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盛唐时期的户口簿、人口普查和户籍管理制度

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一直是一项国家基本制度，最早起源于商代，是从征兆临时劳役或者士兵的“登人”、“登众”制度逐渐演变而成的。战国商鞅变法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加强了对户籍制度的管理，到汉朝“编户齐民”户籍制度已经相当成熟。

初唐到盛唐，是均田制发展鼎盛时期，户籍制度又和人民土地分配、赋税缴纳、服兵役等国家大政方针直接挂钩，是唐王朝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维持统治的工具。

【唐代的户口簿】

一户大唐家庭，其户籍记录包括以下内容：

家庭详细地址。要准确记录家庭是在某州某县某乡某里，在城市的明确居住在哪个坊市，在农村的明确居住在哪个村。唐代“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村坊邻里，递相督察。”（《旧唐书》）

户主情况。要记录户主的姓名、年龄、性别、身份、户等、是否课户、见输与否。

其中身份是指官身还是普通老百姓，按士农工商划分，“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功作贸易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身份不同分配田地数量也不同，工商身份在土地宽裕的“宽乡”减半分配，土地不足的“狭乡”索性就不分配。（《旧唐书》）

户等是根据家庭人口和财产数量确定的九等区分，“凡天下人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唐代每个家庭要缴纳户税，具体数额根据户等来确定，这是唐代家庭一笔不小的支出。（《唐六典》）

家庭成员。包括姓名、年龄、性别、丁中、身份、与户主关系等。丁中是指的年龄段划分，“男女始生者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初盛唐按人丁缴纳赋税，成年男丁全额缴纳，其他的妇女、儿童、老人减半或者免缴。（《旧唐书》）

家庭田地、房产情况。初盛唐时期实行均田制，要明确记录给这户人家分配的田地数量，包括永业田数、口分田数、应受田数、未受田数等，各处田产要详细记录面积大小、位置所在；

户籍上一般还会有该户家庭应当缴纳的赋税和应服劳役的数量，开元时期，还规定需要记录户主的曾祖父和祖父姓名。

另外，如果这户家庭已经死光了或者变成逃户，地方政府也会留下记录，按规定一段时间之后取消这个家庭的户籍。

【唐代户籍管理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户籍制度管理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由县令和州刺史（太守）亲自负责。

户籍数据统计被称为“手实”。每年年初，在里正组织下，每个家庭的户主申报当年家庭基本情况和变化情况，作为户籍制度管理的基础数据。户主要声明申报情况真实准确，如有虚报、瞒报，户主要承担违赦责任。

地方政府要对上报数据进行核对，亲眼看看这些人是不是存在，或者年龄是否高报或低报，称作“貌定”、“貌阅”、“团貌”。一般应该以乡或者里为单位，把所有人集中在一起，地方官员根据户籍记录对人员相貌进行核对，以确定人口的年龄。虽然做不到完全准确，但在当时的生产力情况下也算是最好的办法了。只有经过“貌定”才能相对准确的掌握劳动力情况，并以此作为赋税缴纳或减免的依据。

“诸户口计年将入丁老疾应免课役及给侍者，皆县亲貌形状，以为定簿。一定以后，不得更貌。”初唐时期规定“貌定”每年都要进行，到了盛唐人口增加，应该是考虑工作量巨大，开元二十九年赦书规定每三年“貌定”一次。（《唐会要》）

基础数据统计和核对之后，最基层的县一级地方政府进行汇总，并编制成册，称为“记账”，上一级的州政府负责本州户籍的造册。该项工作一般要求每年上半年完成，六月一日前上报朝廷户部。

“手实”、“貌定”和“记账”都是每年的常规工作，与之对应的是每三年需要进行一次详细的户籍编制，相当于一次人口普查，工作时间是每三年的正月上旬到三月底。

这种人口普查与常规工作内容基本一致，但应该审核更加严格，工作时间也从半年缩短到三个月。一个地方官员任期之内至少会有一次这种户籍编制工作，比较体现地方官员的工作能力和认真细致程度，还需要一个比较高效的基层行政班子。

户籍编制工作所需经费由百姓承担，《唐六典》中记载，“所须纸笔、装潢、轴帙皆出当户内，口别一钱。计帐所须，户别一钱”，这个钱数并不算多，当时每户的户税平均是每年250文，再增加几文不算太大的负担。

户籍要在县、州、户部保管，长期下来，档案保管也会成为大问题。所以，又有规定州县保存15年记录，户部保存27年。“州县之籍，恒留五比，省籍留九比”。（《旧唐书》）

初唐时期，唐王朝的基层行政体系比较完备，能够较好的完成这项工作，到了盛唐后期，行政体系效能明显下降，“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新唐书》）

【户籍都管理不好，国家经济就可想而知了】

初唐时期户籍制度管理非常严格，《唐律疏议》中规定，全家不上户口的户主徙三年；虚报瞒报人口数量和年龄以逃赋税的，徙二到三年；如果虚报瞒报没有造成逃赋税后果的，徙一年半或者杖六十。

随着唐王朝贫富差距加大，贫户变成逃户，富户也在不断的找漏洞逃避赋税，户籍制度也越来越混乱。

一个相对普遍现象就是“别籍异居”，唐王朝鼓励家庭以父母为中心，不允许父母在世的时候兄弟分家。但如果家庭人口多，家庭的户等就会上升，造成缴纳的户税增加。天宝元年，李隆基为此专门下赦书，指出了这个现象的普遍存在，“如闻百姓之内，有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见在，乃别籍异居。”（《旧唐书》）

以逃避赋税为目的分家，按理说应该受到法律处罚，但既然这个事情变成了相对普遍的现象，就不能简单粗暴的强令禁止，而且其中必定有地方官员的利益输送问题。更有甚者，富户直接与地方官员勾结，把成丁人口从户籍中去掉，造成了唐王朝赋税的不断流失。

天宝年间的李隆基，已经失去了开元年间整治吏治、大刀阔斧的精明和务实，只是采取了治标不治本的手段，给这种家庭一定的政策优惠，试图避免这种现象蔓延。

“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风教。其侍丁孝假，免差科。”（《旧唐书》）

但人心的贪婪是无止境的，这种不痛不痒的方法明显不会取得好效果，并且意味着国家法律向某些非正常现象妥协，这种问题貌似局部、轻微，但却在根子上动摇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

中国古代，大多数情况下人口就是赋税，而户籍制度管理水平是国家治理水平高下的直接反映。一旦户籍制度出现问题，意味着国家行政管理能力出现了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社会再分配体系出现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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