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昆仑奴、新罗婢、僧祇奴和胡姬，聊一聊唐代的外国奴隶

在裴铏的《昆仑奴》中，那个背着崔生越过十重高墙和红绡见面的磨勒，那个“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的高手，那个事成后远走高飞，十余年后“卖药于洛阳市，容发如旧”的昆仑奴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昆仑奴这一群体在《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史籍中都有不少记载,吴晗先生和陈寅恪先生对昆仑奴的来源和作用都有过研究，他们认为认为昆仑奴是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通过贸易、进贡等形式来到中国的。

但是近些年又有一种看法，认为“昆仑奴”是来自东南亚地区,“僧祇奴”才是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唐代昆仑奴的主要是来自马来半岛的尼格里托人,是随阿拉拍人一起来到大唐的。

在中国古代地理文献中，“昆仑”有很多种解读。根据考证，中国所有曾经被称做“昆仑”的地方共有十余处,东西南北都有，所以我们不能以“昆仑”两个字来断定昆仑奴来自西方。

要想了解唐代的昆仑奴，就得从唐代长安的黑人说起。当时大唐帝国活跃着许多皮肤黝黑的外邦人士，他们被称做“小黑人”。

这些人来自“海中洲”，也就是现在东南亚群岛和南亚次大陆，包括印度。

《旧唐书-林邑国传》对昆仑奴的来源有过记载：“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真腊国传》也有“扶南之属国，昆仑之类。。。。。其人黑身卷发，裸行”的记载，说明昆仑奴以来自东南亚的林邑国、真腊国者居多。

唐代昆仑奴聚集最多的地方并不是长安，而是广州。

唐朝广州昆仑奴的具体数量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但从武则天时期发生的昆仑奴做乱，杀死广州都督一事来看，广州的昆仑奴是一个数量很大的群体。

而广州之所以是昆仑奴聚集之所，也是因为广州距东南亚的距离比较近的缘故。

我们知道，非洲黑人擅长奔跑跳跃，而不擅长游泳等水上运动。

唐代的《萍洲可谈》中对昆仑奴的水性有过记载：“海中不畏风涛,惟惧靠搁。……船忽发漏,即不可入治,令鬼奴持刀絮自外补之。鬼奴善游,入水不瞑”,可见昆仑奴熟悉水性，也会驾船，有“佛殿阶前石狮子,大洋海底铁昆仑”之称。

水性这么好的昆仑奴，不太可能是非洲来的黑兄弟。从现存的唐代史料和出土的唐代文物中，都可以看出，昆仑奴主要来源是东南亚及南亚一带。

（壁画中的训狮昆仑奴）

昆仑奴都是被到大唐经商的商人或者朝贡的使者带到大唐，“动以千万，卖为蕃奴”。这些人到达大唐后，男性一般被卖到王公贵族府邸做奴仆，从事看门、打更、随从等杂役,女性一般学习歌舞，供人娱乐。

昆仑奴们远离故乡，语言不通，加之无牵无挂,忠诚憨厚，身手敏捷，深得主人喜爱。而当时家中拥有几个皮肤黝黑的昆仑奴，是上层集团内非常时髦的事情。

我们在不少唐墓中都能看到出土的陪葬黑人俑，这都证明黑皮肤的昆仑奴活着受到主人的喜爱，主人死后还将他们的形象烧成陶俑，带到阴间继续为主人服务。

裴铏的《昆仑奴》中，摩勒的主人崔生，也是贵族阶层，“其父为显僚，与盖代之勋臣一品者熟”，所以家中有一个或者几个外国仆役，也是很正常的事。

也有一些昆仑奴利用他们的特长，从事一些特殊工作。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有不少驭兽的黑人形象，据考证就是唐代的驯兽昆仑奴。

当时有首儿歌唱到:“昆仑儿,骑白象,时时锁着狮子项,买奴跨马不搭鞍,立走水牛惊汉官”。

说明昆仑奴从事驯兽工作,在当时广为人知。

昆仑奴一般身强力壮，力气很大，“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所以也有不少凭力气吃饭，在码头从事货物搬运等工作。唐代海外贸易发达，搬运工的需求很多，昆仑奴们正好填补了这个缺口。

昆仑奴中也有好坏之分，有些昆仑奴不愿正当谋生，往往成为海盗。

《唐会要》就有危害交趾（越南）的“昆仑海寇”活跃在南海海域。

《南海寄归内法传》亦记载:“(昆仑奴)不知礼义,惟事盗寇”,打家劫舍的昆仑奴也不少。

昆仑奴被卖到大唐，有官奴、私奴之分,但都没有人身自由,签的是终身合约。所以出现了很多逃走的情况。

《昆仑奴》中，磨勒偷走红绡后,之后从崔府逃走，消失得无影无踪。像这种突然消失的情况肯定还有不少。

据《旧唐书》记载，开元十二年，室利国派人进献“僧祗女”一人，诃陵国献“僧祗女四人，僧祗童五人”，这些“僧祗奴”是来自哪里呢？

“僧祗”是唐朝对非洲东部地区的称呼。大唐从大食商人口中知道了非洲这个大陆，根据大食人的称呼习惯，将东非地区的黑人称为“僧祗人”，又称“桑给巴儿人”。

唐代长安有东西方四十余国侨民，其中就包括来自非洲来的“僧祗奴”。这些来自非洲的黑人，身材高大，孔武有力，而且相比中国人和东南亚人，更加朴实，好管理，所以更受欢迎。

由于非洲和大唐相隔万水千山，将一个“僧祗奴”带到大唐不易，所以他们的价格更高，不是一般人家能承受的。久而久之，拥有一个“僧祗奴”，成为一种身份的标志。

河东闻喜裴氏家族，是大唐的名门望族，出现了裴休、裴楷、裴蕴、裴矩、裴佗、裴让之、裴政、裴寂等著名人物。裴家就有不少来自非洲的“僧祗奴”。

山西曾经出土过裴氏一个唐墓，里面的陪葬品中，就有不少来自非洲黑人形象的“僧祗奴”俑。

它们或立或坐，一律全身漆黑，头发卷曲，鼻子宽大，嘴唇厚，衣服右袒，是典型的唐代“僧祗奴”的装扮。说明在裴家这种世代缨簪之家，“僧祗奴”曾大量为他们服务。

三、“新罗婢”与“胡姬”

“新罗婢”是一个小众群体，她们是来自朝鲜半岛的女性奴隶，而且是底层女奴。

“婢”，指的是受役使的女子，她们地位低下，有时甚至比不上一只牲畜，可以任主人家买卖，没有任何人权，甚至还会受到主人的性侵犯。

长安当时外国女性除了使节和商人家属外，以胡姬和新罗婢为多。而新罗婢的地位远远低于胡姬。

大唐盛世，万族降附，全国各地都有西域胡人的踪影。这些胡人将他们的美酒文化和歌舞文化也传播到大唐。全国各地，特别是长安出现了许多胡人开设的酒肆，里面不乏来自西域的胡女，被称为“酒家胡”或者“胡姬”。

当时的胡人酒肆，就是唐朝的销金窟。

写尽了当时文人在此慷慨解囊，一醉方休，最后只得赊账而归的画面。

一般来说，来自西域的胡姬也是奴隶，她们在大唐从事歌舞表演，博人一笑，她们各自有着自己的技艺，或善歌，或善舞，或能操琴，或能奏曲。他们面对顾客，笑脸如花，在波斯地毯上踏着碎步旋转。

正如白居易写的“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响双袖举，回雪飘遥转蓬舞”。

引得那些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在此流连忘返。

胡姬们一般是从小被胡商买来进行歌舞才艺培养，教授汉语，长大后带到大唐，或做为结交大唐权贵的礼物，或作为歌舞的表演者，她们的地位比只会粗使活计的新罗婢要高一些。

新罗婢不但容貌上比胡姬差了不止一筹，而且也没有任何才艺，只会做一些基本的伺候人的工作，任劳任怨任打任骂，有些刚到大唐的连汉语都不会说，所以只能从事最底层的工作。

“新罗婢”有一些是征伐高丽战争的战利品，更多的则是被海盗从朝鲜半岛掠抢而来的沿海渔民家的女性，长相平平，也没有经过任何才艺训练。

她们能在大唐生存，完全是因为唐人的猎奇心理，和一种“你家有，我家也得有”的拼比心理。

因为数量不是太多，所以“新罗婢”在长安供不应求。但是她们被买走后，从事的都是服务主人的仆役工作，也没有人身自由。

她们与今天有钱人家的“菲佣”有些相似，但今天的“菲佣”属于高收入群体，且来去自由，是“新罗婢”无法相比的。

四、外国奴隶的生活和地位

大唐有两条丝绸之路，这两条丝绸之路不仅是文化交流、商业贸易之路，也是奴隶贸易之路。东南亚、西域、非洲都是唐代外国奴隶贸易的来源地。

只是唐代没有大规模使用奴隶的生产方式，奴隶们大多是分散到权贵之家供其驱使或是用于娱乐。

大唐豪门韦家就发生过让一个水性好的黑奴在主人湖边宴客时，为客人表演深水捞物，捞取主人扔到湖里的珍珠，结果被淹死的事例，说明这些奴隶的生命权是得不到保障的。

那些女性奴隶的命运就更加悲惨。很多胡姬和新罗婢卖到大唐时还未成年，她们凭借异国情调给唐人带来了新奇，但又有谁会为她们的命运而哀叹呢？她们的作用就是用来娱乐的，就是为主人服务的。

（驾车的昆仑奴与随行的新罗婢）

当时的社会风气是以家中拥有来自国外的仆役为荣。《草木子》中记载：“北人女使，必得高丽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廝。不如此谓之不成仕宦。”以黑人为僮、高丽婢为仆成为唐朝士大夫之家的标配。这些来自异国的奴隶们，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只有卖力讨好主人才能生存下去，稍有不如意动辄打骂，甚至被主人杀死也不用负法律责任。

“丝绸之路”对人类经济和文化交流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是两条丝绸之路也写满了奴隶们的血泪。他们为唐代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可是现在又有几个人记得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