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山大款： 少数民族地区民主自治的活化石

“唯有等不法匪徒，串入苗峒，任意盗窃，或以重利盘剥，至良民生计萧条；或乘秋收之际，任意越界，横捞茶子、核桃等，殊可痛恨……如果成群结党肆害无忌，即照盗贼例格杀勿论。”这是飞山大款里的一项款约，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牛筋岭款碑载。如今，在靖州藕团乡老里村牛筋岭款场，村里颇有威望的谢第科还会给村民们讲起这些古老款约，宣讲他们世世代代遵守的传统规则。因为，约定俗成的款约，对寨子里的生活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

飞山大款是中国古代时期以今靖州飞山为中心区域,向湘、黔、桂、鄂、渝等区域苗族、侗族、瑶族、汉族村寨历经千年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村寨自治以及寨与寨之间联盟的古老社会组织和管理体系。

飞山大款行使着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自我调节的社会功能，是一种高效的地方自治体制。在传统少数民族乡村中调解着人们之间的矛盾与纠纷，维系着民间正常的社会秩序，成为规范社会道德、约束个体行为的准则，对少数民族社会起到了安定治乱，惩恶扬善的作用，具有强大的社会适应力和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古代民主制度的活化石。

据介绍，款约包含下面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村寨、大款、款、款首、款脚、款丁、款师、款场（坪）、款辞、合款等内容。款约的内容丰富多彩，包括行为规范、道德规范、家庭组织、民族起源、宗教崇拜、习俗礼仪等，按照款辞的不同内容可分为：约法款、族源款、款场款、习俗款、请神款、祭祀款。此外，还有出征款、英雄款、创世款等。

款约以口头语、无字碑、碑刻规约、款约书籍为载体，主要保护私人和公共生产资料，制裁偷盗、惩处抢劫、杀人放火等行为；保护山林、水源、土地和公共财物。规制乱伦、离婚和其他伦理道德。在款约面前人人平等，处罚手段多样化，包括生命刑、惩戒刑、鸣锣喊寨、赔偿财物、赔礼道歉、罚酒罚肉等。亲属或村寨惩罚刑，包括亲属不能回避和包庇，开出寨籍、流放等。

2008 年9 月，在靖州三锹乡地笋村，一块立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2 年）的婚姻款规碑刻被发现。该碑为青石板材质，高1.8米，宽1.1 米，刻字1034 个，品像完整。碑刻主题为“严禁陋习，以端风俗”。事由主要刻录当地苗族姑娘潘学贵等因反抗“舅霸姑婚”陋习被迫害致死的过程及相关评论。

原来，在封建社会里，靖州苗族地区和部分侗族也受到封建包办婚姻的影响，出现了“舅霸姑婚”的陋习。所谓“舅霸姑婚”，就是姑娘家的女儿必须嫁给舅舅家的儿子，舅舅无子，容姑娘家女儿另配，但必须向舅家交纳一定的钱财。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近亲结婚，造成过许多家庭悲剧，甚至发生过人命案。后来终于使锹里苗、侗族头人认识到“舅霸姑婚”的危害。清道光19 年（1841），24 寨苗、侗头人分别集结于三个“款场”。合款规定：禁止“舅霸姑婚”，勒令立碑为记，永世不得违犯。“款规”除不准“舅霸姑婚”，不准舅家索取钱财之外，还对订婚、过门的聘金、彩礼，做出了不许过高索求的规定。这些款规受到当地苗族、侗族人民的支持，使“舅霸姑婚”陋习基本得以废止。

以靖州为中心的湘黔桂边界苗侗等少数民族地区，在历史上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政权，没有统一的政治制度来作为全民族和整个部落、族群遵循的准则，也没有专门的专政机构和专职的管理人员，但千百年来，靖州长期处于良性的运行状态，鲜有因内部矛盾无法调解而导致的社会混乱情况发生，长期保持着良好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得益于“飞山大款”的发韧和其精神灵魂的延续。

飞山大款发端于五代十国，由杨再思在位时建立，经过宋元明清民国等朝代的发展和不断完善。新中国成立后，款组织已被各级人民政府取代，“飞山大款”已不复存在，但它的精神力量，并没有完全消失，其合理内核仍以其他变迁形式保留下来，为现代乡村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

湘黔桂苗侗汉等地区现行存在的村民理事会和《村规民约》就是飞山大款在某种形式上的延续和体现。靖州一些村寨在重大的节日里，村民仍会聚土为堆，焚香化纸，举行祭祀礼。然后依据古理古规，或讲或唱，或讲唱结合，回忆合款内容，强调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同时，“飞山大款”也是一种优秀的古老的文化现象，款约款辞既有原态性、口语性、俗语性，又呈现汉文文学化。大多款词音韵和谐、节奏铿锵朗朗上口，有强烈的韵律感，起兴，联想，比喻，排比，拟人夸张对偶手法的运用，款辞更具鼓动性和音韵美的效果，尤其是在某些边远山区，直接保留和传承了原生态的款约和合款仪式典礼，极富文化价值。

（本报记者 李青青 通讯员 李沛燕 陆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