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元瑜：我不过是太白粉而已

关于夏元瑜，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他生前总爱说自己老，信口七十、八十随他高兴。

有一次到大学演讲，那几年里正巧他都宣称“八八高龄”（其实最后他“只”活了八十六岁），讲台底下同学看到这么一位发不苍、视不茫而口齿流利，模样肯定不够老的老先生，脸上未免露出惊讶之色。“元老”心中有数，顺水推舟，干脆说：“我是夏元瑜的儿子，今天我爸爸不能来，由我代表。”

台下一片哄堂，有人却信以为真，辗转相传，竟有人急忙打电话问候他怎么啦。——这是典型的老盖仙式幽默，上个世纪七〇年代中期起的二十年里，“元老”纵横台湾文坛，写了二十多本书，百多万言，算得上是著作等身了。

（夏元瑜）

夏元瑜是在北京出生的杭州人，父亲夏曾佑中过进士，点过翰林，还跟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过，是位开明人士，如今大家还记得的，当是他所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了。

夏元瑜是独生子，没有兄弟姊妹，仅有猫狗为伴。小时候家里墙上挂了两幅图：《百美图》跟《百兽图》。他一哭，看美人无用，一看到野兽便止啼了。日后会念生物，学做标本，早有征兆。此乃老盖仙自述，真假无从考证。

但他确实自小与动物有缘，念高中时，为了自学做标本，一个暑假剥过上百只鸟尸。大学念北师大生物系，如鱼得水，毕业后，当上了北京动物园园长，成天与鸟兽为伍，其乐融融。

上个世纪六〇年代，来到台湾后的夏元瑜，躲在小小的新竹动物园里任职，闲暇则为各博物馆、大中小学制作标本赚外快，钱未必多，却忙得起劲，自得其乐。

七〇年代后，他的老同学、老哥儿们，也是当时台湾文坛最受欢迎的何凡、林海音夫妇劝他到台北：“你就这么窝在新竹，等着玩新竹动物园那几头死尸啦？北京人有句话：‘人挪活，树挪死’，凭你这两下子，到台北折腾折腾，路子宽多了！”这一劝，竟把夏元瑜劝成了老盖仙，举家北迁，大大折腾了起来。

来到台北的夏元瑜，早已年过花甲，却仿佛梦笔生花，突然文思泉涌，厚积了几十年的存货，一下子都喷薄出来，三天两头便在报纸发表文章。

当时台湾仍处戒严时代，报纸没几家，想在副刊上登文章，其难几如上青天。但一来有老朋友推荐奖 掖，二来他那两下子还真的很能折腾，举凡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地下挖出的，人间活着的，他都能谈得头头是道，文体自成一格，轻松幽默，读者大悦。

在“科普文章”相对匮乏的时代里，一整代的台湾年轻读者经由他的文章启蒙，甚至还有立志终身与动物为伍的。我的一位同学因此成了兽医，九〇年代 大发利市之余，犹念念不忘“老盖仙惠我良多！”

人们多称夏元瑜为“幽默作家”。他的幽默，来自西洋的少，北京产出的多。

“盖仙”一词，是六〇年代后逐渐出现的台湾流行语，“盖”的意思，与其说“胡诌”，毋宁更接近大陆常用的“侃”字，也就是摆龙门阵，上天下地闲聊。

“仙”这个字，一般解成“赤脚大仙”的“仙”字，表示其道行高深。但在台湾，这字还是个尊称，那是来自日语“先生”（せんせい，sen sei）的首音。年高德劭之人，往往被称为“某某仙”。这个“仙”字用在曾留学日本，“侃”起“大山”来无远弗届无涯限的夏元瑜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百无一能，没有专门的学问，可是东鳞西爪，竹头木屑的杂学知道不少。东抓把鸡丝，西抓把木耳，凑上几片瘦肉和腰花，勾点太白粉，一炒就是盘‘全家福’，不论哪位也能夹上两筷子。谈不上文艺，更扯不到作家。菜中原料全是别人的，我不过是太白粉而已。这就叫‘盖’，把若干不同的原料加上点太白粉‘盖’在一块儿。”

老盖仙是这样自报家门的，谦虚中不无一丝得意。

读夏元瑜的文章，不时可见类如北京传统相声段子的嬉笑自嘲，底层则有一种冬阳的温暖，让人感受到某种醇厚的遗韵。这种遗韵，尽管笔路大不相同，在张中行、唐鲁孙等人的文章里也常闪现，大约就是逐渐消逝的一种北京人情吧。

有位朋友客居北京，某次夜里在胡同里迷了路。请教一位路过的大婶路怎么走，大婶仔细说完路线，再三叮咛怎么转如何绕。朋友感激地往前走，却发觉大婶伫立原地静静看着她，直到她转对了方向，方才才安心地离开了。

——我想，老盖仙夏元瑜一定也是属于这一种的老派北京人吧！

本文选摘自《一心惟尔：生涯散蠹鱼笔记》作者：傅月庵，出版：九州出版社2019年出版

内容简介：

一心惟尔。爱在心里口难开。爱什么？爱这些书那些书、这些人那些人、这些事那些事，以及其他种种。

　　有人有书，还有贯穿其中的浓浓情义，从周梦蝶、唐德刚、李敖、张大春到竹久梦二、司马辽太郎、陈舜臣、梦枕貘；从阿城、贾平凹、毕飞宇、刘震云到泰勒、艾柯、卡里耶尔、本雅明……他朝雨锄瓜夜读书，边读边写，笔带感情，语多温暖，让人看到了白纸黑字里一个广阔无垠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