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郎普，越看越像乾隆爷了｜史太Long

　　有网友在“知乎”上提问：“特朗普的行事风格与中国古代的哪位君王很相似？”这个问题要是我来回答，我会说，大清乾隆爷啊。

　　文 | 吴钩

　　01

　　理由有三。

　　第一，特朗普是商人出身，商人习气浓厚。乾隆虽然不是商人，却有商人情结，他在圆明园之内布置了一条买卖街，每年春节期间开市，“凡古玩、估衣以及茶馆饭肆，一切动用诸物悉备，外间所有者无不有之，虽至携小筐卖瓜子者亦备焉”，过一把王健林开万达广场的瘾。当然，在买卖街做生意的、购物的，全都是内廷太监、宫女、皇族、官员，严格来说，是模拟交易。

　　第二，特郎普特别爱出风头，而乾隆爷大概也是古代中国最爱出风头的帝王之一，别的不说，就说他一生“创作”的诗歌数目吧，超过4万首，规模足以媲美《全唐诗》，一个人要不是高度自恋、热爱作秀，是不可能写出这么多首诗歌的。

　　第三，特郎普对国际贸易不太感冒，上任后，又是退出TPP群，又是扬言要跟别国打贸易战，砌起关税壁垒。巧的是，乾隆爷虽然喜欢在皇家园林内搞点虚拟的买卖，对动真格的海外贸易却心怀警惕，大清王朝原来实行“四口通商”，西洋商船可抵粤、闽、浙、江四海关通商，乾隆爷干脆将“四口通商”改成“一口通商”，只允许西洋商人在粤海关交易。

　　当然，任何类比都是蹩脚的。特郎普当然不可能是乾隆。好在我的本意也不是要论证特郎普与乾隆爷的相似度，而是想说，现在特郎普想做的事情——自外于世界贸易体系，从前的乾隆爷已经做过了，后果呢？还真应了今日流行的一句大白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2

　　事情得从1792年，即乾隆五十七年说起。

　　大家都知道，这一年，英国派了一个以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不远千里，来到中国，代表英王乔治三世向乾隆皇帝拜寿。当然，拜寿只是一个礼节性的名义，英王派遣马戛尔尼使华，另有盘算，这个盘算就是希望说服乾隆皇帝开放门户，加入近代世界贸易体系。

　　大家也都知道，在承德避暑山庄，马戛尔尼晋见乾隆皇帝时，双方发生了礼仪方面的争执：清廷要求马戛尔尼向皇帝双膝下跪，行叩首礼；马戛尔尼则只同意单膝下跪，不叩头。其实，放在历史长河中，这点礼仪争执并不重要，马戛尔尼入乡随俗也好，乾隆皇帝主随客便也好，都不影响历史的发展。

　　影响历史发展的是什么？是马戛尔尼向乾隆提出的请求，以及乾隆对英人请求的回应。

　　那么马戛尔尼具体提出了哪些请求？《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收录有两封乾隆写给英王的敕谕，敕谕上乾隆提到：

　　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
　　尔使臣称，尔国货船将来或到浙江宁波、珠山及天津、广东地方收泊交易；
　　尔使臣称，尔国买卖人要在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收贮货物发卖；
　　尔使臣称，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岛一处，商人到彼，即在该处停歇，以便收存货物；
　　据称，拨给附近广东省城小地方一处，居住尔国夷商，或准令岙门居住之人出入自便；
　　又据称，英吉利国夷商自广东下岙门，由内河行走，货物或不上税，或少上税；
　　尔国使臣之意，欲任听夷人传教。

　　据此敕谕可知，马戛尔尼在承德避暑山庄向乾隆皇帝提出了七条请求，其中前六条都跟通商有关，为方便理解，我先翻译成大白话：

　　1、请允许英国派遣大使驻于京师，照管英商对华贸易；
　　2、请开放宁波、珠山（即舟山群岛）及天津、广东等口岸，允许英国商船靠岸贸易；
　　3、请允许英国商人在京师设立商行，收贮商货；
　　4、请批准英国商人租住舟山一处小海岛；
　　5、请允许在广州城附近选择一处地方作为英商的居留地，并允许岙门（即澳门）的英商自由出入广东；
　　6、请允许英国商船通过内河自广东进入岙门，并减免关税。
　　最后一条是请求允许传教，因为不涉本文宗旨，略过不谈。

　　对马戛尔尼提出的这六条通商请求，乾隆爷逐条作出拒绝，理由是“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在敕谕的最后，乾隆爷还跟英王推心置腹地说：“以上所谕各条，原因尔使臣之妄说，尔国王或未能深悉天朝体制，并非有意妄干。……今尔使臣所恳各条，不但于天朝法制攸关，即为尔国代谋，亦俱无益难行之事，兹再明白晓谕。尔国王当仰体朕心，永远遵奉。

　　两封敕谕都写得辞严义正，但了解近代史的朋友应该知道，乾隆皇帝对通商的拒绝，实际上是错过了近代贸易体系的邀请函，自外于世界潮流而不自知。半个世纪后，1840年，英国改用野蛮手段，以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的国门。

　　在此之前，大清皇帝能理解并且欣然接受的，是朝贡贸易。在马戛尔尼使团到来之前的顺治十一年（1653），荷兰曾以朝贡的名义遣使来华，向顺治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请求朝廷接受贡品并给予回赐。顺治帝批复：“荷兰国慕义输诚，航海修贡，念其道路险远，着八年一次来朝，以示体恤远人之意。”荷兰因此获得了跟大清国开展朝贡贸易的机会，每八年来华一次，每次可带商船四艘。

　　03

　　说到这里，如果你以为乾隆爷代表了中国的传统：闭关锁国、对海外贸易缺乏兴趣，那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在明清之前，传统中国一直是开放的，从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到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都印证着中国的开放性，及与世界的交流。

　　宋朝时，尤其重视海外贸易，绍兴年间，有一位叫蒲亚里的阿拉伯商人娶了中国女子为妻，在广州定居下来，宋高宗便谕令地方政府“劝诱亚里归国”。是宋朝不欢迎外商吗？不是。是因为蒲亚里在中国定居后便不再从事外贸了，宋政府希望他回国去招揽蕃商，“往来干运蕃货”。

　　宋政府也鼓励中国海商在出洋贸易时，顺道招徕蕃商来华做生意：“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而对于传统的朝贡贸易，宋朝则有意加以限制，宋高宗曾下令出海商船不得“擅载外国入贡者”，否则将处以“徒二年，财物没官”的惩罚。由此可以见出宋王朝轻朝贡、重通商的政策倾向。

　　04

　　有人以为，宋朝国力衰败，没有几个国家入贡，所以才对朝贡贸易不感兴趣。此话不对，事实上，与宋朝保持朝贡贸易的国家很多，如朝鲜、交趾、大食（阿拉伯帝国）、注辇（印度半岛古国）、三佛齐（苏门答腊）、闍婆（爪哇）、占城（印度支那古国）、丹流眉（马来半岛古国）、渤尼（文莱）、古逻（奎隆）、摩迦（麦加）等国。

　　但对中国来说，朝贡贸易在经济上是得不偿失的，因为按照惯例，朝廷回赐的商品价值远大于入贡的商品价值。通商贸易则不同，不但贸易国双方可以互通有无、带动工商业发展，而且政府也能从贸易中抽税。这才是宋王朝轻朝贡、重通商的主要原因。

　　为开拓海外贸易，宋政府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设立“市舶司”（类似于海关），在秀州、温州等港口设立二级机构“市舶务”，在一些沿海县镇设置三级机构“市舶场”。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商开放，与南洋、西洋诸国发展商贸。

　　宋政府又在广州、泉州等港口设立“望舶巡检司”，在海面上布置寨兵（类似海上救护队），以打击海盗，保护海上贸易与商人安全。来华的商船到达广东海域，即有“寨兵有酒肉之馈，并防护赴广州”。广州、泉州等有蕃商聚居的港口城市，还建设了蕃坊，供外国商民居住；又有“蕃学”，供蕃商子弟入学读书。后来马戛尔尼使团向大清乾隆爷提出的请求，完全没有超过宋代已经施行的开放政策。

　　所以我们忍不住假设：假如马戛尔尼使团到访的是大宋，中国与西欧的全面通商会不会提前数百年呢？

　　来源｜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