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郎兄要出全集了。很开心，特别开心。
我称大郎为兄，他似乎老了一点；称他为叔，又似乎小了一点。在上海，我有很多“兄”都是如此，一直到最后一个黄裳兄为止，算是个比我稍许大点的人。都不在了。
人生在世，我是比较喜欢上海的，在那里受益得多，打了良好的见识基础。也是我认识新世界的开始，得益这些老兄们的启发和开导。
再过四五年我也一百岁了。这简直像开玩笑！一个人怎么就轻轻率率地一百岁了？
认识大郎兄是乐平兄的介绍。够不上当他的“老朋友”。到今天屈指一算，七十多年，算是个“小朋友”吧！
当年看他的诗和诗后头写的短文章，只觉得有趣，不懂得社会历史价值的分量，更谈不上诗作格律严谨的讲究。最近读到一位先生回忆他的文章，其中提起我和吴祖光写诗不懂格律，说要好好批评我们的话。
我轻视格律是个事实。我只愿做个忠心耿耿的欣赏者，是个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又不蠢；我忙的事多得很，懒得记那些套套。想不到的是他批评我还连带着吴祖光。在我心里吴祖光是懂得诗规的，居然胆敢说他不懂，看样子是真不懂了。我从来对吴祖光的诗是欣赏的，这么一来套句某个外国名人的话：“愚蠢的人有更愚蠢的人去尊敬他。”我就是那个更愚蠢的人。
听人说大郎兄以前在上海当过银行员，数钞票比赛得了第一 。
我问他能不能给我传授一点数钞票的本事！
他冷着脸回答我：
“侬有几伙钞票好数？”
是的，我一个月就那么一小叠，犯不上学。
批黑画的年月，居然能收到一封大郎兄问候平安的信。我当夜画了张红梅寄给他。
以后在他的诗集里看到。他把那张画挂在蚊帐子里头欣赏。真是英明到没顶的程度。
“文革”后我每到上海总有机会去看看他，或一起去找这看那。听他从容谈吐现代人事就是一种特殊的益智教育。
最后见的一面是在苏州。我已经忘记那次去苏州干什么的？住在旅馆却一直呆在龚之方老兄家，写写画画；突然，大郎兄驾到。随同的还有二位千金，加上二位千金的男朋友。
二位千金和男朋友好像没有进门见面，大郎夫妇也走得匆忙，只交代说：“夜里厢！夜里厢见！”
之方兄送走他们之后回来说：
“两口子分工，一人盯一对，怕他们越轨。各游各的苏州。嗳嗨：有热闹好看哉！”
“要不要跟哪个饭店打打招呼，先订个座再说，免得临时着急。”我说：“也算是难得今晚上让我做东的见面机会。”
“讲弗定嘅，唐大郎这一家子的事体，我经历多了！”之方兄说。
旋开收音机，正播着周云瑞的“霍金定私悼”，之方问怎么也喜欢评弹？有人敲门。门开，大郎一人匆忙进来：
“见到他们吗？”
“谁呀？”我不晓得出了什么事。
“我那两个和刘惠明她们三个！”大郎说。
“你不是跟他们一起的吗？”我问。之方兄一声不吭坐在窗前凳子上斜眼看着大郎。
“走着，走着！跑脱哉！”大郎坐下瞪眼生气。龚大嫂倒的杯热茶也不喝。
“儿女都长大了，犯得上侬老两口子盯啥子梢嘛？永玉还准备请侬一家晚饭咧！”
大郎没回答，又开门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上龚家，之方兄说：
“没再来，大概回上海了！”
之方兄反而跟我去找一个年轻画家上拙政园。
大郎兄千挑万挑挑了个重头日子出生：
“九·一八”
逝世于七月，幸而不是七月七日。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三日于北京
（黄永玉，本文为《唐大郎文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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