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时期，刘邦分封的藩王实力日益强大，给中央朝廷带来了很大压力。于是，贾谊向汉文帝建议把一个诸侯国分割成几个诸侯国，使他们无力对抗中央。贾谊的建议得到了文帝的重视。不过，但是贾谊的建议仅仅是分而治之，朝廷并不直接增加辖地，不能从根本上抑制已经膨胀起来的诸侯王国的势力。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削藩的建议，开始削夺藩王的领土，划归朝廷统一管理。他从势力较小的王国开始，先后以各种罪名削去楚王刘戊的东海郡、赵王刘遂的常山郡，引起吴王刘濞等诸侯王的极大不满。
前154年，吴王刘濞串通楚、赵、胶东、胶西等六国的诸侯王妄图发动叛乱，这就是“七王之乱”。七国反叛后，吴楚合兵西进，梁国成为叛军攻打的首要目标。不过，经过周亚夫的运筹帷幄和梁王的奋力抵抗，七国之乱不到三个月便平定了。“七国之乱”平定之后，景帝、武帝对诸侯王领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目的是削弱诸侯国实力，避免再一次出现“七国之乱”这样的乱局。那么，汉景帝、汉武帝都是通过什么手段削弱诸侯王实力的？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七国之乱”后汉朝的一系列削藩措施呢？
首先，七国之乱的平定，使诸侯王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为彻底解决长期困扰着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创造了有利条件。于是，景帝首先对诸侯王国的设置进行了大调整。他对参加叛乱的吴楚七国进行处置，除楚国另立王以续其后外，其他六国均被废掉，并新置或复置一批诸侯王国，继续立皇子为王。除临江国外，这些诸侯王国都分布在吴楚七国境内，通过设置这些王国，有效地加强了对吴楚七国地区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
其次，结合对诸侯王国的调整，景帝还大刀阔斧地全面推行削藩。到前141年，诸侯王国共有二十四个，比吴楚七国之乱前还增加了两国，但是他们与中央政权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主要表现为藩王领地大大减少，大诸侯王只有十余城、小诸侯王仅仅几城而已；诸侯王郡数少于中央辖郡数，使诸侯王国封城缩小，国力削弱，诸侯王国依仗国土广大作乱、威胁中央集权的局面，基本上得到了改善。
其三，汉初诸侯王拥有治民权，这是诸侯王国权势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前145年，景帝“抑损诸侯，减黜其官”。这主要表现为把藩王的丞相变成了相，由金印贬为银印，其官秩已与郡守相同，且只允许辅佐皇帝，不得参与藩地国政；废除其御史大夫、廷尉等官，对大夫以下的官吏进行大量裁撤。同时，把官吏的任免权和王国的行政管理权全部收归朝廷，更不许掌握军权。从此，藩地实际上被中央了郡一样的地方单位进行管辖。
其四，汉初，诸侯王在封国内可以征收赋税，这是汉朝中央政府赋予诸侯王在经济上的特权。吴楚七国之乱后，景帝将诸侯王这一特权取消，仅保留他们“食租税”的权利，从根本上铲除了诸侯王同中央相对抗的物质基础。前112年，汉武帝还颁布了“左官之律”和“附益阿党之法”。左官律目的是限制藩王网罗人才，提防他们从事有害中央的活动。附益法就是惩治通过不法活动增加藩王收入方面的法律；阿党法就是禁止藩国的官吏与藩王王沆瀣一气结党营私，以起到孤立藩王的目的。这样，皇权的力量更深入藩国，紧紧控制和监督着诸侯王，诸侯王的独立性丧失殆尽，再也没有实力对抗中央了。
总之，通过以上措施，中央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都完完全全的削弱了诸侯王的实力，从此，诸侯王再也没有反叛的能力和欲望，对于汉朝的后期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不过，可悲的是，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打击藩王方面立下汗马功劳的周亚夫并没有得善终。由于在平乱时他丢开梁国不管，甚至不奉诏救梁，不仅得罪了梁王刘武，也使窦太后很不高兴。这两个人不免在景帝面前讲周亚夫的坏话。后来在废立太子，分封匈奴降将等问题上，周亚夫据理力争，又得那了景帝，于是景帝以谋反的罪名逮捕周亚夫入狱。周亚气愤万分，他绝食五天，饿死在狱中。一代名将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不得不令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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