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写上海，唯独在王安忆笔下，上海故事成了传奇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上海是一个特别的城市，它不止是一座受西风影响的移民城市，更是现当代文学书写的重镇。提及上海，自然就联想到一代代为其著书立说的上海作家，他们记录、描述这座城市，抒发对它的感情，并开创了海派文学这一传统。

新时期文学创作中，书写上海的作家，王安忆相当重要，她和她的作品是当代文坛不可或缺的一环。

王安忆很多关于上海书写的小说都着力探讨了城与人的关系，她笔下的上海呈现出一番新面貌，其上海故事不仅探讨了历史与人的关系，更致力于发掘上海最贴近常生活、最感性、最稳定、最真实的部分，揭示上海市民文化的深厚底蕴。

在这一过程当中，王安忆完成了从自发到自觉的书写，实现了情感上由疏离到归属的圆满，一个外来者彻底融入城市，最终完成了个人文化身份的建构和认同。

01

1岁多的王安忆跟随母亲，作为进驻上海的大军队伍的一员，从南京来到了上海，在那条最高尚和最繁华的街道——淮海中路上安了家，从此扎进了上海市民的生活，也开始了她的弄堂生活。可作为一个同志的后代，她与周边的邻居还是有区别的。

王安忆曾以《忧伤的年代》为题目，写过一篇近乎自传体的小说，追忆其心灵成长的历程。从小因为姐姐的能干伶俐而被忽视，而且个头高于同龄人，动作稍显笨拙，使其不大合群，加上阴差阳错进入少体校，度过极可耻的一年，心灵也因此蒙上了阴影。

凡这样，使王安忆逐渐变得多愁善感，敏感多思，心里更加孤独寂寞。

正如她自己的解析：我的童年安静、协调，却充满了寂寞的独处的时光。因此当我临到了生活的突然变故，极缺少的是与外界抗争的行动，而更多静思默想，心里的战争比外部的斗争更为激烈与严酷。

另外，母亲茹志鹃即使工作再忙，对女儿的教育却从未放松，要求孩子们具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屏除市民习气。

在家要讲普通话，不准和邻家的孩子往来，不希望孩子沾染上小市民的俗气，但却忽略了作为小孩子的王安忆因此而产生的孤单感受。

家庭教育的约束和外来者语言的障碍，王安忆总是感觉孤独，她觉得自己和大多数人不同，人家有的她没有，这使她产生了外来户的心情，好像她是硬挤进人家的地方似的。

王安忆孤寂落寞的时候，上海以繁华热闹的姿态接纳了她，喜欢繁华的孩子发觉自己难以融入这城市当中，但这却并未能阻止她要接近城市的愿望，城市的女儿正是她对自己和城市关系的定位。

在缓慢变化的生活之中，上海以日常的、物质的姿态走进了王安忆的视野，不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也不是纸醉金迷的欲望之都，而是有切肤痛痒、知冷知热的真实存在。

她自己也曾说：我对上海的认识是比较有草根性的，不像别人把它看的那么浮华。它对于我们实在是太具体了，具体到有时候只是一种脸型，一种口音，一种气味。

02

在《寻找上海》中，王安忆写过这样的话：我永远难忘……有一日我走过后弄，从厨房的后窗里，看见阿大母亲的情景。她正在红卫兵的监视下淘米。这已经使我很惊讶了，在这样的日子里，不慌不忙，不卑不亢，竟然还正常地进行一日三餐。

正是上海这城市在大变革中依然故我、镇定自若的气质给予了她最深的触动，上海的市民文化就是这样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同志家庭出生的王安忆。

《好婆与李同志》与《鸡雀一战》都是写上海小市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冲突的，好婆是老住户，典型的上海市民，李同志是新到上海的山东南下干部，也是上海的新主人。好婆的身份决定了她既熟悉上流社会的雅致，又精通里弄过日子的实惠，而李同志粗糙的生活方式，不禁使好婆疑惑现在的上海还是上海么，以前的上海又哪去了，这里面充分表达了上海人的文化心理状态，自尊、怀旧及对外界的戒心和排斥。

于是，看不惯的好婆开始了对李同志从穿衣、打扮到饮食生活的教化和改造，本有着革命者优越感的李同志也渐渐向上海市民靠拢，终于，李同志改变了，连好婆也不禁说：李同志，你变多啦！现在却完全是个上海人了。

所以两人虽在此过程中由隔膜到相熟，但当李同志这一外来者终于被好婆为代衷的上海市民接受认可后，好婆心里反而有了一种因优越感消失而产生的失落。

而在《鸡雀一战》中，小妹阿姨在上海做保姆三十年了，还有了上海户口，小妹阿姨从不曾以为自己是个乡下女人，认为自己俨然是一个上海人了，是上海人必得生活在上海，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然而，这只是她对上海的态度，上海对她的态度，却不是那样明朗和确定。于是，小妹阿姨决定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上海人而努力，然而小妹阿姨费尽心机，还是没能实现愿望，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人，最终也没能融入都市。

两部作品分别讲述了外地人在融入上海过程中的不同结局，王安忆意在借助作品表明自己探寻上海的发现：其作品中不仅表达出上海人自身的优越与自尊、对外地人的排斥和疏离，而且充分证明了上海市民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异质文化在不知不觉中被强大的上海市民文化所同化。

这些作品里都隐约透露着她作为上海文化的外来者在寻求认同过程中的焦虑，王安忆对于自己无法融入上海市民的外来户身份的焦虑直到《长恨歌》才消失殆尽，扎实琐碎的常人生成为这个城市的女儿眼中永恒的生活底色。

03

《长恨歌》中有大量对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细节的细腻描写以及对弄堂的精致传神的描绘，尤其是开首用了四页的篇幅对弄堂各处细节进行详尽、繁复的咏叹，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王安忆对于弄堂生活的熟稔和腻得化不开的感情。

正如《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评语中所写：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深入上海市民文化的一方天地；从一段易于忽略、被人遗忘的历史出发，涉足东方都市缓缓流淌的生活长河，王安忆对上海文化的认同情感于此得到了倾注和宣泄。

在近现代中国小说中，关于上海与女性之关系的表现其渊源很深了，早在年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中，就已出现上海与女性之关系的零星描写；到年代左翼文学中，茅盾在其《子夜》中多次写到上海的女性，甚至以烟视媚行的女性喻上海，写成《子夜》有名的幵场白。

新感觉派作家更塑造了艳异妖娆的尤物意象，附会上海的摩登魅力。而鸳蝴派的遗老遗少，则在上海现代化之际，就幵始缅怀旧时风月了。之后到四十年代，张爱玲、苏青等更是把上海与女性的写作推到高峰，不止是写上海的女性，还要以女性来写上海。

1970年年代，王安忆在上海家中

新时期王安忆则毫不犹豫地加入这一队伍中，不仅书写了上海这座城市的风韵和祌采，还彰显了作者清醒自觉的女性城市观。王安忆认为女人是天然属于城市的：人类越向前走，越离土地遥远了，离开柔软的土地，走进坚硬的水泥与金属的世界。

纵观她的创作历程，上海穿堂弄巷出身的女人一直是其小说的主人公，弄堂这一沪地特有的民居格局对王安忆的影响甚深，甚至《长恨歌》中有一节专门描写弄堂。

04

作为上海民居的代表，弄堂这一上海市民生存的主要空间形式，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

弄堂的形式是中西文化的产物，完美融合了中国传统江南民居和欧美近代建筑风格特点，石库门弄堂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之气的一种，它们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副官邸的脸面，上海东区的新式里弄是放下架子的，门是镂空雕花的矮铁门，楼上有探身的窗还不够，还要做出站脚的阳台，为的是好看街市的风景……

这种建筑的特点与上海近代社会中西融合的特征不谋而合，自然地顺应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市民文化的需要，这其中也透露着城市生活的智慧。

这些都促使王安忆将书写上海的目光投注在这里，对于她而言，对弄堂的感觉是深入肌肤的，是家常的、平民化的，也是世俗的，空气里都弥漫着流言的味道。

也正因此，这亲近里有一股噬骨的感动。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这是有烟火人气的感动。

那一条条一排排的里巷，流动着一些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东西，东西不是什么大东西，但琐琐细细，聚沙也能成塔的。

上海的精髓其实就在这种看似琐碎的常生活之中，在这充满了人间烟火味的上海弄堂，这里平实细小的感动充满了女性的气息、温情，正是这弄堂女人构建了上海的内核。

王安忆说：在我眼中，上海是一个女性形象，她是中国近代诞生的奇人……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神就像上海的女性，没有太高的升华，却也没有特别的论落，它有一种平民的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的伴随，使得上海经历了众多风云变幻和历史变迁之后依然顽强挺立，芸芸众生也在柴米油盐中日复一日，结结实实地把日子过下去。

05

《长恨歌》标志着王安忆上海书写的极致，上海弄堂的女儿王琦瑶，应该是王安忆对上海女性的最好释。

她不止一次说过，要写上海，最好是写上海的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施展身手，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要说上海的故事中也有英雄，那她们才是。

在《长恨歌》里她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她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王安忆的上海故事和她的女性城市观到这才完美地被呈现出来。

王安忆认为上海生活的精髓不仅是日常、坚韧的，而且是精美雅致的，更是内敛实惠，讲究分寸的，正如三小姐的美，是清新淡雅、小家碧玉式的，不是艳到极致，反而带有一股小家子气，是细水长流的。

在王安忆看来，城市文明是一种很大程度上给人以希望的自然文明，它依靠的是人的坚韧、不甘与追求。她所创造的梅家桥的寓意远远超出了上海这一座城市，生活以万千种姿态表演出她恒定的性质。

作家无时无刻不在向读者彰显这种生活的恒定的性质。她写尽了真正的上海生活和上海人生，从上海的弄堂到角角落落，画尽了底层人生群像，由静到动，描摹上海这一生活长卷，凸现出城市的肌理和细胞，创造她所追求的都市民间文化形态。

王安忆赋予了她笔下都市女性开放的外部空间，一种以一座城市为舞台的广阔空间，她们就选择一路走下去。

到了新时期，王安忆创作的上海寻常百姓家的故事重启了我们对海派的记忆，但与张爱玲笔下的庸俗、市民的上海不同的是，王安忆没有张爱玲那种带有贵族气息的反讽笔锋，却借小说实践了一种更实在的海派生活形式。

其作品《长恨歌》在某种意义上，填补了张爱玲《传奇》、《半生缘》以后数十年海派小说的空白。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安忆确是新一代海派文学的传人和光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