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入狱23年后获判无罪的吉林金哲宏获得468万元国家赔偿，该赔偿金额总数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均创下国内冤错案国家赔偿的最高数额纪录。
赔偿和追责作为冤案纠错后的重要指标代表了国家司法的态度，但外界对个案赔偿数额有意或无意地进行比较、排行，即便是客观梳理也依然让人五味杂陈。
事实上，个案国家赔偿数额的最终数字，有法定的计算规则，这也是论羁押时间金哲宏比此前的吉林刘忠林案要少(8452天与9217天的区别)，但赔偿数额却稍高的主要原因。“金哲宏申请国家赔偿时，上年度日平均工资业已调整”，从吉林刘忠林案赔偿时适用的284.74元/天，日赔偿标准提高到了315.94元/天。
当然无论如何，这都不是钱的问题，或者不仅是钱的问题！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所言，对整体司法哪怕只是“万分之一的错案”，对当事人来说也是“百分之百的不公平”。不仅是不公平，常年的人身自由受限还意味着与社会、正常生活的脱节，无端堕入冤假错案所失去和所遭遇的一切，虽得到一定数额的国家赔偿，但终究无法用金钱来完全弥补和挽回。
应当看到，国家赔偿标准、数额的逐步提高以及与社会经济水平的“接轨”，是国家司法对冤假错案零容忍态度的一种制度体现。国家赔偿本身对国家机关、公职人员执行公务期间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也意味着一种制度震慑。特别是如果能在适用《国家赔偿法》过程中启动追偿和追责程序，更会对执法的规范化形成一种有效的制度倒逼。按照国赔法的设计，赔偿义务机关进行赔偿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并且依法追责，这是在具体个案中的国家赔偿“快速”提高赔偿数额之外，更值得制度建设去倾注精力的领域。
近年来，冤案纠错的频次、力度与国家法治的长足进步、司法体制的新一轮改革密切相关。于外界观感中，除了可能客观存在的某种冤案赔偿“比拼”数额的倾向，还有对冤案当事人获得赔偿后回归生活细节的某种持续性关注。金哲宏案赔偿结果出来前，就有报道追访吉林刘忠林“无罪后的16个月”，最早一批纠错的河南赵作海案当事人近况也受到媒体关注。从对冤案当事人的持续关心，可以看到公众和舆论的热忱，但昔日新闻当事人所展现在人们面前可能并不如意的景象却也着实令人唏嘘：重获自由的刘忠林“赔偿花掉近一半，正在打离婚官司”，一度作为冤案纠错标杆的赵作海则在亲友因钱生隙、投资屡屡失败、误入传销陷阱过程中“花光了赔偿款”。
长期的冤狱经历对公民个体而言一言难尽，在沉冤得雪后回归平常生活是社会和公众对其的美好祝愿和期望。但客观来说，也正因为与社会的长时间隔绝，冤案当事人试图回归和走向正常生活的路注定不会太顺利，他们需要补上的课，不仅是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更是通盘的人生安排和漫长的心理重建。对外界而言，突然手握“巨额”赔偿的后冤狱人生，绝不像旁观者想象的那样轻松畅快，对昔日新闻当事人，外界也需要尽可能地换位理解。由此也能看到，冤假错案对公民个体、对国家法治的伤害之深、刺痛之切！
冤案归来，不仅意味着重获自由、陈年冤屈终得洗刷，同样意味着平常生活所拥有的一切斑驳与复杂也将扑面而来。这需要当事公民在挣脱冤狱、离开舆论视线之后进行某种必要的内心调试，以及务实的人生规划和生活能力的补课。包括围观人群自己，其实也需要对冤案当事人有更理性的看待和更平和的预期：希望他们重归社会的路走得更顺当、少些坎坷，当然更希望国家法治的进展能真正彻底地防范和杜绝一切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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