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政权不下乡？《破冰行动》里的“乡绅”能量被夸大了？

中国历代王朝，在施行政治统治的过程中，如何对基层乡村社会作出有效的、稳定的管控，始终是一个难题。

热播剧《破冰行动》片段

中国历朝历代，表面上可以是大一统，是中央核心，是全面集权。可是，在基层社会中真正最起作用的控制系统，不是皇权，也不是地方政府，而是根植于乡土社会血缘、宗教、民俗、乃至科举基础之上的民间控制组织。例如，宗族、乡社、乡约、族规等。而担负起这个最基层结构下民众领袖角色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土豪”，说的文雅一点，就是所谓“士绅”。

中国疆域辽阔、中央政权鞭长莫及、公务人员配给稀缺、各级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诸多原因，使得士绅几乎控制了地方、乡村事务的方方面面，形成所谓的“官不过为绅监印”、“皇权不下乡”的局面。

1982年，南方某地，乡亲们在抄录、查询保存完好的《张氏族谱》

前一段的热剧《破冰行动》，讲我老家岭南，有这么个“塔寨村”，为宗族势力及其头领林耀东所控制，且在林的幕后操纵下，村民竟然可以“自治”为半独立王国，公然暴力抗法。此剧一出，不少北方观众觉得夸大其词，可粤东粤北一带乡亲，大概都会觉得，是平平常常身边事吧。

《破冰行动》里的渲染，说深了，其实就是过去中国的社会民风、组织形态，在“天高皇帝远”地域的某种遗留展示。更特别的是，虽说这是眼下的事，可多少还是可以看见一点过去旧中国时代，宗族与乡绅的一点影子吧。

广东潮汕某地，每年必有的民俗活动，折射出宗族、血缘、凝聚等色彩

可以说，在时下的广东，还有无数的“塔寨村”，还有各式各样“林耀东”式的人物。广东，是当代中国经济的前沿，开放的先导，同时也是宗族观念最强的地方，二者矛盾地纠结在了一起，互相成就，也或者拖后腿。

可以说，在乡土中国社会，基层中拥有任何别的阶层都无可取代的整治功能的，是士绅阶层。

名汉学家孔飞力，在他《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那本书中，曾明确说过，中国社会，自11世纪开始，地方上的乡绅绝大程度上垄占了中国基层百姓的政治与思想生活。乡村士绅这些人，他们独特的社会地位与文化角色，基本上可超越中央王权政府结构架设，既是官僚与百姓之间的调停者，也是乡村控制系统中真正的主体力量。

福建土楼——一个完全由同姓同宗的熟人社会构建起来的封闭空间

过去几乎所有的历史事实都可证明，在基层乡村社会控制与反控制的进退予取的较量中，皇权的力量最终只能让位给士绅们。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帝国的意志固然在理论上可以落实到每一个子民身上，但那毕竟是地盘还不够庞大的特例。随着科举制在隋唐确定之后，皇权与绅权建立起稳固的合作，这个关系网彻底牢靠了。

何谓“士绅”？费孝通曾弄了个定义：他们是一个特权阶层，盘踞在地方上，可以是退休的官员，可以是官员的亲属，可以是有文化或有田产的地主。他们在大一统的皇权下，立意保全自己及宗族，也要具备一定的威望，担负起团结乡里，输出意识形态的责任。

山东某地，日渐坍陷的祠堂

在如今很多南方农村，“乡绅”这个群体，其实还是若隐若现的。在现代政法制度牵制下，在传统大家庭观念逐渐崩塌的当下，他们是不再有地产，可还多能以“乡贤”的面目出现，或有钱，或有地位， 或“能来事”，或讲道义，在一村一姓、以血缘为系的那边，最大化组建起牢不可破的关系网，犹如坚固堡垒，说什么一呼百应。“村主任”什么的，甚至都是虚位。

在这样的乡村里，这些人，才是幕后真正的“话事人”和“影舞者”。在岭东粤北，也就是潮汕与客家地带，几乎每个村都有这种人存在。“塔寨是个堡垒，外人进不去”，《破冰行动》里的这句台词，可并非只一个比喻，而是道出了这类村社的真实状况。

任何权力，先天都注定是排他性的。那么，意在垄断的皇权，历史上为什么一直允许“乡绅”存在呢？

明代著名恶绅董其昌

最核心的原因在于，再强权的皇帝，都只有两手两脚，不可能独自管理国家。为了实施有效的管理，最高统治者需要大量的人佐助。在各个地方，最重要的凝聚人员就是乡绅。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一旦扩大，势不可免的趋势。即便是欧洲，他们的封建领主，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欧式乡绅”。

也就是说，在过去，中央要落实统治，最仰仗的群体有俩：一个是行政官僚，另一个则是地方士绅，利用此双层轨道，坐在万里之外的金銮殿上，照本宣科，就足以组建权威，上传下达。某种程度上，皇权与士绅是利益的结合：绅权必得依附于皇权，可皇权也需要笼络绅权。

近期重现人间的徐阶墓——徐也是明代著名地方劣绅

中国太大了，人口太多了，关系太复杂了，若单单通过认命官员去施行统治，是根本搞不定的。很明显，地方官员，纯粹依赖于皇权与制度，东迁西走，走马观花，为了防范他们做大，还要回避籍贯。这样一个陌生人，空降地方，想只利用权力，就能搬动“本土势力”，令行禁止，未免自不量力痴人说梦。陈道明主演的电视剧《绍兴师爷》，就把这层幕布揭露的明明白白。

所以，无论何时何地，皇权必须要与士绅们合作。这些真正的“土豪”，地方本土出身，生于斯、死于斯，一方面是当地百姓的“自己人”，另一方面则是缺乏“授权”但是有实质领导权威和号召力的乡里组织领袖，在皇权与官权的两种权力夹缝中，成为定稳的核心。

皇权和地方官，再厌恶，都甩不掉士绅这个“权力中介”。士绅是连接权力中心和基层社会间的桥梁。

皇权至高无上，卧榻之侧，绝不容他人酣睡

我们看《史记》、翻《后汉书》、读魏晋历史、查明清文献，乃至阅读民国与抗日时地方相关维持记录，都会发现，自汉至新中国前，不管哪个朝代，不管哪种势力占据了中央朝堂，皇权与政权都只能仰仗地方上的乡绅有限地施行统治，根本无法完全抛开他们，直接渗透到比如村镇这样的基层空间。

根据张仲礼先生那本《中国绅士》的定量分析，旧中国时代，自明以后，地方乡士人数基本维持在100万左右，加上直系家属，他们占据了中国总人口的1.3%左右，既是最强大、最稳定的等级组织，也是精英们的流动站，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与力量。

这就是说，中国三千年王朝史，政权一直在更替，绅士的组成也会随着移动，可是绅权的存在始终没变。费孝通感叹过说，在古代中国，是乡绅阶层牢牢地掌控着地方权力真空，而不是王权。

民国时代，费孝通与吴晗，关于士绅问题，研究就很深入

是以，中国“封建”时代，确实如金观涛所言的，是“超稳固状态”。国家动乱，地方可以不乱，许多战火外的老百姓生活，在政权的转移中往往没有任何性质上的改变。 这里面，士绅居功至伟。

也我们也当明白，正如上面已经点题了的，权力像爱情，有着最深切的自私与排他属性。按理说，皇权与政权，当然不愿容忍任何有损其权威的地方乡绅力量过去壮大。

南方常见民居群落

也因此，中国历史，虽可说是一部皇权与绅权的合作史，可是二者之间的争斗，实也伴随了中国王朝社会始终。有名的例子，比如秦始皇打击地方豪强，强行将他们由潼关以东迁至关中；汉王朝则从未停止过抑制地方强宗的努力；魏晋南北朝，地方门阀士族与王权号称共治天下；到了明代，士绅们巧用“盟社”，搞结党营私，“入则为官，出则为绅”，让朝廷都奈何不了；清初，为了确立异族入主的的权威，摧毁地方的汉民族意识，清廷曾极其残酷地摧毁地方士绅，目的在“催挫士气，抑制绅权”。

可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历朝历代，不管搞啥高压手段，弄啥洗牌运动，基本还是收效甚微，更不可能毁掉“绅权”。折腾一番后，还是得重新借重士绅们去维持和组织地方秩序，能做到的，无非以新人换旧人，重新洗牌而已。

为何会如此诡异？道理说穿了，也简单：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与士绅阶层对于地方权力的占有力度无可取代。因为，地方士绅，不只是多有“前公务员”身份而已，也不单单就是钱多地多民傻，最为重要的是，乡土熟人时代的士绅，是集宗族、祭祀、伦理、教化等社会职能与权力于一身的。村社百姓要通过他们，去和上层对话，和别的村社竞争；而皇权也要倚靠他们，完成收税、组织稳定、基础教育与社会改造的治理，是以皇权必须也得容忍绅权，甚至有限度地纵容他们凌虐百姓。

说更直接点，士绅在地方，尤其是在乡村，是家长（血缘）+村长（行政）+教师（文化）+牧师（伦理）的集合体。这些混杂的身份，赋予了他们在地方的天然权威，与最直接、最深切的影响力，这是各级政府都鞭长莫及，也是无法企及的。

皇权与绅权，既是统治与被奴役的关系，也是利益的合作关系，互相需要，互相离不开。

乡绅的实质是什么，我以为，就是全能家长。绅权是一股最强大的地方权威势力，是中国人“家天下”理念在地方的浓缩表现，又是“家长”观念在村社治理中的放大。

这里面，有着国家制度设计上的不得然而然。比如，旧时代中国，政府在任命地方官时，为防范官员徇私、勾联、坐大，多制下“籍贯回避制”，外来的官长对当地民情人事都较陌生，要政通人和，只得“专意结交士绅”。

那些士绅，保障了村社一级例行事务的开展与延续，离开了他们、脱离这些事务处理，中国的地方政府是不可能运转的。因此，有一个观察点非常有意思：历史上，绅权与政权若能和平相处，泯然一体，社会就稳固如山；而一旦连他们都组织起来反抗时，基本就是政权危机、社会冲突已到了冰点，是现存政治秩序土崩瓦解的征兆。

所以，孔飞力说，中国中央政权在地方的运作及其效率，最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与当地士绅的合作是否密切、是否有效。这一点，即便到了现在，还是有据可验的。比如，乡绅其影响施加的最基本范畴是“村”，至今，我老家所在的岭东粤北一地，地方人士争端一般还需搬出“老人”或某有威望的“乡亲”才能摆平；而一有群情骚动，民众甚至往往只听从族中“长老”或某人的命令，会不顾政府的权威。

类似这些，可说乡土中国与乡绅身影的最后孑遗了。电视剧《破冰行动》，里面的广东乡村，还有类似林耀东这样的人物刻画，一点都不夸张，甚至触及的，还只是冰山一角.

谈乡绅，还有一个焦点，是如何看待在地方在乡社的绅权。士绅的存在，到底是好是坏？

结论似乎也很明显，乡绅的存在，或者说地方村社允许有强权人物，论实际成效，好坏都很明显。但是，我以为，在热火朝天重新呼吁“乡贤治理”的当下，谈乡绅更需要明确的是：乡绅阶层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不是只有贡献可言，甚至有太多的坏处，需要再度揭露。

乡绅的好处，多少以如上述，不用费言。但是这个阶层群体的恶劣性，也是史不绝书的，不然“土豪劣绅”这个词，也不至于曾引得全群情激愤天怒人怨。乡绅的问题，我的理解，主要有二。

其一，士绅与皇权同性质，基本都是吸血性的，是不事生产的寄生阶层。他们这些人，在过去的农业经济体系中，是无需体力劳动就能得到最大好处的既得利益者，可说是不劳而获的特权群类。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由儒家思想、由皇权保障、由科举制所支撑起来士绅阶层，是专制结构的最有利维护者，在中国绵延千余年的历史中，不仅是鱼肉乡里的强暴力量，也往往是阻碍社会进步最大堆的绊脚石。

皖南棠樾村牌坊——贞节烈妇血泪史排成行

士绅这个阶层，承受着皇权下的政治高压，无从反抗，且本身多就是官途上的权力地代理人。他们是皇权的臣仆，又是地方的极恶势力。他们依靠特权构建势力范围，逃避各种义务，作奸犯科，蒙蔽性最强；他们或袒护亲属，或攫取金钱，或干预司法，或与地方政府勾结，私设公堂，鱼肉乡人，种种恶行，《破冰行动》里其实都说的很清楚了。

中国政治，自三代以来便很消极。士绅在其中主导作用很强。这些本该作为皇权敌对合作者的地方百姓、乡社宗族代理人阶层，几千年来，用心都不是如何去控制专权，将皇权关到笼子里，倒是先建个笼子把自各给关起来了。

是以，坏的绅权，对于专制皇权，从共存、共治降而为奴役关系；对于地方宗亲，从维护、领导堕而为欺凌存在，贻害无穷。这是我们无论看古代士绅，还是重提“乡贤”，都是需要考虑到的层面。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第一次真正实现“政权下乡”，中枢旨意可以绕过地方官、绕过乡社强力人物，直接贯彻到每家每户。

新农村建设

士绅制度，在科举制的制度依托失去后，本身就已经若存若亡，但还维强维持。至此，是彻底地土崩瓦解。这是中国社会结构，自秦以后，遭遇到的最大颠覆。到了如今，偌大中国，从地方到乡村，更是再无士绅，只剩下些不成器的“村霸”。所谓“乡贤”，是否存在，都是有争议的。

在乡土中国退场流浪，士绅阶层集体灭绝之后，给我们的乡村治理带来了太多难题。特别是城乡差异越来越拉大之后，问题是越来越明显。如今的知识分子，曾经的“乡绅”候选群体，与故乡农村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们都不愿回到故土。

地方精英纷纷远离乡村、滞留城市，使中国传统士绅阶层再造困难，地方农村的绅权继替乏人，只能听任滥竽充数。绅士阶层式微，地方伺起的强权人士，其见识不足，威望不够，胡作非为，也是造成地方自治成效不彰，乡村衰败的重要原因。

现在很多人，是在呼吁“乡贤”机制的。比如头条开号的“唐爱华局长”，作为基层官员，就是公开大力鼓吹者。呼唤“乡贤”归来，其实质还是意在重建乡绅群体。平实地讲，这个举措，未必不能算是一种有益的试验。

回望中前行，还是丢弃后奋发？

只是，我们需要三思的是，当“乡绅”们载誉归宗时，必是带着面具的，必让我们连分辨都很困难。我们要问：原有的问题，是否真的被修正好了，而新的问题，老的阴魂，又是否会借机卷土重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