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 | 与凯鲁亚克渐远，高虎的痛仰摇滚成长记

　　上周六，第四期《乐队的夏天》里，痛仰乐队改编的王菲《我愿意》一曲引发争议。关于这个表演一方认为“松散，甚至有些无聊”，另一方则认为“细节有巧思，铁汉柔情”。

　　过后，痛仰乐队在微博上回应，选曲并未想太多，参加节目给自己的身份定位是“桥”，希望跨越重重障碍，沟通大众与摇滚乐，连接摇滚乐的过去与现在。

　　今日，也不妨一同前往过去，回顾高虎与痛仰乐队的成长，也再看能否对摇滚乐的现在有更多理解。

　　1942年，法国移民的儿子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屡犯军纪，被海军以“精神病”为由开除，凯鲁亚克黯然离开。2007年，凯鲁亚克的中国追随者、摇滚乐队痛仰的主唱高虎受抑郁症困扰，音乐和人生都陷入崩溃边缘。

　　凯鲁亚克和高虎都有过美好的童年，成天在山野河畔间游荡，成年后凯鲁亚克深受杰克.伦敦的影响，决心当一个孤独的冒险家。成年后高虎着迷于上世纪60年代摇滚嬉皮音乐，发誓要做一名浪子乐手。

　　1969年，高虎的精神偶像、“垮掉之王”凯鲁亚克死于酗酒，终年47岁，他一生都在路上寻找信仰，自赎之路始终伴随吸毒、纵性、苦闷与感伤。2008年，高虎走出抑郁，唱出了：“再见杰克，再见凯鲁亚克。”上一张专辑里幼童哪吒举刀自刎的封面图片此时换成了成人哪吒双手合十的画面。

　　高虎在2014年发的新专辑《愿爱无忧》中写道：“没有一个人天生是叛逆的。” 高虎与凯鲁亚克式抑郁愤懑的人生渐行渐远，手臂上的刺青如是：“Live，Travel，Adventure，Bless and Don’t be sorry，即生活、旅行、冒险、感恩、不悔。”2015年，痛仰乐队选择手握雄厚资本的摩登天空，超过千万元的签约费让业界振奋。摇滚乐队什么时候这么值钱了？痛仰这些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自尊爆炸、渴望燃烧

　　崔健被公认为摇滚第一代，影响了整整几代人，但第二代摇滚老炮儿黑豹乐队才是高虎的音乐青春启蒙导师。那时候的少年高虎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被媒体称为中国摇滚第三代领军人物之一，也不会想到玩摇滚要经历如此漫长的窘困。

　　高虎江苏人，长于新疆，身高不到1米7，体重目测不到100斤，不吃肉。他喜欢穿黑白灰T恤和宽大透气的纯棉裤子。闪亮的黑眼珠隐在墨镜后面，鼻子挺、嘴唇薄，面庞线条柔和，左右手腕带着来自福建和丽江的老银饰品。高虎具有一名摇滚乐队主唱的冷酷，但他在和别人面对面相处时，态度温和、肢体语言丰富，微笑中又带了三分60年代嬉皮士目下无尘的嗤态。

　　高虎1984年离开新疆，时隔23年后才再度回乡，在新疆的酒桌上，高虎和一帮朋友弹唱，唱着唱着高虎哭了。不久前，高虎失去了心爱的姑娘，跟了他最久的痛仰老人张静突然宣布离开乐队。告别天山和旧工厂，高虎搭了一辆油罐车去了西藏，颠簸3天4夜，沿途只有无尽的山、夜和孤独，路上还遇到了沙暴。跳上车、跳下车，不断重复，带着肮脏的衣物和千疮百孔的心，高虎接着又独自去了尼泊尔和云南。

　　“在新疆我学习好，经常是三好生。我性格好强和家庭教育有很大关系。”高虎小时候考完试紧接着就挨揍是家常便饭。高虎妈妈是水泥厂的化验员，爸爸是发电厂管维修的工程师，即使高虎考了89分，如果有别的同学考了90分，爸爸也一定会暴揍一顿。这让高虎从小对考试特别有阴影，他的叛逆期也来得比别人早得多，在天山脚下，他学会了大口吸烟。

　　在新疆快乐的时间多，但父母所在的工厂光景日渐惨淡。1984年高虎一家迁回江苏。少年告别了小伙伴们，第一次尝到“异乡”的孤独，吴侬软语高虎听不懂，江苏和新疆的教育体制及教育方式差距大。高虎不适应，学习成绩迅速下滑，本该升初三，父母为了让他上重点中学留级继续读初二，伤了自尊他便彻底“自暴自弃”了，考试作弊、纠结一帮小伙伴去撬老师办公室门把考卷上的“6”改成“8”。

　　中年高虎对少年那段记忆有点混乱了，到底在新疆还是在江苏学会作弊撒谎胡作非为的小聪明说半天也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学时代的高虎内心对成人世界充满鄙视和不屑，皮肤下的血液随时随地都会沸腾。“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装作正派面带笑容！”黑豹的音乐描写社会虚伪的一面，一下子击中了高虎，成为高虎摇滚乐的青春启蒙。

　　高虎彻底被这种有力量的音乐迷住了，他特意去南京买枪花的磁带、《音响世界》和《音乐天堂》杂志，听华语的黑豹、唐朝和Beyond。 高虎父母还给他安排上过班，少有人知高虎曾做过电工仪表，工作评分中领导的评价是：“该生对领导有抵触情绪。”

　　三个月后，工厂爆炸炸死了人，他就去了深圳，“各种上当受骗”，但在那里迷上了金属和垃圾摇滚，老牌重金属摇滚乐队Motley Crue和上世纪80年代末最出色的重金属乐队Extreme的音乐高虎都听得如痴如醉。直到有一天看到北京一个叫迷笛音乐学校在招生，当时两年有长期班了。1997年，高虎独自来到迷笛开始了摇滚音乐生涯。

　　来京第二天，高虎认识了后来的老伙计、痛仰乐队的贝斯手张静。那时张静和他抱着同样的热血梦想来迷笛学吉他，两人一见如故，成为穿一条裤衩的兄弟，两人扛过了痛仰十多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艰难岁月。当时为组乐队，张静从吉他改练贝斯，1999年，痛苦的信仰乐队正式成立。

　　同年，同为新声代摇滚乐队的清醒乐队主唱沈黎晖成立摩登天空厂牌，成立之初是为了服务清醒乐队自己，但摩登天空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独立音乐厂牌，时至今日沈主唱变身为沈老板，但有意思的是，据高虎所言，在今年签约摩登天空之前，他和沈黎晖无半分私交。

　　世纪之交，中国第三代摇滚乐的中坚力量们批量从迷笛毕业，他们盘踞在迷笛音乐学校东北方向、一个在北京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小村子——树村，继续玩自己的乌托邦音乐。树村里走出了“痛仰”、“夜叉”、“舌头”、“木马”、“病蛹”、“声音碎片”等一大批摇滚乐队，虽然穷困潦倒，但大家很抱团，高虎称：“是精神上的亿万富豪”。

　　2003年，树村拆迁，痛仰搬到新的聚集地霍营继续窘迫的摇滚生涯，2007年，霍营改造，众多乐队不得不离开，高虎的出租屋转移到了通州。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痛仰一曲“西湖”宣告转型，一大批民谣小清新歌手开始崛起，往日的“乌托邦”据点已变身高楼大厦，差点被“穷困”废了的第三代摇滚乐队终熬过寒冬，独立音乐的商业化前所未有，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低谷后做了“重型音乐的叛徒”

　　“早期乐队成员分分合合，主要是生活上的原因。鼓手、吉他手都变动过，鼓手和吉他手和别的乐队有时互相串着用，包括夜叉乐队给我们打过鼓，我们的吉他手以前是夜叉的吉他手。”

　　住在树村的痛仰穷困潦倒，以硬核摇滚成名的痛仰乐队挑战才刚刚开始。那时一场演出可能分下来连打车的钱都不够，即便穷困如此，勤奋的高虎沉醉在音乐的世界里，他要求队员每天听音、练耳，熟悉弹琴的技巧和方式。为把乐队打造到最好的状态，高虎经常显得“不近人情”。例如，曾在过年时高虎不让小伙伴们回家，自顾自地说：“在别人都去玩的时候，我们去把歌做出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实际上有点挑战人性。

　　还有一件事也让成员们“崩溃”，为了磨练团队意志，高虎提出“冬天晨练”，拉着一帮玩摇滚的早起锻炼也只有高虎能想得出来了。“大冬天的我早上带着大伙在树村跑步，有时候还下着大雪。”高虎兴致勃勃地在前面带队，大家伙睡眼惺忪、摇头晃脑的跟着跑，但心里早开骂了，“这哥们疯了吧？”

　　“我时间观念强，乐队排练迟到了我会发火。那会儿大家住在一起特别近，不像现在你说公共交通影响的，你走路也就五分钟到排练室！你迟到，那你定闹钟！一个闹钟不行来两个闹钟行不行？” 高虎回忆说他那时候太专制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简单重复的旋律和歌词，吉他暴戾的轰轰轰，2001年9月，“痛苦的信仰”发行首张专辑《这是个问题》展现出了睥睨众生的光彩。

　　“hua,hua……”“ca,ca,ca……”在聊到金属摇滚时，高虎伸手在半空重重地划拨了几下，他握起自己的拳头放到胸前，说到两个字：“力量”！高虎彼时喜欢硬核内心坚硬有力的感觉，这是一种对信念的坚持。也因此有了《这是个问题》里那句带着思考的问话——“你的热血哪去了？你的热血哪去了？”

　　2001年，首张专辑“这是个问题”获得中国摇滚乐权威杂志“通俗歌曲”当年度十大最佳唱片，乐队则被评为最佳硬摇滚乐队。2006年2月，痛仰独立发行的EP《不》里：“要相信规矩（不），要相信经验（不），要相信贵贱（不）……”这张以说唱摇滚和硬金核为主的专辑摇滚范儿特别“足”，进一步奠定了痛仰的地位。

　　《不》2月上市，本来不应该只是一张EP，录音只做出来一半的歌，但痛仰早就计划要启动50座城市的巡演，也就作罢。2月28日，他们开着一辆破金杯在三个半月的时间里一共去了51个城市，当时七八个人挤在一辆车里，臭汗味弥漫在整个车厢，除了座位其它地方塞满了乐器、行李、唱片、T恤等杂乱物品。用高虎的话说：“脚都没地方放都是蜷着的！”

　　痛仰第一场去了四线城市重庆涪陵，8点钟演出都要开始了，包括酒吧老板在内也只有6、7个人，“怎么演？”涪陵这座江边小城的老板一个月在体制内工作一个月也就挣2000块，但是喜欢摇滚乐把钱都投酒吧里了。人少也得演得痛快，那时这位酒吧老板对摇滚乐的认可和尊重让高虎十分感动。

　　张静曾经日记中提到过，这一次巡演大部分的时间花费在路上，本来要走5个小时的路程结果却走了13个小时，乐队也因此经历了很多从来没有经历的事情，看到了别人没有见过的风景。他们曾经看到过一座山的树全被砍掉，他们曾经被村里的大爷问照相机是什么东西，也见到像花一样美的风景，才有了如今经典的歌曲《公路之歌》、《西湖》和《安阳》。

　　巡演结束后，怕什么来什么的墨菲定律应验了。2007年乐队发展陷入低谷中的低谷，没事业没钱，生活的压力和父母的担忧一直是乐队中每个成员面对的问题，以前年轻，但年过三十的痛仰们开始扛不住了。高虎谈了8年的女朋友提出了要结婚，而高虎在音乐和家庭中选择了音乐，女朋友失望离开。毕业后一直没找过工作，跟着高虎的痛仰老人、贝斯手张静宣布自己要离开。

　　高虎来了一场“孤独者的旅行”，回北京后和外界几乎断了联系，如果在街上碰到曾经熟悉的朋友，他也能避则避，被问到为何不联系时，高虎无话可说，那时他甚至觉得和熟人点头打个招呼都没必要了。

　　呆在通州出租屋里，高虎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唯一陪伴他的是各种音乐。也正是在这时高虎接触了鲍勃.马利的音乐，他感受到雷鬼音乐里温暖的力量，也正是这些音乐，把高虎从濒临崩溃的精神状态里拽了出来。“那段时间我反复问自己，为什么来北京？当时来北京背着军用背包和吉他简简单单为了音乐就来了，为什么不坚持呢？”

　　2008年春节期间，他一个人静静呆着过年，只给母亲打了一个“报喜不报忧”的电话，抱着吉他和几十本这些年积累的音乐素材，创作出了那张不太被早期乐迷接受的新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这张专辑风格大变，音乐里没有了呐喊、质问、批判，平和之中多了温暖和爱，这种转变曾招来乐迷们的骂声，高虎也自嘲：“我们是重型音乐的叛徒”。

　　摇滚是爱、和平、理解和宽容

　　2008年春节后，痛仰乐队重新回到正轨，当年的国庆前夕，新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正式发行，上市演出一结束，高虎就搬去了云南。

　　当时有媒体写了一段耐人寻味的细节：高虎似乎不愿支出从星光现场“打的”回通州暂住地的这笔花销，最后他搭朋友的顺风车回了家——事实上他对这套房子的租住能力也近枯竭。高虎说：“我从开始做乐队到今天，一直都是在靠朋友、家人的接济。这个现实短期内还改变不了，我告诉自己再也不能向亲戚朋友去张口要了。所以我要去云南，借机安静安静，整理一下我的新歌。”

　　此后两年，高虎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云南大理，闲得扯淡的日子，高虎创作分别推出了不插电现场录音《改变你的生活》和EP《盛开》，2014年的新专辑《愿爱无忧》就是在大理筹备出来再到北京录制的。

　　2009年，高虎回了一趟家，他爸说：“虎子，不管你结不结婚，你得有一个孩子。”高虎玩音乐这么多年，对家庭早没概念了。高虎父母承诺说给带孩子，高虎一想，行，得生一个属虎的孩子！顺理成章的，高虎有了自己的家庭，也有了一个属虎的小妞。

　　高虎的生活开始充满了人间烟火，画风已质变。比如，他给孩子听他认为好的音乐，孩子外婆给虎妞听凤凰传奇小苹果，看动画片高虎觉得《熊出没》太Low，带孩子看迪斯尼的经典动画电影，孩子在家里学妈妈化妆，喜欢公主系列的动画片，高虎渐渐都能接受，“行，可以”……

　　“孩子是我最好的老师，以前对我来说家是父母的家，后来有了自己的家，以前你从没想到过的事情现在你要去承担。”聊起虎妞，高虎眼神里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这个大男人矫情地抱怨孩子太皮了，他想象中女孩会特别安静特别好带，但他又说比起张静家的儿子，虎妞要好多了。

　　2014年愚人节，痛仰开玩笑说要签约摩登天空了，2015年，消息成真，痛仰以往日难以想象的千万身价签约。痛仰乐队的“摇滚巴士”全国剧场巡演也作为摩登天空重点项目开启，这既完成了摩登天空创始人沈黎晖落魄时吹过的“牛逼”，又满足了痛仰曾经的梦想。

　　为什么选择了做剧场巡演？摩登天空剧场巡演的负责人分析，目前中国Livehouse和音乐节之间的观众规模差别特别大，处于数百和数万人之间，缺乏过渡地带，音乐节毕竟频次低一些。对于痛仰这一类成名已久的乐队来说，需要剧场这么一个数千人的演出过渡，即提高了音乐人的票房收入，又能增多音乐人的粉丝以及面向互联网提供的音乐内容。

　　对于高虎来说，经过太多反思、自省和承认不完美之后，他收起了年轻时高傲专制自我，在乐队的管理上也学会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种更隐蔽的专制，不会出现不打招呼就发指令这种事情。

　　在音乐财经问到会不会担心乐队再度发生争吵后解散的情况，高虎说会担心，但是有信心处理，他说：“路是让出来的，不是争出来的。因为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冲突，重要的是在争吵过程当中解决这个问题，去消化去理解它存在的原因。”这大概也是痛仰比起其他乐队，多年来成员十分稳定的原因。

　　“田然内向，宋捷也是，在团队里是沙僧，但宋捷他有时能表达自己，大伟是一个热心肠的吃货，喜欢张罗。张静就更热了，人与人之间的很多东西他可以去沟通，非常细致，巨蟹座，人缘也非常好。”

　　高虎决定继续走音乐这条路的时候，给乐队定过一个目标，希望乐队从2007年开始，再走二十年甚至更久。“摇滚乐里面有一个精神是说愤怒，但愤怒只是摇滚其中表达的一种。摇滚乐它有更宽的概念，就是爱、和平、理解和宽容。”

　　高虎对音乐的野心已不局限于摇滚，他希望在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乐队牛逼不牛逼不重要，但是说在这个星球上，别人一看这是一个东方人，一个中国人的乐队，觉得还不错，不掉链子，那我觉得就OK了！”

　　面对赞美和批评，高虎都淡然处之，他既不希望被树为“标杆”扛起大旗，也不认为批评得有理。他希望乐队拥有属于痛仰自己的节奏和内核，去尝试更多的音乐风格，“有一天大家无法界定我们的时候，或者有一天听到另外一个乐队的时候，说挺像痛仰的，我们做的就是这个，叫痛仰摇滚。”

　　现在高虎对找到传统文化的脉络，再和摇滚结合起来更感兴趣。“既然生在这块土壤，就让要别人看到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东方人做出来的音乐。”去年《愿爱无忧》专辑发布时，曾有乐评人痛心疾首：“这是一张旅游音乐专辑”、“已经变成了一个合家欢组合”，高虎则回应：“20年后人们才能真正听懂愿爱无忧里表达的东西。”

　　高虎曾对尘土生活不屑一顾，渴望燃烧但现实中穷困如影随形。现在的高虎平和、宽容、自认海纳百川，生活富足无忧，他与凯鲁亚克唯一剩下的相似之处，或许是高虎曾推崇西方文化，现在却在研究古老的东方宗教，而凯鲁亚克那短暂的人生中，一直热衷于研究东方佛教和禅宗思想。

　　商业化将不断侵染音乐这是大势，高虎能否保持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坚守初心，再登一个台阶？对于痛仰这支曾经玩过硬核、说唱摇滚、穷困潦倒如今商业化转型十分成功的乐队来说，可能我们讨论的基础依然是：他的商业是否足够持续成功？再直白一点，或许是和摩登天空的合约到期后，痛仰的“转会费”乃至“续签费”是否能再创一个高度？

　　摄影：乔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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