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初夏，广州城。华南理工大学东区住宅群里的一处轩敞小院，一位老者笑着挥手。谦和、儒雅，满头银发却精神矍铄……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也许你还不太熟悉他，但如果告诉你，那个极具中华神韵的世博会“中国馆”就出自他的手笔，你会惊呼：原来就是他呀！
在工作室里的何镜堂
这是一位81岁的老人，交谈中却逻辑缜密、声音洪亮，全然看不出年纪。采访在何镜堂工作室进行，工作室外看不起眼，内里却别有洞天。几杆翠竹、两树枇杷，盈盈方塘里锦鲤自在优游，玻璃屋里可闻屋外鸟鸣。历时十年，他将这座20世纪30年代的老建筑改造为工作室，通透、圆融的建筑理念全在其中。
在这里，何镜堂与团队创作出一个个震撼世人的建筑作品：汶川大地震震中纪念地、钱学森图书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这些建筑成就了何镜堂，也记录了激荡向前的中国。
“我们要的就是，一看，中国的”
何镜堂主持设计的中国馆
——东方之冠的成功在于对传统建筑元素在时代背景下的升华。何镜堂用“古”意“新”风来诠释中国馆，他说：“我们的方案里有一种气在，响应了正在慢慢升腾的民族自信。”
“中国馆之父”，这是何镜堂最显著的标签。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主持设计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时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年近七旬，“如果我没有去竞标，就坐在评委席了。”
作为中国的“第一件展品”，承载了中国民众的无限期望。如何在浩瀚的华夏文化中提取出最符合期待的一个，是他和团队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通过几轮智慧激荡，何镜堂将中国馆主题定为“中国特色时代精神”。它必须表达热烈欢腾、雍容大度的泱泱大国气概。
如何完成这一精神表达？他选择用“中国器”。
何镜堂设计的中国馆。（翻拍自受访者提供画册）
层层评选，“中国器”从344个方案中脱颖而出，“东方之冠”横空出世——它居中升起、层叠出挑，宛如“华冠高崇”。它整合了丰富多元的中国元素，传承经纬网络和中国架构的神韵，象征昂扬热烈的中国精神。
毋庸置疑，东方之冠很中国。在各种关于东方之冠的描述中，出现最多的是“斗拱”一词。“有人说它像鼎，有人说像斗，还有人说像火锅，但没有人说它不像中国的。”何镜堂说，“假如一个馆设计出来放到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行，显然不是中国馆追求的。我们要的就是，一看，中国的。”
“建筑的最高境界是它的文化，一个有影响力的建筑不仅能完成功能，更主要的是它的精神和生命力，它是有灵魂的。”将理性与感性完美融合，是何镜堂走进建筑殿堂的原因，也是他毕生的追求。
“建筑师是半工程师半艺术家，你学建筑吧”
——他和一个职业邂逅，结下终生不解之缘，看似偶然，却暗藏睿智。何镜堂多次在人生重要关头展现出抉择的智慧，最终成就事业的辉煌。
1938年4月2日，何镜堂出生于广东东莞。
地处珠江三角洲，东莞河涌密布、荔林处处。充满生机的亚热带风光，启蒙了何镜堂最初对美的感知；闲暇时跟随哥哥在东江之畔写生，则让他对岭南水乡的韵致体悟更深。
恬淡的生活持续到高中毕业。
“我喜欢数理化，也喜欢画画，大学读什么呢？”老师一语点醒他：“建筑师是半个工程师、半个艺术家，那你学建筑吧。”就这样，何镜堂考取华南工学院建筑学专业。
大学时期的何镜堂
“我读书还是蛮勤奋的。”轻描淡写一句。然而，他写硕士论文时的一段插曲，后来成为华工的“励志传说”。
1964年，何镜堂去北京为毕业论文准备资料，他找到一本很切题的英文书，可是手边没有复印设备。他当即决定，把书抄下来。
教育部西单二龙路的小招待所里，一瓶墨水，一杆钢笔，一叠裁好的透明纸；坐在板凳上，以床为桌。不分昼夜，他硬是把这本60页、图文并茂的书抄录下来。
你很难评判何镜堂的成功是源于天赋，还是倚靠勤奋。或许就如他自己所说，以智慧和汗水书写美好人生。
1963年何镜堂在常德调研
“毕业后想大干一场，却无法从事建筑创作”
——人生总会有挫折。他躺在田边地头树荫下，仰望丽日蓝天，感慨世界白云苍狗般地变化，内心彷徨：“这辈子难道就这样过下去？我的建筑师理想能实现吗？”
27岁，何镜堂硕士毕业，正当他想大干一场时，困难不期而至。此后18年，他无缘触碰挚爱的建筑事业。
毕业后，他先被分到湖北省建筑设计院。建筑单位，却没人搞建筑。不久单位也被取消，他被迫当起农民。
他不知道这种日子何时才会结束。十年？二十年？还是一辈子？彷徨之中，他聊以消遣的是画速记，寥寥几笔，也能连缀起与梦想的距离。
上天眷顾勤勉之人。一年后，他被分到北京轻工业部设计院，与同在北京工作的夫人团聚。但是轻工业部主要是设计厂房，很难进行建筑创作。
“我要在这个单位熬到60岁退休吗？”他心有不甘，希望找个地方发挥专长。彼时，他回广州探望母亲，那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他感受变革与发展的气息；同期华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刚刚成立，希望他能归队。
1983年5月4日，何镜堂举家从北京搬到广州。这被他称为人生中第一个重要决策。
“用了16年，我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了”
——人生有点戏剧性，“我是45岁起步的建筑师。45岁之前，我没有一篇文章，没有一个像样的作品，没有一个奖；45岁之后，我用16年抢回了失去的时间。”
回到广州的第三天，机会就来了。
“深圳科学馆在招标，不知道你能不能参加？”听说消息时，何镜堂正在五山买搬家的东西。行李没运到，房子没落实，招待所里，他和妻子连轴工作二十天，最后一夜甚至通宵，终于完成模型。
何镜堂与夫人设计深圳科学馆
第二天一早，何镜堂坐车赶往深圳。“那时的深圳速度真得很快，下午评标，黄昏时我们就被告知中标了。”45岁，他终于打响了人生的第一炮。
从此，何镜堂立下“三到位”的奋斗方法——每个工程都要做成精品，都要得奖，做完后都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作品质量有保证，创作机会也越来越多。何镜堂的人生走向顺遂。
1992年，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1994年，被评为中国设计大师；1997年，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首任院长；1999年底，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用16年抢回了失去的时间。
期间，他曾有机会移民美国，却选择留下，“我所有的机会都是国家给的，我的事业就在中国。”这被他视为人生第二个重要决策。
耄耋之年仍奔忙在设计一线的何镜堂
“过去就让它过去，当了院士也从零开始”
——光靠一个人是做不出建筑的。“我感恩社会给我机遇，感恩我的学生帮助我。我有一批非常好的学生，我教他们建筑，他们使我变得年轻。”
1999年，61岁的何镜堂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当大多数人以为他将退居幕后时，他却做出人生中第三个重要决策——从零开始，重新奋斗。
当时正值全国大学大发展，他带领团队投入校园设计竞赛。全国200多所大学设计都出自何镜堂团队手，他因此被称为“校园建筑设计掌门人”。
同期，他主持创作了许多文化建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汶川大地震震中纪念地、钱学森图书馆、青岛G20峰会主会场……
若以院士身份竞标落败，不会尴尬吗？这些对于何镜堂来说都不是问题。他常对学生说：“不要怕输，输多会赢的。”
采访期间，何镜堂的博士陈思瀚发了这样一条微信朋友圈：“凌晨两点多还在为一大早的汇报沟通准备和讨论，希望一切顺利。”配图正是伏在桌案前修改方案的81岁的何镜堂。
耄耋之年，何镜堂仍奔走在建筑创作和人才培养的一线。未来，他希望紧跟时代发展，用建筑作品记录激变前进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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