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时期,刘邦分封的藩王实力日益强大,给中央朝廷带来了很大压力。于是,贾谊向汉文帝建议把一个诸侯国分割成几个诸侯国,使他们无力对抗中央。贾谊的建议得到了文帝的重视。不过,但是贾谊的建议仅仅是分而治之,朝廷并不直接增加辖地,不能从根本上抑制已经膨胀起来的诸侯王国的势力。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削藩的建议,开始削夺藩王的领土,划归朝廷统一管理。他从势力较小的王国开始,先后以各种罪名削去楚王刘戊的东海郡、赵王刘遂的常山郡,引起吴王刘濞等诸侯王的极大不满。
前154年,吴王刘濞串通楚、赵、胶东、胶西等六国的诸侯王妄图发动叛乱,这就是“七王之乱”。七国反叛后,吴楚合兵西进,梁国成为叛军攻打的首要目标。不过,经过周亚夫的运筹帷幄和梁王的奋力抵抗,七国之乱不到三个月便平定了。“七国之乱”平定之后,景帝、武帝对诸侯王领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目的是削弱诸侯国实力,避免再一次出现“七国之乱”这样的乱局。那么,汉景帝、汉武帝都是通过什么手段削弱诸侯王实力的?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七国之乱”后汉朝的一系列削藩措施呢?
首先,七国之乱的平定,使诸侯王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为彻底解决长期困扰着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创造了有利条件。于是,景帝首先对诸侯王国的设置进行了大调整。他对参加叛乱的吴楚七国进行处置,除楚国另立王以续其后外,其他六国均被废掉,并新置或复置一批诸侯王国,继续立皇子为王。除临江国外,这些诸侯王国都分布在吴楚七国境内,通过设置这些王国,有效地加强了对吴楚七国地区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
其次,结合对诸侯王国的调整,景帝还大刀阔斧地全面推行削藩。到前141年,诸侯王国共有二十四个,比吴楚七国之乱前还增加了两国,但是他们与中央政权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主要表现为藩王领地大大减少,大诸侯王只有十余城、小诸侯王仅仅几城而已;诸侯王郡数少于中央辖郡数,使诸侯王国封城缩小,国力削弱,诸侯王国依仗国土广大作乱、威胁中央集权的局面,基本上得到了改善。
其三,汉初诸侯王拥有治民权,这是诸侯王国权势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前145年,景帝“抑损诸侯,减黜其官”。这主要表现为把藩王的丞相变成了相,由金印贬为银印,其官秩已与郡守相同,且只允许辅佐皇帝,不得参与藩地国政;废除其御史大夫、廷尉等官,对大夫以下的官吏进行大量裁撤。同时,把官吏的任免权和王国的行政管理权全部收归朝廷,更不许掌握军权。从此,藩地实际上被中央了郡一样的地方单位进行管辖。
其四,汉初,诸侯王在封国内可以征收赋税,这是汉朝中央政府赋予诸侯王在经济上的特权。吴楚七国之乱后,景帝将诸侯王这一特权取消,仅保留他们“食租税”的权利,从根本上铲除了诸侯王同中央相对抗的物质基础。前112年,汉武帝还颁布了“左官之律”和“附益阿党之法”。左官律目的是限制藩王网罗人才,提防他们从事有害中央的活动。附益法就是惩治通过不法活动增加藩王收入方面的法律;阿党法就是禁止藩国的官吏与藩王王沆瀣一气结党营私,以起到孤立藩王的目的。这样,皇权的力量更深入藩国,紧紧控制和监督着诸侯王,诸侯王的独立性丧失殆尽,再也没有实力对抗中央了。
总之,通过以上措施,中央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都完完全全的削弱了诸侯王的实力,从此,诸侯王再也没有反叛的能力和欲望,对于汉朝的后期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不过,可悲的是,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打击藩王方面立下汗马功劳的周亚夫并没有得善终。由于在平乱时他丢开梁国不管,甚至不奉诏救梁,不仅得罪了梁王刘武,也使窦太后很不高兴。这两个人不免在景帝面前讲周亚夫的坏话。后来在废立太子,分封匈奴降将等问题上,周亚夫据理力争,又得那了景帝,于是景帝以谋反的罪名逮捕周亚夫入狱。周亚气愤万分,他绝食五天,饿死在狱中。一代名将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不得不令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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