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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关系密切，尤其在古代，日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其思想价值和审美特质都深深打上了汉文化的烙印。近现代以来，日本全面西化，明治维新改革的成功，促使日本对西方文化进一步推崇，表现在文学上，就是许多西方流派及理论在日本的繁荣。日本文学善于借鉴外来文化，融合性强，但又不失其独立特质。就古代而言，它与中国文学有许多同质性，其特别之处在于同中存异。就近现代而言，它学习西方，将东西方文化融合，其成功之处反向影响中国文学，为中国的文学改革实践提供了较多经验。

　　日本古代文学一般沿用历史分期，即大和时代(?—794，又称''上代'')、平安时代(794—1192，又称''中古'')、镰仓·室町时代(1192—1603，又称''中世'')和江户时代(1603—1868，又称''近世'')。日本古代没有文字，所以日本最早诞生的书面文学是汉文作品。日本文字由汉字和假名两套符号系统组成，假名一部分借自汉字草书，一部分借自楷书的偏旁。也就是说，日本文学的源头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诞生的。

　　大和、平安两代属于日本文学的初创期，贵族是文学创作的主体，风格是由浑厚质朴渐趋细腻哀婉，整体上更多受我国六朝文论的影响，呈现出阴柔、女性的气质。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文论、诗论，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文学理论的繁荣推动了文学的独立化进程，中国文学发展迅猛，作品大量涌现，文学审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建安时代的''骨气端详''向齐梁文风''彩丽竟繁''转变。日本平安时代的''敕撰三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其评诗、选诗和选文的批评标准就多来自六朝审美理念，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

　　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是《源氏物语》，作者是紫式部，此书描写了主人公源氏的生活及爱情经历。它对日本文化的最大贡献是它孕育了''物哀''概念的雏形，虽然''物哀''的正式提出是在江户时代本居宣长的物语专论《紫文要领》中。日语中''哀''具有多种含义，这里泛指由自然、人生百态而发出的哀怨、悲愁、风雅、优美、纤细等富有韵致的情感世界。''物''是感知对象，''哀''是感情的本源。哀戚、悲愁是''物哀''的基本感情色调。本居宣长把''物哀''视为《源氏物语》的最高精神，认为''物哀''是其本质，使这一概念成为日本传统美学最重要的理念之一。古代日本是传统农业国，国土面积狭小，自然灾害频发，人命朝不保夕，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日本人善感与悲悯的个性。其国多樱花，樱花消逝的特点是''风飘万点''、''落红成尘''，一瞬间繁华落尽。这样触目惊心的凋零触发日本人敏感细腻的心灵，生命的短暂与无常使他们由樱花联想到人的命运的虚无。在这激烈的情感活动中，''物哀''的含义得以深化和丰富。在他们看来，樱花最美的时刻不是枝头绽放，而在其无可挽回地走向飘零，走向毁灭。这就把''物哀''与死亡、与牺牲联系起来，形成其独特的病态审美，这与中国''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大相径庭。在军国主义盛行以后，日本政府有意发挥''物哀''中的病态部分进行文化洗脑，其培养的敢死队多次发动自杀式袭击，为反法西斯的胜利造成巨大障碍。这是对物哀文化的错误利用，也是值得作为历史教训加以警惕的。

　　镰仓至江户时代，贵族式微，武士阶级执柄，没落贵族、寺院僧侣、新兴武士等纷纷登上文坛，加之儒、佛、道对日本影响不断深化，日本文学风格呈现出多元化色彩。既有符合武士阶级审美趣味的刚健雄放之风，又有对禅学趣味的追求。日本文人将武士道精神、佛儒思想和传统神道等相结合，构筑其文学的灵魂，形成了讲求''幽玄''之美和''闲寂''之美的特色。

　　藤原俊成(1114—1204)在论述和歌(和歌是日本的一种诗歌，由古代中国的乐府诗经过不断日本化发展而来。和歌包括长歌、短歌、片歌、连歌等。)理论时，倡导''幽玄''，指通过内潜、深化和歌的传统美，寻求一种深邃、静寂的氛围和意境，从而产生出一种韵味清幽、余味绵长的复合性情调之美。这一理念后来被运用于''能乐''创作之中。''能乐''是日本最古老的剧种，尤为武士阶级所喜爱，为了满足武士阶级的要求，藤原俊成所倡导的典雅艳丽的''幽玄''之美又被揉进了刚健朴拙的因素。

　　江户时代，由连歌脱胎出来的俳句(日本的一种古典短诗，''五-七-五''结构，由十七音组成，以三句十七字音为一首，首句五音，次句七音，末句五音。)文学得到极大的发展，其中松尾芭蕉倡导的''闲寂''备受推崇。明、清文坛''格调说''、''神韵说''''性灵说''在多方面影响日本诗学理论，但日本诗文所表现的以清寂为主色调的创作实践比中国诗文更加轻、淡、薄，显示出日本文学飘渺虚空、不质实的特点。以松尾芭蕉的著名俳句《古池》为例：

　　闲寂古池旁，青蛙跳进水中央，扑通一声响。

　　可知，此诗表达的是一种寂静、清澈的心境，体现了禅与老庄思想的空、寂、无的境界。''闲寂''是蕉风理论的核心内容。芭蕉主张与人生欲念保持距离，齐物我、超生死，在自然景物的艺术想象中表达象征与暗示，从而赋予作品轻灵洒脱、恬淡清幽之趣。

　　''幽玄''和''闲寂''成为日本美学的重要特色，不仅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也展现在日本茶道、插画、服饰、建筑等诸多方面，形成日本社会崇尚''性冷淡风''现象背后的文化特质，揭示出这两种审美情趣已镕铸成日本精神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近现代的日本文学沐浴在欧风美雨中，与中国文学相比，呈现出更多的开放性与创新性。其文学审美开始走向西化，受西方理论影响较深，但又保持其自身的古典性，表现出东洋、西洋交错纵横的风格，这种奇特的文化景观又反向影响中国五四新文学。例如，日本20世纪20年代初出现的''新感觉派''，以横光利一(1898—1947)和川端康成(1899—1972)为代表。这是一个现代小说流派，他们在创作上重视主观感觉和主观感情，对现实生活采取否定态度。川端康成明显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在技巧上也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和意识流等来结构作品。但川端康成的美学思想依然离不开东方美、日本美，他对东方和日本的传统的热烈执着是一以贯之的，其美学的基础仍不脱传统的物哀、风雅与幽玄。他的作品《雪国》、《千只鹤》、《伊豆的舞女》等充满浓浓的悲观与虚无主义，这种观念既与日本传统相接，又体现了西方现代派的内在精神，因此成为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新感觉派在20世纪被中国引进，这一流派发展成为五四新文学重要的一支，主要作家有、、、叶灵凤等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重要的足迹。他们的文学理念和文学实践为中国文学改革增添了一抹亮色。

　　日本文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一直努力保持本民族文化区别于他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尽管不断与其他优秀文化发生碰撞，却从未丧失自我，反而以一种为我所用的态度吸收养分，并为自身的独特性加码。从历史的发展看，不管是受中国古代审美而另辟蹊径发展出来的''物哀文化''，还是受禅学、明清文论影响的''幽玄''、''闲寂''的美学，抑或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形成的各种流派，他们始终保持了自我身份认同与鲜明的辨认度，在传承古典传统上从未中断，这是日本文学的成功，也是其从羸弱走向如今拥有世界影响力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