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辛(?-前1046年?),,名受 (一作受德), 末代君主,少子,世称“纣”、“商纣王”。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其在位时间定为三十年(前1075年-前1046年)。
帝辛在位期间,在内营建朝歌、加重赋敛、严格周祭制度、改变用人政策、推行严刑峻法,对外屡次发兵攻打东夷诸部落。其种种举措既在统治集团内部引发矛盾,也动摇了商王朝的统治基础。牧野之战,商军被周武王所率诸侯联军击败,帝辛身死,商朝灭亡。
在传统史学叙述中,帝辛沉湎酒色、穷兵黩武、重刑厚敛、拒谏饰非,是与夏桀并称“桀纣”的典型暴君 ,终致众叛亲离、身死国灭,相关典故有酒池肉林、炮烙之刑、牝鸡司晨等。后世就此存在争议。
《尚书·牧誓》记载了周武王对帝辛的指控,包括听信妇人的话而对祖,《妲己害政》宗的祭祀不问、轻视并遗弃同祖的兄弟不用而只重用四方重罪逃亡的人、对百姓暴虐无道等。 而随着时间推移,文献中记载的纣王的罪行越来越丰富、具体。这些罪行,引起后世部分学者的质疑与反驳。
有观点认为,帝辛的罪行中有很多想象、附会的因素,并且是逐渐累积而成的。
先秦时,子贡已怀疑帝辛的罪行中有一部分是由于他作为失败者而被强加的。 孟子则认为帝辛在位时尚有贤人辅佐和善治遗风,因此仍可以维持较长时间的统治。 朱熹注《孟子》,也称帝辛时仍有善政。
宋人罗泌在《路史》中比较了史书中桀纣二君的事迹,认为其中的重合部分存在附会的因素;又梳理各类文献,认为存在增衍、夸大的情况。他最后说:“故凡言桀纣之事者,吾不敢尽信也。”
在近现代,古史辨派创始人顾颉刚撰有《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文中列举纣的罪行,其中出于《尚书》六项,战国增加二十项,西汉增二十一项,东晋增十三项。流传下来的纣恶事实上是层累积叠地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 有学者根据帝辛时的甲骨文资料,认为“纣时的制作、田猎、征伐、祭祀,莫不整齐严肃”,或许是英明之主,而最终的败亡则可能与争战过度及本人衰老有关。 郭沫若也说:“武王克殷实侥幸,万恶朝宗集纣躯。”并呼吁道:“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
据《史记》记载,商纣王博闻广见,思维敏捷、身材高大、膂力过人。他的才智足以对复杂的事情迅速作出准确的判断,他的气力足以徒手杀虎。他一手抓九条牛的尾巴,往后一拉,九条牛只有向后倒退。他曾经攻克东夷,把疆土开拓到我国东南一带,开发了长江流域。
当时的东夷常向商朝发动进攻,掳去大量百姓作奴隶,对商朝是个威胁。纣王的父亲帝乙就和东夷大战一场,但没有取得胜利。纣王登基之后,铸造大量兵器,亲率大军出征东夷。东夷各部联合起来进行抵抗,但挡不住纣王的攻势。
纣王一方的箭镞是青铜制造的,精巧而锋利、射程远、杀伤力大。两军对阵时,东夷的军队一批批倒了下去。据说,商军如秋风扫落叶一样,一直打到长江下游,降服了大多数东夷部落,取得大胜。从此以后,中原和东南一带的交通得到开发,中部和东南部的关系密切了。中原地区的文化逐渐传播到了东南地区,使当地人民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生产。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历史贡献,应该记到纣王身上。
不过,也有学者主张传统史学叙事的基本面并没有错。例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在分析《诗经·大雅》中的《荡》这首诗 时评论道:“这种出于敌国诗人之口的诗歌,虽然不免有其夸大夫真之处,但结合商来历史来看,似非全系诽谤之词。” 还有观点认为,帝辛虽非一无是处,但确实称得上“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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