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世家大族与皇族间的“戏”

三国是中国古代最有声有色的时代之一，也是最“入戏”的历史时期——这个甚至连“之一”都没有。

这个时代的舞台系曹魏、蜀汉、孙吴三个国家共同搭建而成，表面上，这三个国家的建立者都不是当时的世家大族：曹魏皇族的建立者曹操身世成谜，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养子，自己本姓夏侯，家族寒微，出于自抬身价目的伪托曹参之后，起家之初当世世家名流都瞧不起曹操，以至于要靠绑架威胁才能获得一个实际上也只是差强人意的“月旦评”评语；蜀汉皇族的建立者刘备虽号称“大汉皇族”，但世系实在久远，即便族谱可靠，祖上最后一位侯爵——王莽时的临邑侯刘让，也已是汉景帝第七代孙了，曹操族望虽微，好歹还能在二十岁时被举孝廉，从而步入东汉仕宦正途，而刘备家族举孝廉的最后一人已是其祖父刘雄，仅官至县令（东郡范县），其父刘弘已是“白身”，本人更是沦落到织席贩履的地步，若非黄巾之乱让他有了起家的资本（23岁为安喜县尉），即便他再怎么追随名流大儒学习，在那个时代都很难有出头之日；至于东吴皇族的建立者孙权，本人固然“承父兄之遗烈”，但江东割据势力真正的缔造者——其父孙坚起家却和刘备半斤八两，孙坚之父孙钟是个瓜农，他们虽世居吴郡富春县（今杭州市富阳区），但并不为当地豪强所重，靠“十七岁击走盗贼”起家，后来因乱世军功在扬州、荆州逐渐扬名，而其富阳乡里直到孙策时代都对其家族的统治不以为然，屡屡挑战，而“为乡里所重”本是汉魏世家大族最基本的“认证标尺”之一。

创业之初，上述“三大家族”和世家大族的关系都有些生硬、疏远，其核心“干部团队”往往由出身参差不齐的亲戚、旧部和吸纳归附的文武贤才组成。

如曹魏，独立起事的起点是汉献帝永汉元年（公元189年）二月“毁家纾难”，在陈留郡起兵讨伐董卓，其最大赞助者卫兹只是二三流的地方豪族，最初的辅佐多是曹氏、夏侯氏亲故，以及乐进、李典等家世更寒微的武人（李典家充其量是个小土豪，乐进家恐怕连土豪都不是），此后曹操一路升迁至兖州牧，追随者中的世家大族子弟如张邈、陈宫等都往往不能与之相始终，真正开始获得世族人士倾心辅佐，则是他在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天子至许后的事。尽管在“天下三分”后历史会将这一刻判定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建立自己真正霸业的起点，但在当时人们普遍观感中，却只能是“功莫大于勤王”，是不世出的丰功伟绩，和天下久乱后“大治”的希望，荀攸、董昭等一批世家大族子弟开始成为曹氏幕僚和部下。而更多世家人物加入曹操“霸府”或通过成为东汉朝臣间接归入曹操旗下，则还要等到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攻克袁氏大本营邺城，从此不可动摇地成为北方和中枢的第一大势力之后。即便到了此时，曹操仍然在出任丞相两年后（建安十五年即公元210年，此时赤壁之战都结束两年了）颁布了著名的《唯才是举令》，继续将用人政策向非世家大族的贤才倾斜。

刘备在这方面的情况略有差异：他自因缘巧合地接掌徐州和被曹操表为豫州牧后，就孜孜不倦地试图和世家大族搞好关系，如与陈登交好、与糜竺联姻、举袁涣孝廉……但因为自己在这些地盘上根基不稳，旋得旋失，最终追随左右的仍然是关、张、赵、陈（陈到）等出身寒微的老班底为主（他们中家世最高的张飞也就是个小土豪）。在新野虽也是“客人”，但毕竟已有些名望和实力，因此吸附了不少既不愿服事曹操、又对刘表父子失望的荆襄和北方流寓世家人士，其中最出名的自然是来自北方琅琊的诸葛亮，此外还有马良昆仲、伊籍、黄忠、向朗等。但即便此事，荆襄当地和北方流寓士族名流中多数也并不把刘备当作“第一选项”，如曾和诸葛亮交往密切的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先后北上投奔曹操，蔡氏、蒯氏等在曹操南下时归附，刘巴、李严、杨仪等则要么南下躲避战乱，要么西行入蜀（刘巴更是一路躲着刘备）。总体上看，刘备是三国三家皇族创立者中对世家子弟态度最殷勤者，但因为根基和实力最差，因此追随他的士族子弟反倒是最少的。

孙氏的情况则如出一辙：孙坚直到割据州郡，成为当时实力派，其股肱程普、韩当、黄盖等也是清一色的“庶姓”，孙坚是江南人且从未长期任职河北州郡，但程普却是幽州右北平人，韩当则是辽西令支人，黄盖则是荆州南部的零陵人，他们都不出自孙氏父子的统治核心区，孙坚战死后其子、戚在故地安身不牢，不得不寄食袁术。士族子弟开始渐渐投奔孙氏，要等到孙策从袁术处借兵南下，而此时北方诸强混战形势尚不明朗、江东几个割据势力又明显不成器，他们亟需寻找一个可靠的“看门人”之际，至于这些人真正开始归心，则恐怕更要等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后“鼎足势成”了。

不过到了赤壁之战前后，天下形势已逐渐明朗化：汉室气数已尽，曹、刘、孙已成为实际上的“三分之主”，他们暂时谁也消灭不了谁，也无心重新恢复汉室的威权，这迫使需要延续家族地位、利益的世家大族不得不转变态度，冷静、谨慎地选择这三个出身比自己寒微得多，以往为自己隐隐瞧不起的“暴发户”押宝，如曾经在建安六年（公元201年）躲避曹操征辟的颍川司马氏子弟司马懿，建安十三年再被征辟时却稍一犹豫即动身，且“一步到位”投到“政治接班人”曹丕门下，太原王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弘农杨氏、颍川陈氏等当时公认第一流的士族人物，也在此时“批量”进入曹操核心圈，并渐渐取代“从龙功臣”和“唯才是举”的“杂姓”，成为后期曹魏“霸府”真正的骨干和栋梁。

对此曹操始终是谨慎和警惕的，他似乎始终担心这些树大根深的世家大族会尾大不掉，最终架空自己这个由“假士族”建立的“马上政权”，他杀孔融、黜杨彪、戮杨修，疏远二荀，重申“唯才是举”，在晚年着力培养曹氏子侄和“官二代”，目的应该都是牵制和抗衡世家大族的渗透。

然而世家大族的实力实在太强大，曹操凭借“霸府”之威和不世之材尚能驾驭和制衡，能力不如曹操、迫于内争外患却又急于称帝的曹丕却非但无力，而且根本不想抗拒后者的力量，相反，他希望借这股强大的力量早日奠定曹魏政权的“正统性”，彻底取延续四百多年的汉朝刘氏而代之。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操尸骨未寒，长期“埋伏”在继任者曹丕身边的颍川陈氏名人陈群就捧出了奠定此后直到南北朝甚至隋唐都发挥巨大影响力的“九品中正制”，从此让世家大族取得了“平流公卿”、自己决定自己政治经济地位的不世出权力，作为交换，他们抛弃了传承四百年的汉朝，转而将承认他们这种“富贵自决权”的曹魏尊为正统。

蜀汉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如前所述，刘备对世家大族的态度原本就一直是追慕、巴结的，他们和士族子弟间一度若即若离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后者看不上他的家世和实力，不屑在他身上押宝所致。当他跨据荆、益，一度表现出旺盛势头后，和一些不愿、不能投注曹魏的世族大姓间便自然一拍即合，荆襄派（包括从新野、南郡时代就追随刘备的“老荆襄派”和最初不肯归附、待刘备取南四郡和益州后才归附的李严、刘巴等“新荆襄派”）、北来流寓派（最典型的是“名过于实”的许靖，和当时名声实在有点狼藉的马超）迅速成为刘备霸府和后来蜀汉朝廷的骨干，而素有“事大”传统的益州土著士族也相继见风使舵，转化成蜀汉政权的“正能量”。

孙策死后不久，北方的形势开始明朗化，曹操如日中天，其它势力江河日下，而孙权却外有曹操之逼，内有山越之乱，本人又年轻望浅，一时间不但华歆、王朗等当初就不情不愿的士族人物心怀叵测，就连追随孙策南下的鲁肃等北方中小世家子弟都一度动摇。好在孙权很快显示出割据一方、争雄天下的能力和决心，赢得周瑜、鲁肃、吕蒙等“羁旅流寓派”士族人物的倾心辅佐，并逐渐争取到顾、陆、朱、虞等吴郡地方士族的“投注”，最终稳住了阵脚。起家于“不南不北”的徐州、一度在曹、孙间犹豫不决的张纮（广陵）、张昭（彭城），前者一度滞留许都却最终南返，后者在赤壁战前主降，却在刘备伐吴、孙权被迫向曹魏称臣后怒斥大摆钦差架子的曹魏使臣邢贞，这一幕戏剧性地表明，孙吴也终于在“天下三分”的关键时刻，完成了从“军事霸府”到士族支持下政权的过渡。

然而从此之后，三国争霸就逐渐被士族间权力游戏所干扰、甚至“抢戏”。

曹魏自不待言，曹丕、曹睿父子“强干弱枝”，消除了皇室和外戚对皇位的威胁，却鬼使神差地为世家大族全面掌权扫清了障碍。晚年意识到危机所在的曹睿，精心构筑了由皇族（燕王曹宇、大将军曹爽）、亲幸（血统大成问题的秦朗）组成的“防火墙”，试图抵御以司马氏为核心、权力不断膨胀的士族官僚，最终却在“高平陵之变”中被证明不堪一击，在司马氏父子不断侵削、欺侮曹魏皇族，逐渐李代桃僵的过程中，本是曹魏朝臣的世家子弟中仅有陈泰（陈群子）、司马孚（司马懿幼帝）等极少数人表现出有分寸的异议或抵制，绝大多数或明哲保身，或索性站到了新贵的一边。道理是明摆着的：世家大族的“平流公卿”来自“九品中正制”，来自自己的家族和血统，而非来自皇室，他们要保的是这个血统和体系的千载不变，而皇族变与不变于他们何干？正如南朝宋齐之际名士褚炤所讽刺的，对世家大族而言，皇室的更迭不过是“将一家物与一家”，只要自己家族地位、特权保持不变，就不妨冷眼旁观。

在欧亚大多数文明中，“血统高贵”是成为帝王的“充要条件”，而中国却不然，大多数新兴王朝都起自寒微，取代曹魏、结束三国时代的两晋皇族司马氏，几乎是中国帝王氏上唯一“不掺假”的士族大姓（隋的皇室自称弘农杨氏、唐的皇室自称陇西李氏，都或多或少“掺水”），之所以得逞且得之轻易，奥妙也正在于“九品中正制”实施后，三国中实力最强的曹魏已成为世家大族私相授受的平台——授受个皇帝也不过是授受三公、丞相的“升级版”而已。

蜀汉在三国鼎立势成后实力最弱，且内部荆襄派与本土派、“老荆襄派”与“新荆襄派”间矛盾尖锐，“主战派”不过借维系“战时状态”继续其压制本土世家、维持权力垄断的优势，而“主和派”（多是本土世家）则希望借“不战”保持家族实力，并寻机去“事”更可靠、更符合利益的“大”（谯周等典型本土望族在刘备入蜀、刘备称帝、刘禅降魏中清一色“事大”，奥妙正在于此）。正因如此，当北方士族首领司马昭打着曹魏旗号杀入素称险要的蜀道之际，荆襄派世家大族稍作抵抗便“缴枪投降”，而本土大族更是没等敌军杀到门口就开始准备箪食壶浆了。

东吴对世家大族的态度始终是有警惕的：孙权晚年猜忌，张昭被封门，虞翻被疏远发配，周瑜子弟屡遭压抑，却多用近幸酷吏；孙亮、孙休时代的实际掌权者孙峻、孙綝族灭诸葛氏，压抑朱氏；最后一位皇帝孙皓分割陆抗兵权为五，试图削减诸世家所领世兵、奉邑……但孙氏本就是三国三个皇室中“底气最弱”的（曹魏毕竟有“再造汉室”之功，刘备有“复兴汉室”的加持），疏远世家大族无异于饮鸩止渴，待司马氏大举南下，丧失了世家大族支持的孙皓只能“一片降幡出石头”，以俘虏身份北上洛阳继续嘴硬，而顾、陆、朱、虞等南方士族，周、张等南方化的北方士族，以及甘氏等转化士族入晋后虽被降格为“二等特权阶层”，但毕竟将自己的特权一直传承到几百年后的南朝。

有人曾以“琅琊诸葛氏三兄弟分事魏蜀吴”来论证魏晋士族对皇室忠诚的淡漠，这未免有些牵强：诸葛亮之事刘备、诸葛瑾之事孙吴，都远在鼎足三分之前，而并非他们同胞兄弟的诸葛诞（诸葛丰之子、诸葛亮之堂弟）则一直在北方，他们恰是三国士族中为数不多、始终忠于一姓皇族的特例。

不过士族间瓜葛繁复、藕断丝连，其交情的确经常干扰到“国与国博弈”：诸葛亮打着堂皇“恢复汉室、还于旧都”旗号北伐，却在战事胶着时和最大对手司马懿从容书信过往，并殷勤拜托后者问候自己在曹魏做官的昔日好友（当然，也都是士族子弟），他的嗣子曾是诸葛瑾之子诸葛乔，而诸葛乔之子诸葛攀又还宗诸葛瑾（诸葛瑾家族在孙峻、孙綝之乱中全灭），诸葛诞之子诸葛靓的姐姐是司马懿儿媳，自己是司马炎“发小”，被送到东吴当人质后官至右将军，吴亡后又屡屡被晋朝委任要职（他自己不接受甚至躲避，是出于父亲诸葛诞被司马氏所杀的家恨，而非国仇），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的确值得关注——事实上刘禅、张飞和夏侯氏间复杂微妙的亲戚关系，甚至羊祜、陆抗对峙时的惺惺相惜，都带有明显的“士族时代特色”，说三国风云是“大家族控制下的权力游戏”，是丝毫不夸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