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身份为何成为我国“院士”的拦路虎？

近期，中科院工程院网站公布2019年工程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此次公布名单中，最终确定的有效候选人共531位，来自企业的候选人有114位。包括李彦宏、王海峰、王坚、王传福、沈向洋、常兆华等多位民企、外企技术研发类高级管理人员均名列其中。

企业家入围了院士候选，让吃瓜群众“莫名惊诧”。“院士啥时候成商业大佬了”，诸如此类的质疑，充斥于网络空间。但是，口水争论不出一个真相，我国历来企业进院士似乎都有一堵难以绕过的壁垒。

企业家可以进院士，也可以拿下诺贝尔奖

在美国，院士评选是一种“同人评选”，即提名院士候选人的只能是院士，而且评判的标准只对学术负责，并且全程对外保密。在俄罗斯，俄罗斯科学院章程明确规定，“必须在本学科领域具有开创性贡献的顶尖学者才能成为科学院院士”。

这也就是说，对于院士的评判标准并非企业家身份，更多还是关注与在其领域的学术水平及其社会贡献。远者如富兰克林，一生拥有多项电力方面的发现，且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但他同时当选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发明之神”爱迪生有诸多科学界的领域，本身也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近者，乔布斯、比尔盖茨，都当选为美国科学院的院士，这都是因为他们在科技、IT领域创新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美国，获选院士是仅次于诺贝尔奖的极大荣誉。而就诺贝尔奖项来说，不少企业家管理者或者科研人员，同样可以摘获诺贝尔荣誉。比如贝尔实验室，就有11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

除此之外，意大利物理学家马可尼在1897年发明无线电极，且在当年创建了马可尼无线电报有限公司，亲任董事长，由于他在无线电通讯方面的发明，他荣获19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第一个发明家兼企业家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后来者德国化学家K博施、美国化学家WF利比，以及198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M施瓦茨，都同步经营着成功的企业。乃至诺贝尔奖创立者诺贝尔本身，也因为是炸药的发明者。

无论是学院院士，还是诺贝尔奖项，对于科研从业人员都是极高荣誉。而着荣誉的鉴定并不会圈定在单纯的学术领域科学家。来自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技术创造和创新驱动行业革新，驱动社会进步和人民更好的生活品质，同样不应该因为其身份、商业模式或者财产被“拒之门外”。

“身份”从来不是院士评选的主要条件

与西方市场经济催熟下的社会不同，在中国，对每一个人的身份认同都有一种单向度的迷思：企业家是商人，院士必须是纯粹的科学家。所以企业家进院士备选名单，就会打乱这种固有认知。

而所谓院士评选的目的，实际上是对所有通过科技创新创造，并且释放出其社会价值、产业价值的一种认可。创新是科学的出发点，无论是企业家还是科学家，实际上都在是不同领域引领科学进步的两波主体。

去年年底，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曾公开表示，将积极吸纳长期奋斗在民企科研一线、符合条件、德才兼备的英才进入院士队伍，并强调：只要符合遴选条件，工程院对民企科技人员永远不设“卷帘门”“玻璃门”“天花板”。

这其实释放了鼓励民营企业家进院士的信号。长期以来，民企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与市场竞争中发挥着巨大的鲶鱼效应，民营企业也基本撑起了我国市场经济半边天，成为我国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而企业家进院士，实际上是鼓励、认可企业的科技创新和及其社会贡献。

比如此次院士增选候选名单中，阿里巴巴的王坚也许不是公众认知里的“科学家”，甚至非技术出身，但是王坚引领阿里云在工业、交通等多领域提供“公共服务”能力。来自微软的沈向洋博士是人工智能与研究小组执行副总裁，推动了微软整体人工智能战略及覆盖基础设施、服务、应用的前瞻性研发工作。而百度李彦宏，早在上个世纪就通过“超链接分析技术”的专利奠定了现在搜索引擎基石，同步李彦宏带领百度聚焦AI，不仅有2000多项专利，并且落地到智能交通、教育、家居等生活领域。同样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杨强教授是深圳前海微众银行的CAIO；而比亚迪的王传福，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及IGBT功率半导体等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

实际上，在2019年官方发布的政策中，就已经明确提出“在推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中要特别关注在企业特别是基层和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中做出重大成就和贡献的工程科技专家”。而在2017年的当选院士中，也有多位来自企业和基层一线的科技专家、工程专家当选。

当下，各地都在强调科研成果转化，高校也鼓励科研人员“技术下海”，这些信号，都在强化科研转化的经济价值。而评选院士，看的是个人在技术、学术上的贡献，“企业家”身份也不从来不是成为院士的“拦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