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道尽了一位老黑奴经历的一生苦难：时代的动荡让黑奴受够了折磨，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读者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正是《活着》的原型，一部高尚的文学作品竟起源于一首美国民歌，不禁启人深思。
余华在《活着》一书的韩文版自序中说道：“‘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是力量的代表，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苦难和幸福、无聊和平庸。”生命不是一帆风顺的，碰着岛屿与暗礁才能翻腾起美丽的浪花。如书中主人公福贵一般，出生于地主家庭，家业却被自己一手败掉，正值壮年强征充丁，好不容易回家，但是没能见着母亲最后一眼，以为以后能和老婆孩子过上贫穷但快乐的生活，却不知道命运赠送的礼物，暗中都标着价格。
《活着》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作者沉湎于想象之中，却又被现实紧紧控制”。作为一部作品，它引起了多国读者对于那段特殊时期中国国情的思考。曾经有一位意大利学生向余华提问，为什么《活着》在那样一种极端的环境中还要讲活着而不是幸存？生活和幸存之间轻微的分界在哪里？余华先生这样回答他：“在中国，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生活与幸存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之间轻微的分界在于方向的不同。对《活着》而言，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
不得不佩服余华对于活着与幸存两个词理解的深刻，正如前不久发生的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很多人便将当年法国火烧圆明园与之联系起来。对中国人而言，圆明园仍然活着，活在国人心中，永志不忘，而巴黎圣母院却只是幸存于大火之下，一把火烧去了800年来积累的文化底蕴，纵使1:1重修，也修不回被火夺走的深厚底蕴。
在旁人眼中，福贵的一生是苦熬的一生，可是对于福贵自己，他更多地感受到了生活的幸福。命运于他而言，不是敌人，而更像是一位老友，他们相互感激，同时也相互仇恨，谁也无法抛弃对方，谁也没有理由埋怨对方。这又何尝不是现实中，我们与命运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呢？
老黑奴和福贵，生活在不同的国家，经历着不同的时代，属于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但却有着一样的生活信条——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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