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时期对匈政策：以军事征服为主，以招抚怀柔为辅

《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据《史记》所载匈奴族与华夏族同源，匈奴先祖是夏后氏之苗裔也，也就是夏桀妾之子淳维的后代。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鸣条之战”后夏王室被商部族首领汤率领方国部落所灭，于是淳维就率领着残余族人在混乱中逃至北蛮之地，在这里淳维和他的后人就与山戎、猃狁、荤粥、林胡、楼烦等民族相互融合，之后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民族，名曰“匈奴”。

先秦至秦始皇时期，匈奴的实力虽强，但对中原地区却并没有构成多大的威胁。

战国末年，赵国名将李牧曾出兵数十万与匈奴决战，李牧大破匈奴十余万骑，之后匈奴数十年都不敢再南犯(《史记.匈奴列传》载:“其後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前215年，始皇帝命蒙恬率领30万秦军北击匈奴，悉收河南地，“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过秦论》），后秦始皇下令从榆中沿黄河至阴山构筑城塞，借此连接秦、赵、燕5000余里旧长城，自此一条“西起临洮（今甘肃山尼县），东止辽东（今辽宁省），蜿蜒一万余里”的万里长城屹立在了秦匈的边界上。此后秦始皇又修筑了一条“自九原至云阳...起临洮至辽东万馀里”的直道（《史记.匈奴列传》），以此在秦匈发生战争时，方便秦朝从内地快速的调配物资、兵力前往北方之地。

自此秦朝完成了对防御匈奴的北方防御线的建设，而后蒙恬率领秦军在此镇守十余年，匈奴慑其威猛，不敢再犯。

不过秦末后，随着秦朝内部发生大规模的民变，被中原压制了百年的匈奴开始彻底崛起。

先是因蒙恬被秦二世所害，而后又因“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匈奴又得以重新占据了河南之地(《史记.匈奴列传》载:“十馀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於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於故塞。”)。

而后匈奴又迎来一位雄主，那就是冒顿单于。在他继承匈奴单于之位后，匈奴就开始了对外疯狂扩张的道路，匈奴先是大败北方强国东胡，借此吞并了楼烦、白羊河南王等部族，后又收复了本被秦朝所夺的朝那、肤施等郡县，自此匈奴声势大震，一些相对弱小的丁零、浑庾、屈射、鬲昆、薪犁等部族都先后被迫臣服于匈奴。

到了汉初，因中原王朝诸侯争霸，匈奴趁着中原无暇北顾，彻底的控制住了北方此地，此时匈奴“控弦之士三十馀万”，成为了称雄于北方的最强大的民族。自此随着匈奴对于北方的统治日趋的稳固，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富得流油”的中原地区，而随着匈奴对于中原的觊觎之心日趋增加，新兴的汉朝也开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汉朝初立时，汉与匈奴曾发生了一场大战。公元前200年，刘邦借着一统天下之威，亲率32万大军讨伐匈奴，可是这等百战之兵却还是抵不过匈奴的精锐之师，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刘邦大军被冒顿单于40余万骑兵围困七昼夜，后刘邦依靠着陈平的计策才勉强逃过一劫。

刘邦遭此一败后，自此再不敢主动与匈奴进行战争，西汉也因此开始由进攻转为防守。同时为了“讨好”匈奴，汉朝不得已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汉室宗女嫁与匈奴单于，借此希望借“政治联姻”来达到和平相处的目的。

之后惠帝、文帝、景帝都相继延续着“和亲政策”，但无论汉对匈奴如何的“讨好”，西汉初期所面临的匈奴问题始终都是自先秦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这个时候西汉所面临的匈奴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军事威胁。军事威胁是汉初面对匈奴时所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匈奴自古就是好战的民族，司马迁曾言匈奴“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因此自匈奴出现以来，匈奴人就从未停止过征战。

而随着冒顿单于在经过数十年的征战后，相继征服了北方的其余民族，并稳固了匈奴对于北方的绝对统治后，西汉所处的“富庶”的中原地区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匈奴接下来的目标，因此汉初立时，汉朝就时刻面临着匈奴的侵扰，也时常发生战争。

如前177年，匈奴右贤王大举入侵北地、上郡，并大肆“杀略人民”，文帝遂命丞相灌婴率领八万五千余骑兵前往迎击匈奴，后右贤王见汉朝援军已到，已无利可图遂就退出上郡(《史记.匈奴列传》载:“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

当然，汉初面对匈奴的军事威胁时，虽有主动进攻的时候，但更多的却是被动的防守。

究其原因在于匈奴的军事实力在当时实在比汉朝强的太多。如“白登之战”，汉军虽有32万大军，但大多数都是步兵，作为那个时期的“重武器”骑兵却并没有多少，毕竟新兴的汉朝面临的是“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史记.平准书》)这样窘迫的局面，连皇帝都凑不齐四匹一样颜色的马，王公大臣都只能坐牛车，就别想军队中有多少的骑兵了。而反观匈奴的40余万大军却几乎都是骑兵，从这点来看汉初的匈奴实力绝对要要强于汉朝。也就是如此，汉初，汉朝对于匈奴的军事威胁，往往就只能采取被动防御的策略。

二、地理威胁。匈奴自出了冒顿单于这位雄主后，匈奴就开始了疯狂的扩张。先是击败了北方最强大的“东胡国”，后在北方无敌手的时候，匈奴就开始了四处出击的疯狂战争，“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史记.匈奴列传》)。

而后凭借着数十年的疯狂征战，匈奴的势力范围达到了鼎盛，“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史记.匈奴列传》)，此时，匈奴的势力范围囊括了今蒙古高原、陕西北部、甘肃大部以及辽宁、河北北部的广大地区。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从地图上来看的话，就会发现此时匈奴已经将汉朝的北面团团包围住了。

而匈奴借助着这等地理优势，就时常对汉朝发动了深入境内的军事行动，可以说对汉朝的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如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汉书.匈奴传》)，要知道甘泉县(今陕西省延安市中部)已经是属于西汉的核心地带了，匈奴都杀到这里了，可想而知对于西汉的经济造成的伤害又多么的巨大。

三、经济破坏。西汉，全国的经济中心都在北方，而北方恰恰就是匈奴经常骚扰的地方。而为了防范匈奴对于北方的骚扰，汉朝不得不花费巨大的代价在此驻扎重兵，“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史记.匈奴列传》)，为了供养着这些兵士，汉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后都只能靠卖爵位才能获得足够的军粮(《史记.平准书》载:“於是募民能输及转粟於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从这点可以看出匈奴对于汉朝北方的骚扰，对于汉朝的经济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

同时匈奴对于北方的骚扰，还造成了与匈奴临近的郡县的经济发展几乎陷入了停滞状态。由于匈奴对汉朝的劫掠都秉持着“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的思想，所以每次入侵汉朝，匈奴都会派大量的军队前往劫掠，而在掠夺大量的粮食、牲畜、人口的同时，还会大肆屠杀汉朝的官员、百姓，最终造成“无人区”的存在，如文帝后元六年匈奴就“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史记.匈奴列传》)，所以可以想像匈奴对于边境郡县如此惨无人道的迫害，对于汉朝边境地区的经济破坏完全就是毁灭性的打击。

再是，因汉初的军事实力比不过匈奴，所以为了让匈奴能够消停会，不再那么频繁的骚扰汉朝，于是“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史记.匈奴列传》)这样将国库中大量的物资、财宝献给匈奴的事情在汉朝是时有发生。而要知道汉初的国库收入本就不多，可却还是要拿出一大半送给匈奴，如此做自然就是在一步步的削弱汉朝自身的经济实力。

四、插手中原事务。汉初，匈奴不但用武力这等“阳谋”来压制汉朝，还时常用支持汉朝内部叛乱势力这等“阴谋”来削弱汉朝的实力。

众所周知刘邦建立大汉后，为了让自己的统治得到稳固，也为了“论功行赏”，因此分封了大量的同姓和异姓诸侯。可是不久，随着诸侯王的实力越来越大，甚至个别诸侯王都隐约有了超过中央政府的实力，于是汉朝的皇帝为了削弱诸侯王的实力，遂即开始了“削藩”一事。而这显然是那些诸侯王们所不能容能的，他们肯定不会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实力被汉廷所削弱的，所以他们就开始纷纷采取“造反”的做法。

可此时的诸侯王实力虽强，但却没有绝对的实力能抵挡的住中央政府的进攻，于是乎匈奴这个汉朝的大敌就得以乘虚而入，匈奴借助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开始频频出兵协助那些造反的诸侯王抵抗汉中央的进攻。

如前201年，韩王信叛乱，韩王信就“与匈奴约共攻汉”（《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前195年，燕王卢绾造反失败后逃到匈奴，匈奴就封他为东胡庐王，让他带着旧部继续对抗汉朝(《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载:“卢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卢王”)；前154年，吴楚七国叛乱，赵王刘遂就“北使匈奴与联合”(《史记.楚元王世家》)。

可以说在汉初，因汉中央政府对于诸侯王行“削藩”之事，所以就导致诸侯王想要借助匈奴的实力去抵挡汉朝的“削藩”行为，而匈奴也想借助着诸侯王去削弱汉朝的实力，就这样两方往往就能一拍即合，遂就一起行对抗汉朝，破坏汉朝稳定之事。

因此综上所述，汉初所面临的匈奴问题是很严峻的，匈奴不但在明面上对汉朝行侵略，封锁一事，意图彻底占领汉朝在边境的所有郡县，而且还在暗地里与汉朝的叛乱势力一起联合对抗汉朝，试图让汉朝自行内乱起来，从而让自己有可趁之机。

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匈奴就开始逐渐失去了“胡作非为”的机会。随着汉朝经过惠帝、文帝、景帝七十余年的励精图治与休养生息，汉朝的国力开始得到了质的提升，此时“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史记.平准书》)。

因此到了武帝时期，汉朝就开始了对匈奴进行大规模的反击作战。最后经过河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匈奴终被汉朝所击溃，“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匈奴自此一蹶不振。

当然，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彻底的解决困扰了中原数百年的匈奴问题，并不仅仅只是简简单单的依靠武力征伐，其主要还是依靠着以下三项政策的相辅相佐才最终完成了这一壮举。

一、军事进攻。军事进攻是武帝能够解决匈奴问题最根本的一项措施，武帝时期，随着汉朝历经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其国力已经开始超越匈奴，再加上自文帝开始，西汉就重视“马政”，因此到了武帝时，西汉的军马就有了质的提升，此时汉朝“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汉朝已经有了与匈奴面对面对抗的绝对资格。

于是，自公元前133年开始，汉武帝就对匈奴进行了长达四十余年的征战，这期间汉朝深入匈奴腹地作战多达十八次，其中河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三场大战意义最为重大，也是汉对匈最为决定性的三场战役。

前127年，卫青率3万骑兵出云中，收复河套地区，之后武帝在此设置朔方郡、五原郡，移民10万屯垦，并在此驻兵(《汉书.武帝纪》载:“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前124年，卫青率骑兵驱逐入侵的右贤王，并生擒匈奴王子10余人，得匈奴百姓五千余人，牲畜百万头(《资治通鉴.汉纪》载:“卫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壮骑数百驰，溃围北去。得右贤裨王十馀人，众男女万五千馀人，畜数十百万，于是引兵而还”)。

前121年，汉朝接连发动2次“河西之战”，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击匈奴，历五王国，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馀里，杀折兰王，斩卢侯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获首虏八千九百馀级，收休屠王祭天金人。”（《资治通鉴.汉纪》），随后武帝在此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并在此驻兵(《汉书.武帝纪》载:“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自此匈奴与西北氐、羌之间的联系被彻底切断；前119年，汉朝发动“漠北之战”，卫青、霍去病率10万骑兵，数十万步兵在漠北击溃匈奴单于主力，“颇斩首万馀级，遂至寘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馀粟以归”(《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自此北方出现了“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的局面。

三次大战，及数十次的深入匈奴腹地的战争，终让汉朝彻底的击溃了匈奴军队的主力，这其中光卫青、霍去病就斩杀了数十万的匈奴主力，可想而知这等人口损耗，对于人口极度匮乏的匈奴来说绝对是致命性的打击。

之后再加上数次大战又让匈奴接连丢掉河南、河西、漠北等核心的战略要地，因此匈奴也就彻底的失去了与汉朝对抗的实力，正如匈奴人所言“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就这样，在汉武帝四十余年的军事打击下匈奴终被彻底击溃，自此再无对抗汉朝的实力。

二、招抚怀柔。武帝时期，除了用武力去威慑，及击溃匈奴军队的主力外，汉廷还会采取相对温和的“招抚怀柔”的举措，就是只要你投降，我就厚待你，让你不要打战就能得到衣食无忧的生活。而早在文帝时期，太中大夫贾谊就曾提出“建三表，设五饵”的对匈政策。

“三表”就是“以事势谕天子”之信、爱、好。贾谊言:“臣且以事势谕天子之信，使匈奴大众之信陛下也。为通言耳，必行而弗易，梦中许人，觉且不背，其信陛下己诺，若日出之的灼.....臣又且以事势谕陛下之爱。令匈奴之自视也，苟胡面而戎状者，其自以为见爱于天子也，犹弱子之遌慈母也.....臣又且谕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视也，苟其枝之所长与其所工，一可以当天子之意。”（《新书.匈奴》），简而易概的说“信”，就是让匈奴相信汉帝是“言必信，行必果”的皇帝；“爱”，就是让匈奴相信汉帝是不会在意匈奴的相貌的，汉朝会对他们一视同仁；“好”，就是让匈奴相信汉帝会根据他们的实力，给予他们相应的重用。

“五饵”即颜师古所说的“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於来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贾谊“设五饵”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通过对匈奴权贵和百姓的厚赏，来完成“牵其目、牵其口、牵其耳、牵其腹、牵其心”的目的。之后“三表已谕，五饵既明”就能让汉朝达到彻底控制匈奴的目的。

可以说贾谊的“建三表，设五饵”之策是成功的。到了汉武帝时，随着汉朝对匈奴战事的接连大胜，再加上匈奴失去了越来越多的战略要地，随之匈奴投降汉朝的人数也就日渐增多。

而武帝对于这些投降而来的匈奴人往往都是采取“以夷制夷”的做法，即保留投降而来的匈奴人的社会习俗与组织架构，中央不派官员对他们进行管理，而是由原来的匈奴首领来进行管理，他们只需要宣誓效忠于汉朝即可（《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因此归顺的匈奴人往往就不会再发叛汉朝。

此外，为了达到“与单于争夺其民”的目的，武帝还给予了那些投降而来的匈奴权贵高官厚禄，如元鼎五年，渠复累首领因在投降汉朝之后阻击匈奴有功，遂受封为“昆侯”，位列列侯之位。而对于投降而来的匈奴百姓武帝也是厚待无比，当时他们的衣食住行全有汉廷供应，甚至如果所在地供给不上，武帝还会拿出自己府库中的财宝去赡养(《史记.平准书》载:“而胡降者皆衣食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赡之。”）。

可以说就是在汉武帝的这般厚待下，再加上汉朝的军事压制下，匈奴的内部开始崩溃。

毕竟不是所有的匈奴人都是想打战的，以前，匈奴打得过汉朝，匈奴人到底还是能支持匈奴首领们去攻打汉朝，这样他们也能掠夺丰厚的物资，可是现在匈奴根本打不过汉朝，所以反对入侵汉朝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大，再加上此时武帝又如此厚待投降的匈奴人，不但让他们自治，还赐予了他们衣食无忧的生活，所以此时匈奴人自然知道该如何的选择。

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匈奴人开始投靠汉朝，再加上匈奴又接连失去诸多战略要地，匈奴最终崩溃，再无对抗汉朝的实力。

三、经营边境。当然汉朝之所以能够彻底的解决困扰着中原数百年的匈奴问题，除了得益于军事进攻、政治招抚的举措，还得益于汉武帝对于边境的经营。武帝时期，汉在对匈奴作战的过程中接连占领了河南、河西、漠南等原属匈奴的疆域，而在占领了这些地区后，武帝并没有采取如始皇帝那般只是单纯的让兵士驻守的做法，而是采取驻城设郡、移民实边等措施来达到完全控制这些匈奴旧地的目标。

如河南之战时，汉廷在获得了河南之地后，武帝就在此设置了朔方郡、五原郡(《汉书.武帝纪》载:“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并从内地迁移了10万百姓前往充实新郡，而随着朔方、五原郡的建立，及10万中原百姓的充实，河南之地就这样被汉朝彻底的掌控住了。再如河西之战时，汉廷在获得河西之地后，武帝就又在这里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并同时也迁移了数十万的中原百姓前往，就这样河西之地就又被武帝所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