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素有“齐鲁大地”之称，得名于西周周武王分封天下时，在山东这一大块地区设置了两大封国“齐”与“鲁”。
地理上，齐国与鲁国分别居于南北，但鲁国居于内陆，齐国则临海；与周王室的关系上，鲁国是周公和周公的嫡子伯禽建立的，而周公是武王的弟弟，属于同姓贵族受封，齐国则是由外姓功臣姜子牙建立的。
所以两国建立之初，两国的条件就有所不同，而周王室必然会和鲁国更加亲密。从建立之初就产生的差异使两国产生了不同的风俗文化。
齐国临海，属于半岛型文化，工商业发达，人们义利并重；地域也要比鲁国更广阔一些，物产丰富，春秋战国时都是强国，一直参与问鼎中原之争，加之开创者姜太公的治国理念推尚革新，所以齐人多好进取、重务实，多变革。
作为齐鲁文化核心的齐国黄老之学产生于春秋时期，这一流派由姜太公开创，由稷下道家、管子等继往开来，而齐国的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场不可多见、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就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其官学为黄老之学。
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曾有过孟子、管子等一众学者在当中进行思想的讨论和碰撞，它的存在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
齐国并非王地，却由此多出强臣。身为齐人的东方朔、邹衍、诸葛亮，都是善于变通，言思机敏的人。但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方向来看，中央集权加强、文化专制加强乃至于走向刻板的未来，是与齐文化不相适应的。
末期的封建社会里，“奸臣”只有腐朽蛀虫而无强权枭雄，国家走向闭关自守，民族精神趋于内向单一，那时就已经难以找到齐文化的影子了。
鲁国整个理念都与齐国不同，相比齐国，鲁国重传统、重伦理、重仪式。
“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鲁国是姬姓“宗邦”，诸侯“望国”，所以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还得到了不少特权。
《礼记·明堂位》记载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
鲁国建国之地殷商势力极重，而周公和伯禽要把鲁国建成宗周模式的东方据点，一开始就担负着成为周礼传播最正统的使者的使命，故而鲁国对礼乐传承极为重视。
这种建国之初就不断巩固的传统对鲁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鲁人都知道礼有“经国家，定社稷，利后嗣”的功能，因而他们认识到“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无礼必亡”，对周礼怀有极大热忱。
这样的氛围使鲁国成为了真正的礼仪之邦，鲁国是真正继承了完整和深厚的周文化的邦国，正统的周文化也使鲁国形成了谦逊礼让的民风。
鲁国多出在德行上有建树的著名人物。柳下惠、曹刿、叔孙豹、左丘明，还有圣人孔子，都是鲁人。鲁文化与周文化在血缘上的关系所给予的鲁文化继承的正统性，还有其注重礼仪等级、谦卑遵从、崇尚稳定和沿袭的特质，符合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需要，由此得到了发扬和提倡。
从中国文化发源时即主流的“尊尊而亲亲”的价值观来看，最终选择“鲁”而放弃“齐”是有着历史线索的。事实上，清末称呼山东地区就已经用“鲁”为主。
后来近代时期就逐渐完全用“鲁”来作为山东地区的简称。不过因为到了近代，所以有一个说法是基本都开始使用“鲁”是因为电报的出现。本来电报中文字越简洁越好，所以各省名称也开始使用一个最有代表性的简称，而当时的河北地区使用了“冀”这一简称，“齐”的读音又和“冀”相近，不如“鲁”好区分，于是正好用的更少了。这一说法还有待商榷。
但齐鲁文化从诞生之初，也一直在经历融合。齐文化的开放进取和鲁文化的仁厚淳朴，早已跨越地域成为了整个民族的宝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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