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的重要资料——于家砣头墓地

于家砣头墓地是1977年开始发掘的，受那个特殊时期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加之墓地打破遗址的堆积和以石块垒砌且多墓相连的墓葬结构，都有一定复杂性，一墓多具人骨交错叠摞， 更需仔细剥离辨认，而且人骨和陶器现场保存情况都很不理想，这就造成考古发掘材料从发掘现场到库房保存，从实物到档案记录，都有许多不足之处。此后又经历 40 年的机构、参与人员的变动和文物、资料的转运，重新整理这批材料和编写发掘报告，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好在大部分实物和全部档案得以保留，这次启动发掘材料的整理和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又得到大连市文化部门和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历届领导及各方面人士的支持。 特别是当年发掘主持人许明纲先生，在刘俊勇同志协助下，在发掘工作结束后不久，就将发掘资料及时整理并将简报较早地发表出来。简报所发表的资料较为丰富，尤其是发表了墓地平面图和墓葬登记表，有关资料在研究东北亚青铜时代的国内外学者中引用率甚高，也为这次于家砣头墓地的全面整理和发掘报告的编写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这次发掘报告的主要编写人张翠敏同志深知抢救这批资料的重要性，为遵循编写发掘报告的原则，做到尽量准确、客观和全面，对一些难点问题的解决盯住不放，不时地向当年参加过发掘工作的老同志请教。

于家砣头墓地全景空拍（右为北）

为使报告的内容能坚持每座墓室分别加以介绍的原则，编写者将当时过于简单的发掘记录、 线图及图版结合起来，反复进行核对后再作文字描述，并采用套色彩图表现复杂的人骨关系。还根据专业的发展趋势，增加了多学科研究方面的许多新内容，如人骨重新分析和稳定同位素检测、人骨测年及玉石类科学检测等新技术手段和新的研究成果。 执着的追求使墓地的信息得到尽可能多的保留，发掘报告的质量也得以保证。

我曾在于家砣头墓地发掘开始后不久去过一次现场，当时对这处墓地的丛葬习俗印象特别深刻，也隐约地感觉到发掘、辨认、记录和保存这批人骨会碰到预想不到的困难。2006年11 月我有机会到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参观，惊喜地发现这批发掘材料中还有许多是没有发表的，特别是陶器，有不少完整或较完整器在简报中未见过，有些还是大家都十分关注的典型器如附贴耳的弦纹壶。于是，我在得知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有意整理这批资料并着手编写正式考古报告时，多次予以鼓励，认为这对推动辽东半岛以至我国东北地区和东北亚青铜时代考古的有关课题，意义重大。

于家砣头墓地墓室铺底状况示意图

于家砣头墓地所属为双砣子三期文化（又称羊头洼文化）。 该考古学文化正式定名见于 1996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双砣子与岗上——辽东史前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但有关遗址的发现和资料的积累，算起来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尤其是近几十年有多处经系统发掘的遗址，出版的正式考古发掘报告，除了上述双砣子遗址发掘报告（1964年发掘）以外，还有由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于2000年出版的《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1987年发掘报告》， 加上20世纪30年代前后出版的《貔子窝》（单砣子有关部分，1929 年）、《羊头洼》（1942年），有关双砣子三期文化已见于4本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于家砣头墓地则是属于该文化墓地中保存较为完整、随葬品较多、也最具代表性的一处墓地。 资料的积累使研究不断有所进展，在这方面，以陈光同志在张忠培先生指导下所著《羊头洼类型研究》一文（1989年）的论述较为系统全面。

于家砣头墓地墓室人骨数量示意图

不过，据我的印象，这些年较多地关注到双砣子三期文化，是从东北南部地区青铜时代的年代问题开始的。因为东北南部青铜时代的初始年代，过去一般是以辽西地区所做工作较多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大凌河流域多起窖藏商周青铜器的年代为准，定在商至周初时期，或商周之际前后。认识到东北南部地区青铜时代开始的年代应该有所提早，也是从对夏家店下层文化年代的重新认识开始的，从最初以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年代“与商代相始终”；到大甸子墓地发掘出土陶鬶和陶爵，确认夏家店下层文化有与二里头文化年代相当的部分；后又依大甸子墓葬有高台山文化陶器共存，认识到不仅辽西而且辽东地区的青铜时代的上限都可早到商代以前，我们将辽宁地区时代可以早到夏代至早商时期的这些遗存归于“早期青铜时代”。辽东半岛南部双砣子三期文化、辽东山地马城子文化，大约在此后不久也以其地层叠压关系、陶器特征、所出小件青铜器和碳-14年代测定的对应，被认为其起始年代也可进入夏至早商时代即早期青铜时代。

弦纹陶壶

回想起来，对双砣子三期文化的年代有一个较长的认识过程。因为，与双砣子一、 二期文化分别具有山东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某些因素相比，双砣子三期文化缺少可资相互比较的断代标准器，更多地需要碳-14年代测定的支持。1972年第5期《考古》 公布的全国最早一批为数不多的碳-14年代测定数据中，就有双砣子三期文化的年代数据（当时称为双砣子上层文化），属于该文化的四号房址的炭化木柱标本，测定的年代数据为距今 3135±90 年（公元前1170±90年）。此后，1996年发表的《双砣子与岗上——辽东史前文化的发现和研究》考古发掘报告，公布了四号房址树轮校正后的年代，为公元前1360±155年。该发掘报告并参照岗上墓地下面的双砣子三期文化层的测年数据（公元前1280～前1330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1565±135年）和属于双砣子三期文化的于家村上层测年数据（距今 3555±135年）（《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将双砣子三期文化的年代推定为公元前1600～前1400年。并认为于家砣头墓地的年代与双砣子三期文化相当或稍晚。1989年发表的陈光《羊头洼类型研究》一文，经与早于双砣子三期文化、相当于岳石文化的双砣子二期文化年代的分析比较， 将双砣子三期文化的年代定在公元前 1835～前1050年， 认为该文化早期年代约在夏末。

陶豆

将包括双砣子三期文化在内的辽东地区青铜时代的开始年代提早到夏代，补充和纠正了辽东半岛从新石器文化到青铜文化年代上的一段重要缺环，使有关研究建立在更为科学的年代基础之上，从而使得对辽东半岛以至东北地区青铜时代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其与辽宁西部、 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关系，都有重新加以认识的必要，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推进。

当然，对双砣子三期文化进而对大连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认识，主要还是以其丰富且独特的内涵，特别是其中表现出的强烈的地域文化特性为依据的。与双砣子一、二期文化相比， 在双砣子三期文化中，来自山东古文化的因素基本不见，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因素却一直延续下来，而且有充分发展，形成一整套独具特点的陶器群。对此，《双砣子与岗上——辽东史前文化的发现和研究》 已认识到：“双砣子一、二期文化尚有胶东的影响， 不过地域因素相当突出，尤以双砣子三期文化最为显著，无疑代表着辽东的土著文化。” 陈光同志在《羊头洼类型研究》一文中也提到：羊头洼类型“在其繁衍生息期间，控制了整个旅大地区，本身的发展具有相当的连续性，是东北一支有浓厚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近些年积累的大量资料，使我们对双砣子三期文化浓厚的地域特色及发达程度有更多体会和认识：与双砣子一、二期文化甚至当地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相比，双砣子三期文化的遗址点数量多，而且规模较大的遗址多，还有如甘井子区大王山那样的特大型遗址。分布范围分别沿黄海和渤海沿岸各向东北方向的延伸也较其他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古文化为广。遗址文化堆积也较厚，特别是房址的分布较为密集（双砣子遗址17座房址，除3座为双砣子一期文化外，其余14座属于双砣子三期文化；大嘴子遗址的51座房址中有48座属于双砣子三期文化，还有10组房址存在叠压和打破关系，其中一组为 3座房址的连续叠压）；房址面积增大，房址结构趋于复杂，普遍有石墙叠砌；出土石器、陶器和兽骨多，表现出的渔猎经济生活特征十分浓厚， 而且兼营种植业（大嘴子遗址有炭化稻米等谷物发现）。陶器的个体增大，器类增多，大嘴子遗址出土带几何形图案的彩绘陶，还常有铜镞、铜环等小件铜器发现。特别要提到的是，包括钺、剑、戈、镞、矛等在内的石兵（礼）器多见，尤其是钺、剑与戈，不仅多见，而且钺的形制规整，时代特征标准，剑更有超长形制，如单砣子石剑长60厘米，普兰店瓦窝孙屯采集的石剑长更达1米余，戈有明确的内部与援部的分界，形制也较为典型。多类型成组合的石质兵（礼）器的多见，是双砣子三期文化社会发展到较高程度的集中表现，也应是双砣子三期文化成为大连地区历史上最为繁荣和最具区域代表性的一支土著古文化的主要原因。于家砣头积石墓地作为全面发掘揭示的该文化时期的一处墓地，多达50多座墓葬既相互连接又有区域和主次之分，是了解该文化社会结构及其与当地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文化源流关系的较为完整的一批资料。

双砣子三期文化的又一重要学术价值，也是海内外学术界更为关注的学术价值，是该文化与曲刃青铜短剑文化的起源有密切关系。于家砣头墓地的材料，对解决这一课题提供了更多线索，故在这里多谈几句。

关于含曲刃青铜短剑诸遗存的起源，有辽西说和辽东说，20世纪80年代前后曾有所争论， 此后虽有些沉寂，但问题至今未解决。前述有关双砣子三期文化的诸多考古发掘报告和论著中，都有关于双砣子三期文化与曲刃青铜短剑关系的论述，而且都认为包括于家砣头墓地在内的双砣子三期文化与曲刃青铜短剑的起源有关。如《双砣子与岗上——辽东史前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提出：“于家砣头的少量铜器，无疑是青铜短剑及有关遗存的先驱。”于家砣头墓地考古发掘简报也认为“砣头积石墓有很多地方与大连地区早期青铜短剑积石墓相似”， 两者“似有一定联系”。陈光同志在其文中也强调： 作为曲刃青铜短剑最具代表性的双房遗存， 虽然兴起于羊头洼类型的边缘部位， 但“双房遗存的器形、器物组合是继承羊头洼类型的”，羊头洼类型“在探讨青铜短剑文化起源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约在商末之时，至迟不晚于西周早期，这个文化群体分布区的南部，以羊头洼类型为主，汲取庙后山上层部分文化因素，产生了富有特征的辽东青铜短剑文化中年代最早的双房遗存”。

我自20世纪70年代到辽宁工作后，最先和经常接触到的就有这类形制独特的青铜短剑， 所以也一直在关注着曲刃青铜短剑起源这一课题的进展。认为在断定曲刃青铜短剑年代进而探索其起源时，除曲刃青铜短剑本身的类型学分析以外，更为重要的，还是要从其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和共存关系方面全面地比较分析。于是我借2006年参加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举办“古代亚洲青铜器文化研讨会” 撰写论文的机会，查阅和综合有关资料，并到大连双房等地点调查，到旅顺博物馆观摩实物，提出从这类遗存发展演变具“原生性”的角度加以探讨的思路：“辽东半岛以双房六号墓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具有相对稳定的自身特征与组合，起源以当地为主，所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小，其发展过程表现出很强的原生性。该墓青铜短剑的形制也具有较为原始的特征。由此理解，辽宁式曲刃青铜短剑应起源于辽东，并在向辽西扩展及与燕文化频繁接触交流的过程中，改变着自身面貌，也为燕文化走向辽东准备了条件。”

这里提出的“原生性”观点的主要依据，一是以双房六号墓为代表的辽东曲刃青铜短剑遗存，二就是于家砣头墓地及其出土陶器。

前者所指的具体文化因素，除了曲刃青铜短剑以外，主要是与之经常共存的弦纹陶壶和叠唇筒形陶罐。筒形罐作为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主要陶器器形，其演变过程在辽西与辽东并不同步。其在辽西一路坚持到小河沿文化， 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即早期青铜时代开始时消失，只在筒形鬲上保留遗痕。辽东特别是大连地区，筒形罐开始于新石器时代的小珠山下层文化和小珠山中、上层文化及偏堡文化，经青铜时代早期的双砣子三期文化，到双房类型时仍是主要文化成分，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及以后，中间虽有间隔，形制也随时代不断有所变化，但始终保持着如外叠唇的特点。辽东与辽西两地区相比较，一方面反映筒形陶罐在东北地区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顽强性，另一方面则表明， 辽东特别是大连地区较辽西地区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原生状态。

与筒形陶罐相比，弦纹陶壶在辽东地区的出现，虽然年代较晚，但一出现频率就很高。由于这类陶壶在辽西罕见，在辽东地区表现出的区域性和原生性特点就更为显著。我对这种弦纹壶印象最为深刻的是，2006年在旅顺博物馆将正在陈列的双房六号墓的2件陶壶从柜中拿出来观摩时，发现这 2 件陶壶不仅具短唇、盆式或钵式口、下垂状球形腹部、不规则弦纹、 半月形贴耳、横环耳等特点于一器，而且整体的重量极轻！原因是器壁甚薄，而且壁的厚度较为均匀，几乎接近于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后在本溪大片地石盖墓群获得的多件弦纹陶壶也都有相同特点。考虑到这些作品完全是手制， 且为夹砂陶质，火候不高，色泽不匀，器形又有一定的复杂性，还要附加器耳，却将器壁做得如此薄而匀，可见，其制作难度甚大，应是当时一种受到特殊重视的非实用器物，是辽东青铜短剑遗存最具标志性的文化因素之一。而且，由于这类遗存中有青铜短剑随葬的墓葬甚少，陶壶出现比率却较高，因而这类陶壶就成为辨别、研究这类青铜文化的最主要的资料，当然，也是追溯这类遗存起源的主要线索。

由双房遗存的弦纹陶壶向前追溯，目前所知，只有于家砣头墓地所出弦纹壶与之最为接近。早在双房墓发现的当时，发掘者许玉林与许明纲两位先生就认为，双房六号墓的贴耳弦纹陶壶“在旅顺于家村积石墓中也有发现”。我在论述其原生性时，有些细部比较；于家砣头墓地的陶壶，肩至腹部所饰三组或四组弦纹，也多为三道一组，略呈波浪式而非笔直，口部外弧、近于钵形，也有矮圈足，口、足与器身交接处接痕也甚明显，尤其是还有在弦纹处加饰小贴耳的，总之，无论器形、制法还是纹饰，都与双房陶壶之间有着较为清晰的先后演变关系。其中砣头M40所出弦纹陶壶，钵形口与肩相接处有细槽状接痕，贴耳分为两组，一组在肩，一组在腹，各7～8个，甚小而薄，虽表现出更浓厚的装饰性，但仍可看出贴耳在当时使用的普遍性，这也是其与双房壶先后演变关系最为直接的一个例证。

《于家砣头墓地》考古发掘报告在“初步研究”部分也有相近的论述：（双房六号墓）出土的 2 件弦纹壶无论在形制上还是纹饰、陶质上，或者在贴耳的饰法上，都与于家砣头积石墓地的弦纹壶风格一致，只是增加了桥状横耳。大连地区积石墓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规律，到了春秋时期，除了积石墓仍存在外，在北部山区出现了新的墓葬形式——石棺墓，因此， 毋庸置疑，双房的弦纹壶就是从于家砣头墓地发展过来的。 而双房类型的弦纹壶在辽东地区包括抚顺、本溪、丹东及辽阳等地区甚至辽北某些地方的石棺墓中都有发现，形制大同小异，同时伴随曲刃青铜短剑出现，这说明此时的弦纹壶在分布上具有一定的区域， 墓葬以石棺墓、大石盖墓等形式出现，代表一定的区域文化。

由于家砣头墓地所出多件弦纹壶，与曲刃青铜短剑墓共出的弦纹壶，前后演变序列清晰，可明确双砣子三期文化即为曲刃青铜短剑文化的前身，从而可以确认，曲刃青铜短剑文化的起源地在辽东，而不在辽西，具体地区即为辽东半岛南端、黄渤海沿岸的大连地区。

包括于家砣头墓地在内的双砣子三期文化，既是大连地区地域特色最为浓厚从而最具代表性的古文化，又是曲刃青铜短剑文化的源头，并将文化的影响扩及整个中国东北到东北亚地区， 可以说，这是名副其实的大连古文化之根。相信随着《于家砣头墓地》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 对双砣子三期文化的这一认识会引起更多有识之士的重视，对这类文化遗存的保护也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本文由蔡鸿博摘编自 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于家砣头墓地》序。内容有删节、调整。

（孙莉 审核）

978-7-03-058434-2

本书是1977年大连市旅顺口区于家砣头青铜时代墓地考古发掘报告，由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该墓地为独立的积石冢，内有58座墓室，流行丛葬习俗，墓室丛葬人数最多达 21人。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铜器等200余件（套），为于家村遗址上层人们的公共墓地，属于双砣子三期文化，距今约3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