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演进历程中的刑罚变化

福科的这本《规训与惩罚》的书中，其中关于西方刑罚与惩戒的方式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历程，而在这样的历程当中，是人性的赤裸的考量，是血肉与苦痛的代价。这样的演变不仅是在刑法领域的一种变迁，同样也是在时代发展过程中人类内心对自我的认知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的相互作用与发展。

书中以十八世纪中叶的一位弑君犯的公开处刑为开头，生动展现封建时期王权之下的残酷刑罚。在作者笔下，这种将人的肉体进行极致的折磨的刑罚在其惩戒功能之外又具有另一层的意义——专制王权的体现。

作者在书中提到，在刑罚处决的第一个阶段中，司法法官以及君主掌握着绝对的“主权者权利”，他们使整个司法程序都具有绝对的保密性，在这样的程序中，确立好真相是君主和法官绝对排他的权利。因此，民众自然就被排除在这样的权力体系之外，体现在司法决断过程中的权力垄断就恰好是历来上层权力者们对普通民众历来就保有警惕与不信任的现实缩影。

在整个刑罚方式的演变过程中，从整个惩戒体系中的施刑者，到被施刑者，两者在这场罪恶的处置形式之中的内心活动、人物关系都逐渐的更加科学合理，更加充满人文关怀。

首先最显著和潜在的是对于犯罪者的处置方式的变化。随着早在十七世纪开端的启蒙运动在西方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对于理性以及自身人性与自由的理解和追求更进一步，从对待自身如此，到逐渐也关注其他人的内心，注重他人的人权亦如此。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变化下，犯罪者的处罚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进行了阵痛式的演变。

封建专制时期，绞刑以及各种断头的刑罚要求被公开展现在人群之中，暴露在广场、公众之下。被活人分尸、被灌融化的滚烫的铅汁和硫磺……这些残酷的刑罚是对犯罪者的身体的无限的折磨，这样的刑罚被称为肉刑，足以引发人们对犯罪代价的无限痛苦与恐惧。而这样的肉刑在这样的公众之下被予以实施，这不仅是对人肉体上的折磨，更是对一个人精神上的巨大打击。

在封建专制时期，这种公开的处刑成为了一种盛大的“处决展示活动”，血腥和残酷的现场也往往触及民众的人伦道德底线，使其感到厌恶和不忍直视，于是这样的“展示”也逐渐受到了民众们的反对和抗议。

到了1760年前后，理论家们也开始公开抗议，他们开始提倡不再将最严厉的刑罚施加于肉体，而是施加于灵魂。曾经降临在肉体的死亡应该被代之以深入灵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惩罚。而这样的一项当初看来无比抽象的诉求却是逐渐将整个西方刑法的发展走向牵引和带动的最初源头。

当这一理论想法被提出之后，刑罚的形式随着时代的经济与政治的发展逐渐发生着改变。工业革命的发展为刑罚的缓慢转变提供了物质与技术上的支持。断头机的逐渐普及与机械装置的改进，使其可以在几乎不触及人的肉体的情况下夺走人的生命，从而达到对一个拥有各种权利，包括生存权的司法对象行使法律的目的。在这样的转变之下，断头机也不再是对于某些专有身份地位的人行使的处决手段，相同罪行的犯罪者也逐渐一视同仁，运用相同的处决方式，而至于曾经冗长而又复杂的处决方式也逐渐被淘汰。对于犯罪者的处罚越来越关注与其行为与作案个体本身，而不再过分的将其罪行与其亲人、家庭沾染上连带关系。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之下，对于犯罪者的监禁体系以及管理处罚方式方法也都有了更为体系的新的发展。

有趣的是，当残忍的酷刑逐渐减少且被有章可循的处决条律所代替的时候，犯罪的类型也开始变得更为广泛，从对他人产生人身伤害到侵害他人隐私与财产经济，这种现象的出现进一步刺激了西方法律的完善以及刑罚体系的建设。

在逐渐发展起来的犯罪社会学中，人们逐渐将注意力从“如何使犯罪者处罚的痛苦程度更贴合其罪恶的深重”转移到“罪行背后的行为动机与心理活动”。到了19世纪初，肉体惩罚的大型“展示性”场面消失了，对肉体的酷刑也停止使用了，惩罚不再有戏剧性的痛苦表现，这样的转变来源于理性与人道主义的影响，是社会思想文化运动的衍生物，同时，这样的变化也对社会大众的行为也起到了规范的作用。

而曾经对司法决策掌握着绝对的控制权力的君主与司法法官也逐渐在政治舞台上转变了权力角色。专制的色彩随着政治上大革命的愈演愈烈而逐渐淡化，曾经被当做对大众的控制权力的司法决断也变得更加客观与科学合理起来。

从犯罪者到统治者再到后来的司法决策者，这一系列的演变构成了西方司法领域的进化和完善。从对当众处决的处决形式的注重到对犯罪者监禁体系的补充完善，这一切的演变是西方文化中对人权和自由的发扬。对监禁中的犯人体现出人道主义的关怀，使其具有合理的作息时间，保证一定程度的劳逸结合，甚至对监狱中的人进行一定的“再教育”，使其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一技之长，通过价值观念的转变为其出狱后个人的正常生活与社会安定提供保障。从这一点看来，对待犯罪者的人文关怀不仅只是体现在表层的肉身惩罚的转变，也体现在对个人心灵的控制惩罚与教化，从个体行为的失范影射到整个社会群体的行为活动以及潜在的社会问题。

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之中，某一领域的发展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会仅仅只是这一领域内部就可以实现变化和进步，而是在社会中的所有因素——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甚至是气候与灾难的相互影响之下产生的最终的改变，这种每一个小的改变是人类每进步一个阶段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