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妄想患者的世界：沉浸式恐怖体验

　　《黑天鹅》

　　以下为朗读小哥哥的全文音频

　　BGM： Clint Mansell - A Room of Her Own； Alexandre Desplat - Bethena (A Concert Waltz)； 吴青峰-太空

　　 作者 | 祝晨希 校阅 | 酷炫脑主创 & 小草
编辑 | 能能 朗读者 | Yikes
“托马斯，托马斯！” “不能是她，一定不能是她” “你不能让莉莉替做我的替补，她盯上了我的角色，她在跟踪我，她想要替代我” “求你了，求你相信我……”
这是电影《黑天鹅》中的一个片段，视频里无助请求托马斯的首席舞蹈演员尼娜在与替补演员莉莉竞争主角时陷入极大精神压力，她最终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出现了严重的幻觉，认为莉莉要加害于她。 马斯洛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的最基本需求是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只有在吃得饱穿的暖，又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才能去追求更高的社交、成就和自我实现需求 [1] 。
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我们的基本需求，即温饱和安全都得到了满足，因此在生活中，我们一直在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
而对于一个被害妄想患者来说，安全感永远空缺，安全需求永远得不到满足，他/她要终日生活在恐慌中，如同沉浸在恐怖电影一般。由此可见，被害妄想患者的生活是普通人从未经历也无法体会的可怖。

图源 sina

　　 1. 被害妄想 （persecutory delusion） 是妄想症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也是偏执性精神分裂症 （paranoid schizophrenia） 的典型症状之一。
被害妄想，顾名思义，就是觉得自己正在或将要受到威胁。如开篇中的这段视频所示， 被害妄想患者坚持认为有人正在监视、跟踪或将要折磨、杀害自己； 另一个典型的表现是， 患者很可能无法确切指出施害方——“他们”到底是谁，而只是很模糊的说“他们” [2] 。

　　图源 quietminds

　　当被害妄想症患者将恐惧告知家人和身边朋友却得不到认同和理解时，他们可能会怀疑家人和朋友也属于施害方——“他们”，于是陷入更深的恐惧。
被害妄想症患者的内心十分痛苦，焦虑情绪时刻伴随着他们。 在这种长期的高压精神环境下，患者最终可能会“被逼”杀害他/她所认为的给自己造成威胁的人，或者为了寻求解脱，直接结束自己的生命。
被害妄想的形式千奇百怪。
心理学文献中十分著名的被害妄想例子来自一个患病德国法官的自述，他认为自己的内科医生正在慢慢把他转换成女性，从而对他进行性虐待。

　　《史瑞伯：妄想症案例的精神分析》| 图源 books.com.tw

　　
另一个听上去匪夷所思的例子是一位叫大卫的心理学学生，他生动地记录下他如何忽然发现自己就是犹太救世主，而后又害怕中央情报局将要给他冠上叛国的罪名逮捕他。
被害妄想者甚至可能认为要陷害自己的是一种超自然神秘力量。
彼得，一位心理学家，认为自己正在被一种神秘力量折磨，这个神秘力量在不断驱使他自杀。

　　图源 sina

　　从以上案例 [9] ，我们可以看出，被害妄想是无法通过理性分析的，这些想法十分随机，可以说是天马行空。 你可能会想，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会平白无故产生如此稀奇古怪的想法？
其实，被害妄想症并非是一夜之间产生的， 早期的受欺凌经历、对负面事件发生时的归因风格、甚至是基因，都是使特定人群更容易产生被害妄想的因素 。
2. 饱受欺凌的童年埋下的隐患

　　童年时期欺凌行为的负面影响在最近几年颇受关注。风靡一时的美剧《13 reasons why》（十三个原因）讲述的就是一位女高中生 Hannah 自杀前制作了十三盘录音带，讲述了她如何在校园霸凌的折磨下，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Hannah | 图源《13 reasons why》

　　许多人指责故事太过夸张，现在的青少年内心太过脆弱，而一项 2007 年的研究却明确指出： 青少年时期受欺凌与精神病是相关联的 [3] 。

　　另一项 2011 年的研究比较了遭受过欺凌的受害者和未遭受过欺凌的普通人在偏执想法、社会焦虑程度、好斗程度上的差别， 发现童年受到欺凌的人会表现出好斗的特性和挑衅行为， 他们在成年后更容易患有偏执性精神分裂症和社交恐惧 [4] 。

　　图源 Psychiatry Connections

　　这些攻击性的表现是受害人对于自身的一种保护——只有通过攻击他人才能得以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下去。因此，攻击行为是一种成长中形成的生存对策。

　　
同样，促使遭受过欺凌的青少年在后期更容易患有偏执性精神分裂症 （偏执性精神分裂的明显症状之一是受迫害妄想） 的原因也与早期的创伤经历有关。这些经历让他们用一种消极的态度解释在自己身上发生的负面事件。这种解释方式就是前文中提到的归因方式。
3.
归因方式决定心理健康
归因方式（attributional style）指的是一个人解释自己和他人行为的方式 。归因方式有三个维度：内部/外部归因、稳定性/非稳定性归因、普遍/特定性归因。
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归因方式看出他/她的思维模式和性格。比如，小明在一次比赛中失利，可他并不认为一次失败就代表自己注定是失败的 （特定性） ，并且在未来的比赛他仍有机会好好表现 （非稳定性） ，那么我们可以说小明是一个积极乐观者。
同理，相比心理健康的人，有心理问题的人的归因方式十分消极。心理学家们在一项研究中比较了正常人与被害妄想患者的归因方式 [5] ，发现其中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别。

　　图源 Calgary Herald

　　与对照组相比，被害妄想患者会更多地将负面事件的发生归因于外部，将正面事件归因于自身；同时，他们也更多地使用稳定性和普遍性归因。
比方说，当别人对于被害妄想症患者做出负面的评价时，他们会认为这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他人故意为难自己，强加给自己的批评。同时，他们会认为这样的“为难”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任何时间 （稳定性） 任何场合 （普遍性） 发生。

　　前面我们提到归因方式是一个人的思维模式，而被害妄想患者之所以有着这样消极的归因方式也是他们从小到大的环境所致。被害妄想患者在童年时期通常遭受了许多心理创伤，正是 为了保护自尊，维持自己的正面形象 ，他们才将这些负面或有伤害性的经历归因于外界 [4] 。
4.
偏执思维可以遗传吗？
由于偏执性精神分裂症是最常见的精神分裂形式，并且精神分裂症的遗传性已经得到了确定 [10] ，那么偏执性思维的遗传性呢？是不是思维模式同样可以遗传？
科学家们比较了偏执性精神分裂母亲与非偏执性精神分裂母亲的后代，发现非偏执性精神分裂症母亲的后代比偏执性精神分裂症母亲的后代更容易患精神分裂症 [6] 。
另有一项研究比较了偏执与非偏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同卵双胞胎，发现非偏执精神分裂患者的双胞胎更可能患有精神分裂 [7]。

　　图源 schizophreniacase.com

　　
总的来说，上面的研究结果表明了偏执思维的遗传率要比精神分裂症中其他症状的遗传率要低；但同时偏执性思维确实有一定程度的遗传性 [9] 。一项家庭案例研究比较了妄想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直系亲属，发现妄想症患者的直系亲属更加多疑，更容易产生偏执性妄想 [8] ，所以 偏执思维是可以遗传的 。

　　
其实不仅是精神分裂与偏执思维，许多心理疾病都同生理疾病一样，是有一定遗传性的。 但同时，疾病的发生是环境与基因两个因素同时决定的。 也就是说，后天良好的生活习惯、生长环境、和思维模式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疾病的发生。 基因是不可轻易撰改的，但是生活习惯与思维模式是可以学习和培养的。

　　图源 wnystudios.com

　　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许多困惑和情绪低落的时期，如同我们解决难题时要转换角度思考，在经历复杂情绪时，我们也要学会思维变通，通过积极的归因方式和思维方式帮助自己走出情绪低谷。

　　参考文献

　　[1] Maslow, A. H. (1943).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review, 50(4), 370.

　　[2] Amy Morin, LCSW. (2019). Persecutory Delusions Causes and Treatment.

　　[3] Campbell, M. L., &Morrison, A. P. (200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llying, psychotic-likeexperiences and appraisals in 14–16-year olds. Behaviour research andtherapy, 45(7), 1579-1591.

　　[4] Lopes, B. C. (2013).Differences between victims of bullying and nonvictims on levels of paranoidideation and persecutory symptoms, the presence of aggressive traits, thedisplay of social anxiety and the recall of childhood abuse experiences in aPortuguese mixed clinical sample. Clinical psychology &psychotherapy, 20(3), 254-266.

　　[5] Kaney, S., & Bentall, R.P. (1989). Persecutory delusions and attributional style. British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 62(2), 191-198.

　　[6] Jrgensen, ., Teasdale, T.W., Parnas, J., Schulsinger, F., Schulsinger, H., & Mednick, S. A. (1987).The Copenhagen High-Risk Project: the diagnosis of maternal schizophrenia andits relation to offspring diagnosi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1(6),753-757.

　　[7] Skre, I., Onstad, S.,Torgersen, S., & Kringlen, E. (1991). High interrater reliability for the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III‐Raxis I (SCID‐I).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84(2),167-173.

　　[8] Schanda, H., Berner, P.,Gabriel, E., Kronberger, M. L., & Küfferle, B. (1983). The genetics ofdelusional psychoses. Schizophrenia bulletin, 9(4),563-570.

　　[9] Bentall, R. P., Corcoran, R.,Howard, R., Blackwood, N., & Kinderman, P. (2001). Persecutory delusions: areview and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1(8),1143-1192.

　　[10] Schizophren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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