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爱国者梁启超

一篇脍炙人口、大气磅礴、极富鼓动性、传世不朽的《少年中国说》， 让梁启超这位变法先贤自强不息的身影深深地镌刻在了世人心中，其反对袁世凯帝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为中华民族重塑了不攀附权贵的清流气节。其文章、品行和精神如同一座历史地标，激励着后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想而不懈奋斗。

作为文学大师的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用到“中华民族” 一词的人。甚至“科技”“组织”“干部”等等很多词汇，皆始于他的笔下。

第一个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爱国者梁启超

梁启超 1873 年出生于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熊子乡，字卓如，号任公， 又号饮冰室主人，是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著名思想家和学者。五岁时就开始学习四书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聪颖过人， 才思敏捷，12 岁考中秀才，17 岁中举人，被乡人称为“神童”。

1890 年的春天，年仅 18 岁的梁启超拜访了 33 岁的康有为，此时的梁启超刚考取举人，少年有为，而康有为因科举考试不顺，此时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按照当时的科举制度惯例，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最初梁启超心中颇有小觑康有为之意。二人见面之后一见如故，深聊至深夜。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当头棒喝之后，他一时不知所措，顿悟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便毅然拜康有为为师，投其门下，与其师康有为一起， 积极倡导变法维新，被世人并称“康梁”。

师从康有为，不仅是梁启超从政生涯的开始，同时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

在追随康有为求学期间，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并且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他以《自由书》为题， 写下一组文章来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思想。他认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若能采纳其思想， 必将出现大同盛世。

1895 年春，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发动了轰动近代中国史的“公车上书” 运动。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次运动是中国群众政治运动的开端，也被认为是梁启超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1897 年，梁启超在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时曾著《变法通议》，为变法积极造势。1898 年，梁启超回京参加“百日维新”。同年 7 月，奉召觐见光绪帝进呈所著《变法通议》时，因不会讲当时的“官话”，仅被授予六品官职，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从 1898 年 6 月 11 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策动下， 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主持北京《万国公报》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梁启超的许多政论思想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毛泽东当年就特别喜欢他的文章，胡适先生评价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他的思想主张甚至直接影响国家决策，成为政府决策的一个思想库。

9 月 21 日，由于维新派变法期间举措过于激烈，缺乏理性统筹和规

划步骤，致使维新运动遭到很多人抵制终告失败，前后仅历时 103 天。“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衣带诏”，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主张。梁启超在日期间，仍像从前一样，惟康有为师命是从，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追随康有为宣传改良，反对革命。

但是随着他在日本期间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很快发生了显著变化，他的政治主张从温和的保皇转向激烈的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许多革命党人来往密切，交流思想，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老师康有为，劝其退休莫问国事。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再次发生思想转变，重回温和改良路线，积极主张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初年梁启超在袁世凯授意下，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 改建进步党，成为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的中国第二大党。

1915 年底，袁世凯在权衡国情民意后，决定称帝。已经被袁世凯赋闲在家的梁启超此时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这是梁启超一生干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尽管梁启超反对帝制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但是这次却再次选择了激烈的革命手段，使得国家再次陷入混乱，好不容易建设起来的民主共和根基从此开始崩塌。

袁世凯在忧愤交加中死去，当时唯一能撑起这个国家的栋梁就此陨灭。此时的梁启超再次转变选择温和，极力主张北洋与民国政府和解， 并欣然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1917 年 9 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11 月，段祺瑞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 从此退出政坛。

1918 年底，梁启超去欧洲考察，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他的思想再次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开始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善变的梁启超自此真正实现了嬗变，他开始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真理， 也达到了他一生思想学问的顶峰。梁启超此后用大量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开始涉猎很广，逐渐只深入研究传统国学。这期间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学术著作。梁启超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著述甚丰。在近 36 年而政治活动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 39 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 多万字。最可贵的是，他是一位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

梁启超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乘情而发、随性而作，在写作时往往才思泉涌一发不可收。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先生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 5 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为此书作序。不料梁启超写着写着文思泉涌，一口气写就五万字，最后索性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作序。

率性的梁启超不仅写就传世佳作，还有很多趣闻流传于世。有一天， 一位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梁启超为难地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朋友追问什么学科的功课，原来梁启超是约了麻将局。他在清华讲学时，曾有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可见，梁启超富有幽默感，同时也很有生活情趣。

梁启超早年就受儒家文化熏陶，重视伦理五常等传统，虽然他才华横溢、风度翩翩，但非常忠于婚姻与家庭。1899 年底，梁启超被康有为派去美国檀香山处理有关保皇会的事宜，偶然结识了才貌双全的何慧珍， 接受西洋教育并担任教师的何慧珍谈吐不俗、学识广博，且对梁启超著作思想极为熟悉，并曾匿名撰写英文文章对清政府雇佣写手诋毁梁启超的文章进行有力抨击。二人一见钟情，但是他最终把持住了自己。他的一位好友曾极力劝他娶了这位熟悉西方文化的女子，认为对梁启超未来的事业会有极大的帮助。“发乎情止于礼”的梁启超回复道：“虽然我爱她，也思念她，但是我已有妻室，况且我曾与谭嗣同君创办过一夫一妻会，怎么能自食其言呢？”促使他结束这场苦恋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他信奉的传统道德原则，不能背弃相濡以沫的贤妻李蕙仙。1924 年 9 月 13 日，与梁启超患难与共的发妻李蕙仙去世，梁启超满含悲情与泪水，写下了《祭梁夫人文》感人至深：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 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於外， 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晚年的梁启超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美德的积极倡导者和呼吁者。1925 年阴历七月初七，多情的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已经回归服膺传统文化的梁启超反对他们的恋情，也规劝过她们，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令满堂宾客瞠目。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1926 年 3 月 8 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 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而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并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 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 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1929 年 1 月 19 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遗骸运到广惠寺做超度。梁启超病逝后，京沪之间悼念他的人很多。萧公权曾撰文深刻悼念他：“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

但他们最终还是因道不同而分道扬镳；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最后反对袁世凯。一番博弈下来，袁世凯横死而身败名裂，康有为郁郁而终，孙中山抱憾离世，梁启超心仪的政治理想也同样没有实现，十几年间，所有博弈者全盘皆输。

对于自己的多变，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

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 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他的一生从未停止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一直处于求索反思和自我校正的动态过程，从迷信西学到中西并重，直至最后回归服膺中华传统文化，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