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九人话剧社的《四张机》是一部走商业市场的校园作品。该剧题材难度极大,本文作者认为该题材有两大难点,而编剧在这两大难点上的应对虽有缺憾,但足见诚心与笔力。该剧在“五四运动”百年之际上演,正是精神相通。
看到北大九人话剧社《四张机》的宣传时,我立即决定去北京看这个戏。不仅是因为这部作品的简介使我联想起《蒋公的面子》,更是因为对他们如何处理如此困难的题材感到好奇。要知道,当年我写《蒋公的面子》是接受“命题作文”,而《四张机》却是他们的主动创作,这几乎是自虐了。
该剧讲述的是1919年三位秉性各异的北大教授古鹤箴、卢泊安、求三野负责主持当年的北大文科招生会议,面对四张答卷,他们今天必须做出选择。
学习编剧时听老师说过:戏是什么?就是“把一个人扔进坑里,看他自己怎么爬上来”。而我看这部戏的感受是,编剧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观众看她怎么爬上来。这一题材难度极高,而主创成功地把这一题材做得完整漂亮,可见其能力;编剧主动挑战这一困难的题材,可见其深情。作为同行,我深受触动。
《四张机》由朱虹璇、叶紫铃编剧,朱虹璇导演,其灵感来源,是一则著名的北大野史,即1917年胡適与蔡元培破格录取了一名国文满分、数学零分的考生罗家伦。虽然这则野史已被罗家伦后人辟谣,但这故事的传播却反映了今人对民国大学的想象,其中包含了对当今唯分数论的质疑。《四张机》的编剧将这则野史挪至1919年,并扩展成为了三位教授、四篇作文之间的争辩,探讨了教育公平、人才培养、知识分子职责、女性地位等话题。三位教授,古教授保守,原型是辜鸿铭、黄侃和刘师培;卢教授新派,原型是胡適、陈独秀和鲁迅;求教授温厚,原型是吴梅、刘半农等。这几位人物原型,其故事之丰富、性格之鲜明、观念之分歧,放在一起就自然带有戏剧性。北大蔡元培时期的兼容并包,在这几个人物身上便展露无遗。这样看来,《四张机》的核心事件很适合做戏:话题辐射广,与当下联系紧密,主角原型性格鲜明、生平自带传奇性……然而,这个核心事件有两个天然的缺陷,而这两个缺陷对一出戏而言甚至是致命的,也是我认为这是编剧给自己挖坑的原因。
《四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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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张机》是一部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整体甚至符合“三一律”的要求。其主要的戏剧冲突,还是来自于人的行动与其受到的阻力之间的冲突。人物陷入困境,在困境中寻找出路。三个教授各自有想录取的学生,却必须争取至少一位教授的附议,这是一个死结,看似是个困境,但这个困境只存在于形而上层面,于主角毫无利害关系。无论录取哪个学生,对教授而言,都没有任何实际的得失。从这一角度看,《四张机》更类似于《十二怒汉》,教授们就是三位陪审员,无论怎样争辩,其结果都与自身无涉。然而《十二怒汉》中的十二位陪审员所决定的是一个人的生死,其严重性远超学生录取与否。《十二怒汉》中主角所面临的情境之所以说是一个困境,是因为核心的审判事件不仅涉及道德与法制的尊严,还涉及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存亡。为了凸显这一困境,《十二怒汉》在外部环境上也下了工夫,炎热的天气,密闭的房间,十二个汗流浃背的男人,焦躁感外化为画面。除此之外,审判事件与个别角色之间还建立了内在情感联系,例如一直与八号陪审员针锋相对的三号陪审员,他对有罪判定的偏执,来自于自身父子关系破裂的伤痛,他将事不关己的案件在内心里转化为了对自己儿子的审判,案件的定性关乎三号陪审员在父子关系上的自我判定。如此一来,一件本无利害关系的事件,便通过感同身受的桥梁构建了与人物的利害关系。《十二怒汉》《哗变》等偏重说理的经典戏剧,在辩理之外,都有精彩的悬念与恰到好处的情感落点。而《四张机》的核心事件没有直接提供足够严重的人物困境,也没有直接提供与人物的情感联系,主创如果没有相应对策,便很容易使戏剧陷入单薄短浅的境地。至于悬念的营造,该事件提供的悬念是教授们将怎样决定学生的录取问题,而这一悬念正是该事件的另一缺陷,这一点稍后再谈。
显然,主创针对第一点采取了对策。全剧虽然以三位教授为主,但还有清华教授隋鸿斐、古教授的女儿古娴、考生家长牛水仙、考生家长张德奎、门卫鲁成、求太太陈慧茹等角色。这些角色或多或少都起着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一旦话题陷入停滞,便会引入一个外部因素引起新的话题,编剧可能也意识到了教授们既缺乏内心斗争,又不面对强大的外力压迫,因此安排了牛水仙带领打手前来逼迫教授就范的段落。这在编剧技术上像是在讨巧,却也是无奈之举。虽然这个题材看上去与《蒋公的面子》类似,但《蒋公的面子》的核心事件是可能让角色自发推动情节的。《蒋公的面子》中,教授们一方面想坚持政治与学术原则,另一方面也有想兼顾柴米油盐的生活私心,这使得这部作品有非常明确的人物内心斗争,这种内心斗争使人物必然在开场时隐蔽一部分内心,并随着情节发展逐渐显露全貌,构建出人物和情节上的翻转。即便如此,在《蒋公的面子》的后三分之一处,仍然需要一个新加入的时太太推动情节,何况《四张机》的人物在出场时没有任何内心斗争,参加考试的考生与教授没有联系,几位教授之间也没有情感与利害纠葛,教授们没有任何必要在招生会议上隐蔽自己,他们的性格和价值判断在开场时便展露无遗,即使后来有所补充,也并没有造成戏剧性的反差,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介入,人物和情节都很难发展下去。事实上,全剧中三位教授的人物发展非常有限,他们所支持的学术和社会原则几乎没有变化,他们各自想录取的考生人选也始终不变。唯一有些变化的是求三野教授,他从“和稀泥”到勇于表达己见,过渡非常自然,可是缺乏足够的张力。
因此,除了推动情节发展之外,次要角色承担起了人物发展的作用。古娴、牛水仙、张德奎和鲁成都随着情节的发展逐渐显现出各自的底色。我们看到一撞就倒的柔弱女学生古娴有着果敢执著的反叛精神,粗鄙凶悍的牛水仙也有“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柔软可怜,张德奎的“数来宝”背后是一个穷苦父亲的无奈,朴实笨拙的鲁成也有国破家亡之叹。他们不仅活跃了这部作品的气氛,还提供了核心事件所没有提供的情感色彩。他们将教授们的议题具象化,使其鲜活起来,他们所展现的书斋之外的世情,平衡了三位教授的理性思辨。其实,最后古教授对女儿的担忧,也有着老人深谙世事的柔软底色,令人印象深刻,可惜仅仅是一句话带过。
可以说,核心事件的第一个缺陷,编剧成功通过次要角色遮掩了过去。那么核心事件的第二个缺陷,则可能是无解的。
这个缺陷就是:核心事件本身没有情节目标。
上文提到的《十二怒汉》《哗变》,虽然都强调论辩,但其情节目标非常明确。《十二怒汉》的观众看的是八号陪审员如何力挽狂澜,以一己之力说服所有人;《哗变》的观众看的是律师如何一步一步引导案件审理,完成他的职业责任。两部作品的情节目标都基于法律原则。而《四张机》与《蒋公的面子》一样,是没有情节目标的作品。三位教授之间的论辩不能得出结论,一旦得出明确的结论,便偏离了其创作目的。《四张机》所彰显的北大自由精神,正在于兼容并包。然而论辩没有结论,情节便没有落点。因此,这两部作品都是无法落幕的作品。《蒋公的面子》将结尾落在“文化大革命”时空,其实是试图逃避这一缺陷,我并没有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事实上也有不少观众指出结尾的仓促。至于《四张机》,我认为编剧起码找到了三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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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第四张试卷。当第四张试卷出现时,我一度以为这是编剧为结尾所做的设计。之前出现的三张试卷,一张是规整的骈文,一张是宣扬革新的白话文,一张是平和中正却文笔粗陋的贫寒文章。以今天的角度看,这三张试卷是无法取舍的,但第四张却可以。从天而降的第四张试卷其实是女生申请进入北大读书的信件,如果结尾果真是三位教授选择录取女学生,那也无可厚非。一来北大自此实现男女同校,开风气之先;二来当时男女读书机会严重不平等,选择女学生是照顾弱势群体;三来在今天女权主义运动活跃之时,以此结尾也是联系时事。然而编剧并没有以第四张试卷作结,这张试卷一度以同意该女生旁听的结论被排除出了备选名单。就编剧技法而言,这一做法令人诧异。毕竟该剧名为《四张机》,第四张试卷在戏剧的后半段突然出现,又有古娴和陈慧茹这两位知识女性的烘托,却很快被剔除出了核心事件。该段落的作用,一是完成古娴的人物塑造,二是拓展了该剧的话题广度,三是制造冲突,将戏剧推向高潮。该段落的台词十分精彩,然而古娴与古教授之间的矛盾,由该段落而起,却再没下文。人物塑造完成了,相关情节却没有结束。至于求太太陈慧茹这个角色,完全是为这一段落而塑造的,也只在该段落出现。在制造矛盾方面,主创则处理得过于仓促。三人吵了三五句便偃旗息鼓,又心平气和地对坐而谈,人物情绪没有接续,段落间有着明显的割裂感。即使最后教授们将第四张试卷再次纳入备选,也没有改变第四张试卷插入的突兀。很可惜,如此漂亮的段落没有成为该剧有机的一部分。该段落最初也许是编剧对结尾的设计,但最终做了修改,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虽然我认为该段落可以作为结尾处理,但这并不是上佳选择。撇开第四张试卷只谈前三张不合适,那么为了第四张试卷而撇开前三张则更不合适。如果结果是录取女学生,那么便像是在逃避前三张试卷所折射的问题。这可能也是该段落出现在全剧最后三十分钟,却没有成为结尾的原因。
第二种是突发事件。这一方案是借助外力来打断核心事件的进程。《蒋公的面子》构思之初,曾有过以皖南事变消息传来作结的想法,但由于时间对不上而作罢。很显然,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过分讨巧。然而《四张机》却把这种讨巧的办法做得十分精彩。该剧中的突发事件是“五四运动”的爆发。当三位教授坐困愁城之时,外面枪声大作,三位教授各自应对,话语交叠,虽见解不同,但其爱护学生之心却如出一辙。在这一段中,主创将当时北大的自由空气展现得令人热血沸腾,历史的光辉与艺术的表现力一起构成了该剧真正的高潮。在“五四运动”百年之际,以此结尾,是绝佳的纪念方式。能做到如此地步,编剧技法上的缺憾便可忽略不计。
第三种是隐藏结果。其实“五四运动”的爆发完全可以做成该剧的结尾,但编剧还是在此之后加了一个短小的尾声。也许编剧并不满足于以突发事件作结,仍努力将结尾落在核心事件上。因此,三位教授用类似《三国演义》的方法,将各自的录取结果写下来,等蔡元培归来、学生们获得自由再公布。这是一个聪明的开放式结局。有结果,但结果为何却不得而知。这个看似简单的设计,我相信是编剧深思熟虑的结果。最后用庄子鼓盆而歌的典故作下场诗收尾,击节而歌,有高古旷达之气:
生死本有命,
气形变化中。
天地如巨室,
歌哭作大通。
抚今追昔,不禁惘然。
如果主创能够在结尾部分稍作取舍,我相信该剧的完成度会更高。以这一题材的难度,专业编剧也不一定能在技法上做得更好,更何况,对北大精神、对教育、对知识分子的深刻理解,是北大人得天独厚的优势。该剧若在北大校园里演出,古今相通,相信会有更加奇妙的效果。从该剧优秀的宣传运营来看,这个团队不仅有着对戏剧的真挚感情,更有专业能力与精神。而专业能力与专业精神正是校园剧社的普遍短板。北大九人话剧社建社七年,在校园剧社中也并不算有很长的历史。然而,这个团队的创造力、行动力、商业眼光都令人不敢小觑,单从精心设计的创意场刊和周边产品便可见一斑。《四张机》豆瓣8.3分的高分足以证明,只要让观众感受到诚意、感受到专业态度、感受到戏剧的自由精神,即使有业余演剧的缺陷,观众也能给予充分的肯定。我没看过九人话剧社的其他作品,单看题材,也有不少“挖坑”之作,他们也曾遇到过阻力,却仍然不遗余力地追求新的挑战,通过作品与观众一起探讨社会议题,那种莽撞赤诚的青年志气,是戏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回头再看看戏剧业界现状,还能说什么呢?“歌哭作大通”罢。
(原载于《戏剧与影视评论》2019年7月总第三十一期)
作者简介
温方伊: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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