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道昭——北方书圣、一代文宗

孟云飞/文

由于唐代李世民的推崇等原因，王羲之书法有近乎一统天下的态势，以后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书法基本按照南方书风发展。直到清朝，在发达的学术的背景下，人们开始热衷于金石碑版。北碑书法又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康有为认为：“魏碑大种有三，一曰龙门造像，一曰云峰石刻，一曰冈山、铁山摩崖。”说到云峰石刻，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被誉为“北方书圣”的郑道昭。

一、家族背景

郑道昭(455—516)，字僖伯，自号中岳先生。荥阳开封(今河南开封)人。官至光州刺史、青州刺史。北魏时期著名书法家。

郑道昭出身于北魏望族——荥阳郑氏之家。郑氏来自于古老的姬姓。绵延时间之长，地位之高，影响之大，非一言可表，简述如下：

郑氏家族崛起于西汉。东汉时，郑兴、郑众父子及其同祖郑玄皆为著名的经学家。毛汉光先生认为，荥阳郑氏在东汉时期“尚属较大的士族”。魏晋时期，郑浑及郑袤、郑默父子官高位显，跻身于世家大族的之列。北朝时期，郑氏家族发展到高潮，郑氏与崔氏、卢氏、王氏同被定为汉族四大著姓（后加入赵郡李氏），享有多种特权，郑氏族人通过与皇室及权贵政治联姻、以经入仕等，家族地位得以极大巩固。至唐代，荥阳郑氏多人官居要职，成为家族势力的第二次高峰。荥阳郑氏长期是“公侯接武，台衙继迹，雕轩绣轴之荣，羽盖朱幡之威”。唐末五代随着士族势力的消亡而衰落。

郑道昭的父亲郑曦，字幼麟，文学为优，弱冠举秀才。娶赵郡望族李孝伯女为妻。文成帝末，拜中书博士，携全家由荥阳入平城，执教于当时的最高学府中书学(国子学)。孝文帝时任中书侍郎、中书令，后为秘书监。以军功授赐爵平昌男，加鹰扬将军。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3年)卒，谥号“文灵”。

郑道昭是郑曦次子，7岁随父、兄(郑懿)入平城，ll岁与兄郑懿，以博士子弟身份人中书学，26岁娶孝文帝宠臣李冲之女为妻。郑道昭“少而好学，综览群言”，“博学明俊”，“好为诗赋”，被称为“一代文宗”。魏孝文帝时为官，任国子监祭酒、秘书监等职，宣武帝永平三年（510年）出任光州刺史、平东将军。延昌二年(513年)转青州刺史，延昌四年，复为秘书监。在任期间，“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爱”。熙平元年，暴卒于洛阳，终年61岁，赠镇北将军、相州刺史，谥曰“文恭”。

二、郑道昭与云峰刻石

郑道昭任光州刺史期间，因政局变化，而乐仙好道，寄情怀于山水。踏访了莱州云峰山、大基山、平度天柱山和青州的玲珑山，并发起、组织或者亲笔书丹一批摩崖石刻三十七种，这些石刻与其子郑述祖主持刊刻的五处刻一起，被称为“云峰刻石”。

“云峰刻石”共计四十二种，较为著名的有：云峰山的《郑文公碑》(下碑)、《论经书诗》、《观海童诗》、《左阙题字》、《右阙题字》、《九仙题名题字》、《当门石座题字》、《云峰之山》等；大基山的《置仙坛诗》、《仙坛铭告》、《中明坛题字》、《青烟里题字》、《岁在壬辰建题字》等；天柱山的《郑文公碑》(上碑)、《东堪石室铭》、《天柱之山题字》、《游息题字》等。青州的《游粱题字》、《白驹谷题字》、《百峰山诗》等。最为著名者当属《郑文公上、下碑》。

《郑文公上、下碑》又称《郑曦碑》，均刻于北魏永平四年(511年)。上碑刻于山东平度天柱山半山腰的崖壁上，比下碑字小，石损严重；下碑刻于莱州市东南7．5公里处的云峰山上，全名《魏故中书令秘书监使持节督兖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所刻碑面高2．65米，宽3．67米。字迹完好，计1243字（一说1244字），可谓宏篇巨制。上下碑内容相同（文字略有差异），乃歌颂郑氏家族光辉历史和郑羲功德之文。

关于书丹，清代包世臣提出《郑文公碑》“为中岳先生(郑道昭)书无疑，碑称其‘才冠秘颖，研图注篆’不虚耳”。本文沿用此说。

我们通常所说的的《郑文公碑》多指下碑。下碑“以石好刊之”。碑额“荥阳郑文公之碑”，字径约12厘米，碑文字径约8厘米，额与正文皆为正书。正文字迹起、收笔方圆兼用，圆笔为主，行笔沉着。笔画生动，锋芒内敛；结构严谨，骨力内含。气象浑穆，有庙堂气象。包世臣赞美其“篆势、草情、分韵毕具。”《郑文公碑》（下）和其它被称为带有“毡裘气”的魏碑石刻不同，已经有初唐楷书的雏形，侯镜昶先生说：“郑书虽具天趣，而已呈法度之端倪。”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把《郑文公碑》尊为“圆笔之极轨”。

沈尹默《郑文公下碑》跋中写道：“通观全碑，但觉气象渊穆雍容，骨势开张洞达。若逐字察之，则宽和而谨栗，乎实而峻肆，朴茂而疏岩，沉雄而清丽，相正书之能事。”

清人龚自珍认为能与《瘗鹤铭》媲美的只有北方的《郑文公碑》，他在诗中说：“欲与此铭(指《瘗鹤铭》)分浩逸，北朝差许‘郑文公’。”

对于郑道昭书法的赞美，清康有为不吝其辞。他在《广艺舟双楫》中还说：“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无尽。”近人祝嘉亦谓“其成就决不在王羲之之下，应奉为北方书圣，与王羲之并尊”。

在这些刻石中，既有以圆笔为主的《郑文公碑》，又有纯用方笔的《白驹谷题字》，而更多的却是圆笔、方笔兼用之作。

《论经书诗》全称为《诗五言与道俗十人出莱城东南九里登云峰山论经书一首》，摩崖刻石，永平四年(511年)刊刻于云峰山。刻面高3．38米，宽3．5米，约330个字，每字径达15厘米。此为郑道昭书自作五言诗。面对如仙境般的云峰山，他尽抒发自己厌倦名利、寄情山水，养神处静之情；流露了对道教的崇拜，对神仙的向往。《论经书诗》结体方正，字势开张，隶楷互用。用笔方圆皆有，自由活泼，笔画犹如“太松蟠曲，铁干虬枝”；逸气豪迈，洗练大方。仅次于《郑文公碑》。

《咏飞仙室诗刻》

《咏飞仙室诗》刻面高0．37米，宽0．55米。诗刻5行，每行5字，计25字。字径6厘米。诗云：“岩堂隐星霄，遥檐架云飞。郑公乘烟至，道士披霞归。”

《观海童诗》

《观海童诗》刻石呈不规则的三角状。刻面未经加工，高1．17米，宽1．74米，字行倾斜，诗文13行，行8字，共104字，字径约12厘米。书写工整，镌刻精到。书写工整，镌刻精到。诗中尽述郑道昭观海听涛的喜悦和怀古抚今的无限感慨。清叶昌炽认为，此为最早的以诗题刻于石者。

总之，云峰刻石的书法艺术风格丰富，上承秦汉遗绪，下开隋唐之风。

叶昌炽对云峰刻石推崇备至，他在《语石》中说：“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诗》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乔野，如筚路蓝缕进入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割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

郑道昭何以获得如此赞誉？应该是北朝书家群体的特殊性。与南方传承关系清晰的发展脉络相比，北方则显示出片状的发展事态。除了崔（浩）、卢（谌）有明显的师承外，绝大多数都是民间书家，师法不明，姓名不详。北方书法以碑刻为主，书体主要为隶、楷。书写鲜有留名者。这样就给书作者的判定带来了麻烦。郑道昭为名门望族，由于石刻的文字内容和史书的记载，可知其人以及其家人的生平事迹。也为书写者的判断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不能说云峰石刻均出自郑道昭、郑述祖父子之手，但最少可以推断，郑道昭发起并组织了这项活动，并且极有可能亲自参与了部分石刻的书写。在这样一个群体中，以其显赫的身份，出众的才华，不难被记住名字，有如花开满园，一枝独秀。

郑道昭是北朝书法群体中的一个杰出个体，代表了时代的高度，在北朝书法的楷化进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云峰刻石吸收了各种书体的有益成分，去粗存精，雅化了石刻书法艺术。作为知识渊博的汉族精英的郑道昭，在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以其特殊的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汲取各种文化之长，引领时代，创造了以《郑文公碑》为代表的云峰石刻书法艺术。而云峰石刻书法风格多样，内涵丰富，可视为文化大融合的一个缩影。

转载自《书法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