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钱穆《国史大纲》述评

《国史大纲》是一部简要的中国通史，用大学教科书的体例写成。内容包括自上古三代以迄20世纪中叶之中国历史的演变发展，尤其是经济与社会、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的状况及其相互影响。全书（修订二版）八编46章，共53万字。全书力求通贯，便于读者理解中国历史上治乱盛衰的原因和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根据。

本书成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作者的忧患之情跃然纸上。是书于194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各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风行全国，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积极作用。1974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再版本，到1992年已印行18版，1994年出版第二次修订本。1994年6月北京商务印书馆印制修订二版本，后又多次重印。本书亦收入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之《钱宾四先生全集》。

著者钱穆先生（1895.7.30－1990.8.30）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原名恩鑅，字宾四，民元改名穆。先生家世贫苦，幼时丧父，中学毕业即无力求学，以自学名家。原任中小学教师，1930年后执教于高等学府，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等校教授，创办香港新亚书院。其代表著作有：《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政学私言》、《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著者毕生著书70余种，约1400万字。著者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

《国史大纲》的《引论》甚为重要，建议读者反复诵读。《引论》表达了著者的文化观、历史观与方法论。他指出，研究历史，撰写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1）能将我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2）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参考。前者在于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征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这是钱先生撰写此书的主旨。

钱先生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中国历史的演进，其基本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演进上是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化，这与其他民族是不同的。钱先生痛切警告：国人懒于探寻国史真谛，而勇于依据他人之说，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他反复强调中西文化演进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历史来套用中国历史，必须肯定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以及文化价值的相对性。显然，钱先生是针对全盘西化思潮，针对疑古学派、史料学派，有感而发的。

著者以独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时代的变迁，如战国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社会经济的变动等。有的章，如第六章春秋战国“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第八章西汉“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第十章东汉“士族之新地位”，第十八章“魏晋南北朝之门第”（变相的封建势力），第二十至二十一章关于田制、兵制、宗教思想，第二十三至二十四章关于唐代政治机构与社会情态，第三十二章关于北宋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第三十八至四十章关于唐至明代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等，都非常深入，很有见识。本书著者能由一个问题延伸一两千年，由一点扩大到全面，系统梳理。如田制，能将两晋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调，由租庸调到两税法，合成一个整体。

著者扬弃了近代史学研究中的传统记诵派、革新宣传派和科学考订派，分析了其见弊得失。著者认为，史学不等于技术，不等于历史知识与历史材料，不能纯为一书本文字之学；史学是“人”的史学，不能做号称“客观”的无“人”的历史研究；史学一定要与当身现实相关，但又不能急于联系现实，不是宣传口号与改革现实之工具。他强调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如果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无所了解，缺乏起码的尊重，此必成为无文化的民族，无历史意识与智慧的民族。他主张努力开掘国家民族内部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内在的生机、动力。如果不深切理解国家民族背后的文化精神，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

近代史学诸流派在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和社会经济三方面研究的结论大体上是：在政治上，秦以来的历史是专制黑暗的历史；在文化上，秦汉以后两千年，文化思想停滞不前，没有进步，或把当前的病态归罪于孔子、老子；在社会经济上，中国秦汉以后的社会经济是落后的。

钱穆先生的通史研究在立论的标准上反对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识为依据，主张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个性与特性。他又以整体与动态的方法，把国史看作是一不断变动的历程。他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政治制度而言，综观国史，政治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由封建（分封）统一到郡县的统一（这在秦汉完成），由宗室外戚等人组成的政府演变为士人政府（这自西汉中叶以后到东汉完成），由士族门第再度变为科举竞选（这在隋唐两代完成），考试和选举成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的两大骨干。钱穆十分注意中国行政官吏选拔制度、士在文治政府中的地位、政治权力与四民社会的关系。就学术思想而言，秦以后的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也从政治势力下独立，渊源于晚周先秦，递衍至秦汉隋唐，一脉相承，历久不衰。北宋学术的兴起，实际上是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发展的新气象。就经济而言，秦汉以后的进步表现在经济地域的逐渐扩大，而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政治建设逐渐平等相伴而行，尽管在历史上快慢不同，但大趋势是在和平中向前发展。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运作的背后有一个思想观念存在。在学术思想指导下，秦以后的政治社会朝着一个合理的方向进行。如铨选与考试是《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宗旨所致。在全国民众中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在这个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有成绩者可以升迁。这正是晚周诸子士人政治思想的体现。秦汉以后的政治，大体按照这一方向演进。汉武帝按董仲舒的提议，专门设立五经博士，博士弟子成为入仕唯一正途。此后，学术地位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也常尽其指导政治的责任。三国两晋时期统一的政府灭亡，然而东晋南北朝政府规模以及立国的理论仍然延续两汉。隋唐统一政府的建立，其精神渊源则是孔子、董仲舒一脉相承的文治思想。隋唐统一无异证明，中国历史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长期战乱，其背后尚有一种精神力量依然使中国再度走向光明之路。钱穆所讲的这种精神力量是以儒家为主的优秀文化传统，它才是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即“生力”。

钱先生也分析了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病态”。如中唐以后的社会是一个平铺散漫的社会，政治仍为一种和平大一统的政治，王室高高在上，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相隔太远，容易招致王室与政府的骄纵与专擅。又如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然而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部依赖于政府，而民间又苦于不能自振。再如政府与民间沟通在于科举，科举为官后出现腐败等。这都是中唐以后的病态。宋儒讲学主要是针对这种种病态而发。然而宋以后不能自救，中国政治进一步遭到损害。明代废除宰相，尊君权，以及清朝统治，皆背离了传统士人政治、文治政府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的病态。

挽救这些病态则需要一种“更生”。这种更生是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的发舒与成长。钱先生认为，我民族数百世血液浇灌、精肉培壅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充满了生机，不仅能挽救自身病态，而且能回应西方文化挑战，争取光辉的前途。

我们还需指出的是，由于特殊的抗战背景，本书在布局上详于汉唐而略于辽金元清，详于中原而略于周边兄弟民族，在取材上详于制度而略于人事，详于文化而略于战争，在词句上不用太平天国而用“洪杨之乱”。体察著者的初衷，大约他内在的情结是：如果治乱不分，内外不辨，日本侵略中国岂不是可以根据辽金元清的故事，名正言顺地拥有与统治我广土众民吗？[1]尽管我们能同情地理解著者的苦心，然而今天读这部书，我们不能不跳出汉族中心主义、华夏中心主义和正统史观的立场，肯定周边兄弟民族入主中原，与汉民族一道治理国家，给中国历史文化注入了活力，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钱穆先生的这部著作代表了他的通史研究，这与他有关部门史（如政治史、学术史、文化史）及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的研究相得益彰，与他有关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的探讨，亦相互发明。通过本书，我们可以了解钱穆先生所提倡的史心与史识、智慧与功力之互动。

以上我们简略地述介了本书。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本书，我们不妨延伸介绍钱先生的历史文化观、中西文比比较观。钱先生所有研究都环绕着一个中心而展开，这个中心就是中国文化问题。他对中国文化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钱先生从历史出发揭示中国民族文化的风貌、特殊性格和人文精神。在他看来，历史、民族、文化有三个名词，实质为一。民族并不是自然存在，自然只是生育人类，而不能生育民族。他指出：“民族精神，乃是自然与文化意识融合而始有的一种精神，这始是文化精神，也即是历史精神。只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才能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最伟大的中国民族来。若这一个民族的文化消灭了，这个民族便不可能再存在。”[2]足见一国家的基础建立在其民族与传统文化上。文化是人类群体生活之总称，文化的主体即民族。民族的生命不是自然物质生命而是文化的生命，历史的生命，精神的生命。

民族精神是族类生活的灵魂和核心。没有这一灵魂，就没有族类的存在，而民族的精神乃是通过历史、文化展开出来。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就是使中华民族五千年一以贯之、长久不衰的精神，是民族生活和民族意识的中心，并贯穿、渗透、表现在不同的文化领域中。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精神是建立在民族文化的各领域之上，是在民族文化长期熏陶、教化、培育中形成的，具有深刻内在特点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是民族的性格与风貌，是民族文化的本质体现，是民族意识的精华，是整个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是民族共同体的共同信仰与灵魂，是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的动力与源头活水。钱先生把中国民族精神的内涵归结为：㈠、人文精神，包括：人文化成、天下一家，人为本位、道德中心，天人合一、性道一体，心与理一、用由体来。㈡、融和精神，包括：民族融和，文化融和，国民性格----和合性。㈢、历史精神，包括：历史是各别自我的，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意识，温情与敬意的心态等等。总之，民族精神、历史精神、文化精神是一致的。[3]

他对文化定义、结构作了界定，指出：“文化只是人生，只是人类的生活。”[4]他提出了一套研究文化问题应具有的健康心态、观点与方法，包括：从历史与哲学相结合的角度研究文化；研究文化必须善于辨别异同；讨论文化必须从大处着眼，不可单看其细节；讨论文化要自其汇通处看，不应专就其分别处看；讨论文化也应懂得从远处看，不可专自近处看；讨论文化也应自其优点与长处看，不当只从其劣点与短处看等等。这是钱先生针对五四以降文化研究的偏颇而提出的。

郭齐勇、汪学群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年（第二版）

五四以来，我国学者围绕着中国文化的新旧递嬗展开了论战。中西文化比较是钱先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的不同出发，把世界文化分为游牧文化、商业文化和农耕文化，又指出实质上只有游牧与商业文化和农耕文化两种类型。在他看来，西方文化属于商业文化，中国文化属于农耕文化。商业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不同，实质上就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不同。具体表现为：㈠、安足静定与富强动进的不同。中国农耕文化是自给自足，而西方商业文化需要向外推拓，要吸收外来营养维持自己。农耕文化是安稳的、保守的，商业文化是变动的、进取的。前者是趋向于安足性的文化，是足而不富，安而不强。后者是趋向于富强性的文化，是富而不足，强而不安。㈡、内倾型和外倾型的不同。农业文化起于内在的自足，故常内倾，商业文化起于内不足，故常外倾。“内倾型文化常看世界是内外协一，因其内自足，而误认为外亦自足”；外倾型文化“常看世界成为内外两敌对。因其向外依存，故必向外征服。”[5]㈢、和合性与分别性的不同。中国文化重视“和合性”，和内外，和物我；西方人则强调“分别”，分内外，别物我。

在文化比较中，钱先生只强调两种文化的不同，并没有简单判定优劣高下。他指出：“我们讲文化没有一个纯理论的是非。东方人的性格与生活，和西方人的有不同。......没有一个纯理论的是非，来判定他们谁对谁不对。只能说我们东方人比较喜欢这样，西方人比较喜欢那样。”“我们今天以后的世界是要走上民族解放，各从所好的路。你从你所好，我从我所好，并不主张文化一元论，并不主张在西方、东方、印度、阿拉伯各种文化内任择其一，奉为全世界人类做为唯一标准的共同文化。我想今天不是这个世界了，而是要各从所好。”“在理论上，我很难讲中国文化高过了西方文化。也可以说，西方文化未必高过了中国文化。因为两种文化在本质上不同......将来的世界要成一个大的世界，有中国人，有印度人，有阿拉伯人，有欧洲人，有非洲人......各从所好。各个文化发展，而能不相冲突，又能调和凝结。我想我们最先应该做到这一步。我不反对西方，但亦不主张一切追随西方。我对文化的观点是如此。”[6]上引钱先生反对西方文化一元论和中国文化一元论的观点，并不意味着钱先生主张文化相对主义。他针对“西方中心论”提出相容互尊、多元共处，反对绝对主义的价值评价。钱先生不是为比较而比较，他的文化比较，是着眼于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前景的。

钱先生通过中西文化比较，展望未来世界文化的格局是多元共处、各从所好、不相冲突、调和凝结。他特别提出了“集异建同”的观点。他说：“世界文化之创兴，首在现有各地各体系之各别文化，能相互承认各自之地位。先把此人类历史上多彩多姿各别创造的文化传统，平等地各自尊重其存在。然后能异中求同，同中见异，又能集异建同，采纳现世界各民族相异文化优点，来会通混合建造出一理想的世界文化。此该是一条正路。若定要标举某一文化体系，奉为共同圭臬，硬说惟此是最优秀者，而强人必从。窃恐此路难通。文化自大，固是一种病。文化自卑，亦非正常心理。我们能发扬自己文化传统，正可对将来世界文化贡献。我能堂堂地做一个中国人，才有资格参加做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何来有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文化，又何来有世界文化？”[7]钱先生在这里提出的“集异建同”的思想，较一般所谓“察异观同”更为深刻。世界文化的前景，绝不抹煞、消融各民族文化之异（个性）；相反，世界文化的发展，只可能建立在保留各民族文化的优长，发扬其差异的基础上。

钱先生不仅仅是一位专才，一位学问家，一位史学巨擘，而且是一位通儒，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是现代新儒家思潮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的学术著作和讲演不仅仅有学术的、学理的价值，而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他以诲人不倦、著述不倦的一生，以整个的身心，捍卫、弘扬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精华，抗拒着工业化、商业化的现代社会对人性的肢解，抗拒着欧风美雨狂飚突进时代所造成的民族文化生命的衰亡。他肩负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是我们民族的真正的脊梁！

钱穆一生把为学与做人紧密地结合起来，更强调如何做人，首先是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说：“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鑊，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8]他的一生大半是在中华民族危亡和中国文化日渐衰弱的年代中渡过的。他不辞辛劳地讲学、办学、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把全部的爱心、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生命都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业。

他一生与甲午战败以来的时代忧患共终始。他说：“余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深博伟大，所知甚浅。然自问爱国热忱，则自幼年迄于今兹，从未后人。凡我所讲，无不自我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忱中来。我之生年，在前清光绪乙未，即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纷乘，国难深重之困境中。民国元年，我即在乡村小学教书。我之稍有知识，稍能读书，则莫非因国难之鼓励，受国难之指导。我之演讲，则皆是从我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9]因此，他的著作的字里行间浸透了血和泪，浸透了深厚的民族悲情和历史意识，充满了对过去的思念与敬意，对未来的企盼与信心。面对２０世纪中国文化的困境，即价值系统的崩溃，意义结构的解体、自我意识的丧失、精神世界的危机，钱先生的生命的呼应与存在的实感，化成他的学问、业绩、演讲、著作，苦心孤诣，感天撼地。他的学问与他的生命浑成一体！

钱先生的这部著作影响了三代学人，堪称名著。钱先生的史观与治史方法，我们不难从他的著名学生严耕望、余英时等史学家的著作中找到史影。

建议本书读者配读钱先生的另一部著作《中国文化史导论》，其修订本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印本。

（部分内容见《明了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读钱穆〈国史大纲〉》，《北京日报》2015年9月28日，《新华文摘》2016年第1期第150—151页转载。）

[1]参见何佑森：《钱宾四先生的学术》，载《中国哲学思想论集》，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年，第69页。

[2]钱穆：《中国历史精神》，1964年香港增附三版，第5-6页。

[3]参见 郭齐勇、汪学群合著《钱穆评传》第2章，南昌：江西百花州文艺出版社，1995年。

[4]钱穆：《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第4页。

[5]钱穆：《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第29页。

[6]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7-29页。

[7]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版，第126页。

[8]钱穆：《宋明理学概述》自序，台北：学生书局，1977年。

[9]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序言，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