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五四运动100周年 追忆常德“最牛”青年

【视频】五四运动100周年 追忆常德“最牛”青年▼

（视频时长：3分19秒 视频拍摄/剪辑：冯顺前）

□曾庆思 何恋立/文 常德融媒记者 李白/整理

五四运动狂飙般的呐喊声早已散去，五四运动精神却一直沉浸在中华民族奋斗的血脉里。

100年前的5月4日，在北京发生了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这是一场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它急速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回顾100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群常德有志青年，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因接触到近代进步思想和先进知识，又看到当时中国政府软弱无能，强烈的爱国意识和民族意识从他们心底产生。他们自发地走进了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列，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开启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至今日，参与这场运动的常德青年到底有多少，已经很难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但在有据可查的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群常德人在100年前的那场运动中，展示出常德青年爱国、进步的一面，展现出常德青年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不懈奋斗的一面。

时间的大河虽已奔走了一百年，但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却似闪光的金子般散发着耀眼的光芒，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其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仍是当代青年应唱响的主旋律。100年前，有常德青年亲历五四运动，他们在经历了五四精神的洗礼后，大都将自己的人生投入到了改造社会、服务民众的伟大事业里。今天，重温100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新时代常德青年更应沿着前辈指引的方向，不忘初心，继续传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在常德开放强市产业立市的战略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更好推动新时代中国青年继承五四精神，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说，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他说，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远大理想；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热爱伟大祖国；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担当时代责任；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勇于砥砺奋斗；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练就过硬本领；新时代中国青年要锤炼品德修为。

所以，对五四运动的最好纪念，对先驱们的最好缅怀，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以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担负起历史重任，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临澧俞劲：提供火烧赵家楼火种

俞劲（1895-1969），湖南临澧县人，1916年进入北京高等师范理化部就读。

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受到不公正待遇，被帝国主义列强肆意欺凌的消息传回国内，激起了国人的强烈反对。俞劲和部分北大学生获此消息，紧急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决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俞劲作为热血青年，密切关注时局，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1919年5月4日，北京3所高校的学生代表们云集天安门示威游行，俞劲和匡互生、夏秀峰、易克嶷、熊梦飞始终走在前列。

据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北京革命史话》记载：“北京高师的学生们异常激愤，决心用实际行动进行反抗。学生领袖匡互生遂与国立八校湖南籍学生二三十人组成秘密小组，筹划行动。5月3日晚，在学校操场北角一间小屋里聚集了十几位工学会主要成员：匡互生、周予同、杨荃骏、俞劲、周为群等人，经过几番商讨，决定采用激烈的手段惩治卖国贼。”常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常德地区志——人物志》也记载：“1919年5月4日，俞劲以北京学联代表身份，参与组织各校7000名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浩大的游行示威。队伍到达曹汝霖公馆时，他带领十余个身强体壮的同学冲进公馆，投入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战斗。”

俞劲对于自己购买火柴、参与火烧赵家楼的细节是这样回忆的：“当时队伍在大街游行的时候，我和某君同在队伍前面，他要我快跑去买盒火柴，我知道他不吸烟，干嘛要火柴？但立刻体会他要买火柴的意图，便迅速地离开队伍买了一盒给他，这盒火柴果然得到了妙用。”在场的目击者肖劳回忆说，他看见两位穿长衫的学生，从身边取出一只洋铁扁壶，内装煤油，他们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点燃，霎时浓烟冒起。火烧赵家楼是五四运动的重头戏，纵身放火的第一人是北京高师的匡互生，匡互生放火用的火柴，正是俞劲买来递给他的。

正是这把“超出理性”的无名之火震动了全国，五四爱国运动迅速蔓延中华大地。

临澧王次甫：留日归国，成立兴中学会

王次甫（1893-1962），出生于今临澧县望城乡王家岗村。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他自费去日本补习两年，再公费考入早稻田大学。

1919年，他以留日学生代表身份，回国参加五四运动。刊发在《齐鲁学刊》上的《留日学生与五四运动》记载：“留日学生与五四运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开展的一系列爱国运动，对于北京学潮的酝酿、发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留日学生从日本人那里学到近代知识，但同时也被轻蔑对待。面对日本人对华人的种种轻蔑和歧视，他们产生了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早在1915年起，留日学生就经常在日本集会、抗议，随后回国开展爱国救亡运动。1918年5月，日本警察对参加集会的留学生实施暴行，激起了留日学生的愤慨。当时留日学生共约3000人，其中95%以上参加了罢课抗议斗争，回国者共达2000余人。回国后，他们组织了学生救国团，积极进行抗日爱国活动。留日学生与北京大学的积极分子联络后，1918年5月21日，会同北京各校学生2000余人，集合在新华门大总统府前游行请愿，举行了中国学生破天荒的示威性大请愿，也是中国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斗争。同时，留日学生参与组建各种社团，为五四运动做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从日本罢学归国的王次甫，连同童冠贤、王礼锡等人，成为了兴中学会的发起人。

五四运动中早期起领导作用的就是学生团体，而王次甫等人组建的兴中学会也是五四运动学生团体中的中坚力量。

汉寿许之桢：参与编辑《新青年》

许之桢（1898-1964），湖南汉寿县人。他考入长沙甲种工业学校后，结识了毛泽东、刘少奇、罗亦农、邓中夏等湖南进步青年，一起倡导新文化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特别是在读了李大钊、陈独秀的新文化著作后，许之桢很受启发和教育。1919年5月，许之桢从学校毕业，作为最激进的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五四运动，成为一名革命民主主义者。1919年8月，他经过多方周折到达上海，参加了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编辑工作。《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在五四时期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影响巨大而久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前后通过《新青年》传入或兴起的。五四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而许之桢正是在五四时期担任着《新青年》编辑工作，并在杂志上发表了很多重要文章，对当时五四运动和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受人尊敬的帅孟奇，早年也受到了既为表弟又为丈夫的许之桢影响，开始接受进步思想。五四运动期间，许之桢常给帅孟奇写信，讲些革命道理，也寄些进步刊物，如《新青年》《东方杂志》等，这使帅孟奇开始受到马列主义的启迪，最终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

黄爱：湖南劳工会创始人、革命先驱

1897年9月，黄爱生于原常德县芦荻山乡小井港村。1919年2月，黄爱考入天津直隶专门工业学校（前身是创办于1903年的北洋工艺学堂，今为河北工业大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方寸书桌再也容不下热血青年黄爱那颗赤热的救国救民之心，一介书生从此走出教室，踏上轰轰烈烈的革命之路。

5月14日，以南开中学和天津直隶专门工业学校学生为主组成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周恩来和黄爱分别是两所高校的学生领袖，带领天津学界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支援北京学生。为更好地组织、联络京津等地学生，推动全国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发展，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7月21日创刊。黄爱应邀出任编辑，期间易名“爱”，以示时刻不忘爱国爱民。

1920年初，黄爱参加了由李大钊、蔡元培等人联合发起的“北京工读互助团”。不久后，他拿着李大钊的介绍信去上海面见陈独秀，陈独秀把他留在《新青年》杂志社做缮写校对工作。9月，黄爱离开杂志社，决意回到湖南开展劳工运动。不久，在何叔衡、林伯渠等友人的支持下，与庞人铨筹建了中国最早的工人组织——湖南劳工会。

劳工会成立后，黄、庞二人把湖南第一纱厂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主战场。1917年北洋军阀湖南省政府将公有纱厂廉价租给华实公司，1921年华实公司又暗中转租给湖北买办赵子安。黄爱当即写了《劳工会第一纱厂公有运动》一文，声称“誓死反对湖南三千万人的脂膏兑来的第一纱厂，完全的利益都归到几个商人荷包”，反对华实公司“引狼入室”招收外股，抗议其拒收湖南机师和职工，明确号召湖南人民将第一纱厂收归公有。时任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的赵恒惕对劳工要求一直置之不理。4月13日，以黄、庞二人为首的劳工会组织长沙工人及学生近3000人到第一纱厂示威，迫令华实公司停工，并押送华实公司经理赵子安等到省财政厅请愿取消租约。赵恒惕派出军警数百人驱散示威群众，当场拘捕劳工代表4人，传讯黄、庞二人。4月28日，黄爱径直到省府去“自投罗网”，被捕入狱，他表示：“我的生命，终必为劳动运动一死！”6月8日，赵恒惕被迫释放黄爱，数千人齐聚县署前坪，放鞭炮迎接黄爱出狱。

毛泽东与何叔衡、彭璜等6人创建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一直密切关注着黄、庞二人领导的长沙工运，黄爱与毛泽东、何叔衡等人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

收回纱厂失败后，黄、庞二人接受毛泽东“小组织，大联合”的建议，对湖南劳工会组织形式进行了重构。10月，劳工会创办了机关刊物《劳工周刊》，11月21日，毛泽东在《劳工周刊》特刊号上发表《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一文：“劳工会这一年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页，现在开始写第二页了。我愿这第二页上写的要大不同于第一页，材料更鲜明，意义更新鲜，章法组织更完备……”

1921年冬，黄爱在毛泽东、何叔衡的帮助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2年春节前夕，第一纱厂的工人要求像上海、武汉的纱厂一样为工人发年终双薪，遭到华实公司拒绝。于是纱厂工人全体罢工，华实公司派人假装与黄、庞二人磋商签约事宜。假签约拖延到1月17日凌晨2点时，赵恒惕派出的军警100余人突然包围劳工会，将黄、庞二人逮捕，未经审讯，即将二人捆绑押送到长沙浏阳门外杀害。

黄爱和庞人铨殉难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引起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社会各界对黄、庞两位烈士的悼念活动此起彼伏，持续多年。毛泽东惊闻黄爱、庞人铨被害，在船山学社先后两次为黄爱、庞人铨召开追悼会，亲笔写就一副挽联：“奋斗为众生，千古伤心是工运；取义拼一死，九泉含笑亦冤魂。”后又为黄、庞两位烈士印发纪念特刊，特制亲题“黄庞精神不死”的烈士纪念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表了《为黄、庞被害事对中国无产阶级宣言》。陈独秀向共产国际报告：“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称黄、庞二人是“中国第一次为无产阶级而死的先烈”。周恩来在德国得知黄、庞二人被害，赞扬他俩是“中国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愤怒地写下《生离死别》一诗。李大钊在《黄庞流血记序》中写道：“中国社会运动史的首页，已由黄、庞两先生用他们的血为我们大书特书了一个新纪元！”1922年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一致决定每年1月17日为“黄、庞殉难纪念日”。

1926年12月，湖南人民隆重公葬黄、庞两位烈士于岳麓山穿石坡湖畔，并为两位烈士竖立了精心设计的雄伟墓碑。

在黄爱诞辰100周年时，黄爱的母校河北工业大学为小井港村捐赠了一所小学，并命名为黄爱学校。如今，黄爱的出生地武陵区芦荻山乡小井港村已经更名为黄爱村。

不惜青春铸英魂，甘洒热血洗乾坤。黄爱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为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与中国革命融为一体，成为一盏永恒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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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肖芳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