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伴随着列强对华军事和经济侵略，文化输出也成为列强侵华的重要手段。
列强对华的文化侵略主要是通过教会、学校、报刊书籍等途径，用传教布道、开办学堂、兴办慈善事业等方式进行渗透，强制性的进行文化移植，推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
文化侵略具有隐蔽性强、影响深远的特点，其主要目的是淡化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麻醉中国人民，消灭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思想，配合列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侵略，以巩固和扩大其在华既得利益。
鸦片战争之前，就有传教士活跃在中国境内。他们广泛地收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情报，著书、译经、办报、兴学，为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做准备，鼓吹武力干涉中国内政，迫使清政府废弃禁教令，以实现在华自由传教，充当了列强对华侵略的帮凶。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许多传教士就充当了不平等条约的起草和策划者，他们鼓吹“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以武装侵略为后盾，趁中国战败之机将传教活动作为特权列入条约。
此后来华的传教士急剧增多，到光绪十五年(1889)新教传教士为1296人，其中英国传教士约占3/5，美国传教士约占2/5，传教土的足迹遍及全国。
光绪二十六年(1900)天主教在华已有代牧区37个，教徒74万，教士1356人，其中外国传教士886人。
与此同时，东正教势力也向东北、西北等地渗透。
不少外国传教士披着宗教的外衣，向中国人民灌输奴化思想，妄图愚弄中国人民，使其“服从基督”，忍受列强的侵略而不反抗。他们搜集情报，网罗教徒，霸占田产，拐骗人口，包揽词讼，残害良善，肆意干涉地方事务，欺压中国人民。他们还以举办“慈善事业”即办医院、育婴堂等为幌子，对中国民众进行笼络，甚至从事迷拐和残害幼童的恶行。他们的罪恶行径，引起了中国各地人民的反抗，各地不断爆发着反洋教斗争。
在受到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之后，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出现了新的趋向，主要表现为外国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的巨额赔款，兴办医院、学校和一些文化、慈善机构，以推动传教工作。
美国在华投资教育的力度最大，它很早就在中国开办学校。美国传教土说：“不论哪个社会，受高等教育文化的人都是已有势力的人们。”因为这些人“能控制社会的感情和意见”,他们如同“一支燃烧着的烛，别的人要跟着他们的光走”。含蓄地道出了外国侵略者在华办教育的根本目的，即利用学校这块阵地，奴化中国青年，培养买办化的知识分子，使其取得在华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领导地位，为其主子——西方列强服务。
光绪三十二年(1906)，伊利诺大学校长德蒙詹姆士的话更明确地表达了这目的，他在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如果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代的青年中国人，哪个国家就将由于这方面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的和商业的影响上得到最大收获。”
基于这一目的，美国的教会在中国办了很多学校，不仅有小学和中学，而且有大学，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等。其他国家也纷纷效尤，在中国设立各类学校。外国侵略者办了很多学校，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但是其中只有少数人成为洋奴和买办，绝大多数人在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后，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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