如归的精神和勤劳淳朴的作风，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赞赏。在周武王伐纣的义旗下，巴师为先锋，披坚执锐，冲锋陷阵、血染牧野疆场；秦灭巴后，大批的巴人勇士又参与了秦统一中国的战争；刘邦兴汉，巴人再次开赴疆场，还将“巴人舞”带进了汉室宫廷。
然而在皇宫朝廷的骨子里，巴人却是“不学少儒”、“尚鬼不药”、“质朴无文”的粗人。宋初《太平寰宇记》中写道：“今渝之山谷中有狼猱，乡俗构屋高树，谓之阁楼，不解丝竹，惟坎铜鼓，视木叶以别四时，父子同讳，夫妻共名，祭鬼以祝福也。”渝州，便是他们心目中的蛮夷之地，正如苏轼所拟《燕若古知渝州诏书》中说，官府“鄙夷其民”。
特别是当时代居住渝州附近的南平蛮及泸地少数民族常常因事骚乱时，作为中原文明与蛮夷区域合地带的渝州，就常常成为戎汉冲突反复出现的频发区。最大的一次冲突是宋神宗熙宁年间以南平军建置为结果的李光吉叛乱。这次冲突十分激烈，前后相持数年之久。在这种背景下，朝廷对渝州便产生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疑虑。加之宋徽宗生性狐疑，即位以后，更是三年之内，反复为政，俱至极端。感觉这渝州的“渝”字寓意不祥，除水名外就只有“改变”“不忠”之意，难道这方人士要图谋不轨，叛乱不成？正当这位皇帝在冥思苦想治国安邦之策时，—件让他心惊肉跳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个叫赵谂的出身渝州南部的书生，少年得志，出身进士，官至太常博士。他的祖上是僚人(古南蛮的别支)，父亲赵庭臣因归顺朝廷，被赐姓赵。赵谂为人耿直，因不满宋哲宗贬黜苏轼，常与张怀素暗中抨击朝廷，常有忧国之心。有一天，他做了个怪梦，梦见有个神仙为他算命题诗：“冕旒端拱披龙衮，天子今年二十三。”说他23岁即可穿龙袍当皇帝。于是在一次与友人的聚会中，他酒后大发狂想，飘飘然道出了梦中意象。酒醒才自悔失言，便赶紧嘱咐友人，自己席间之语只当没说，更不必张扬，可是补牢已晚。
这件事情更证实了宋徽宗的想法，渝州果有叛逆之人，崇宁元年（1102年），赵谂还乡探望父母之时，被抓捕入狱，不久被诛杀，父母、妻儿遭流放。
随即，宋徽宗将渝州改为恭州，想让渝州百姓从此规规矩矩做臣民，再莫惹是非。
恭州的称谓，从1102年到1189年，也仅用了87年。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宋孝宗即位。九月，封其第三子赵惇为恭王。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孝宗禅位于赵惇。赵惇(光宗)即位后，依照潜藩升府的惯例，于当年八月甲午(1189年9月18日)，升其潜藩之地的恭“州”为“府”。赵惇二月登基，八月升府，被誉为“双重喜庆”，故改恭州为重庆，一直沿用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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