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年间城陛的崇拜和祭厉是怎么样的，对此有何影响？

洪武年间厘订礼制，总的原则是维护、强化等级秩序。明太祖认为，“世之所以成世者，惟人与神耳”。如果“世无鬼神，人无畏矣”。因此，他不仅要让现世的等级秩序严格化，而且要将其神圣化，投射到鬼神的世界。洪武元年，明太祖诏令郡县访求应祀神抵，以便著于祀典，有司岁时致祀。从此开始了鬼神世界的体系化工作。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明太祖将城隍的崇拜与祭厉纳入了国家祀典。城隆神原本是一种民间信仰。

据洪武时礼官的考证，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芜湖的城隆建于吴赤乌二年(239年)。“宋以来其祀遍天下，或赐庙额，或颁封爵”。但还并未列入国家法定的祀典。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丙申朔，明太祖“封京都及天下城煌神”。这标志着城陛神作为相对于现世地方官的冥界地方官，第一次以一种完整的制度出现在国家的祭祀体系中。洪武三年六月癸亥，改定岳镇海读城陛诸神号，去历代所加封爵美号，只称某府州县城煌之神。因为这些神都受命于“上帝”,根据礼“明神人，正名分”的精神，不是国家封号所可加的。

同年戊寅，诏天下府州县立城隆庙。“其制，高广各视官署厅堂，其几案皆同，立神主于座。旧庙可用者，修改为之”;“造木为主，毁塑像异置水中，取其泥涂壁，绘以云山”川。这样，城隍神就由人格神变成了非人格神，成为与人间秩序相对应鬼神秩序的一部分。人间的秩序是：君一群臣一庶民，神鬼的秩序则是：天一诸神一鬼神。同年九月，京都城煌庙落成，迎神主入庙，明太祖亲作告神文，说改庙号是“去邪道，正使诸神听命于天，而众鬼神听命于神。庶天神权纲之不紊也”。按照明太祖厘定的神鬼体系，厉是城煌神管辖下的众多无祀鬼神。

洪武三年六月甲子，中书省定民间合祭诸神，规定“乡厉邑厉郡厉之祭，则里社郡县自举之”。同年十二月戊申，使命祭祀鬼神。祭厉的时候，要先告城隍神，并请到厉坛上，是让其“以主此祭，镇控坛场，监察诸鬼等类”,行善恶报应。让冤死者生还，凶顽者身死刑宪。侥幸逃脱国家惩罚者则城陛神“必达所司”。

祭乡厉时，还要城隆神先期分遣诸将，遍历所在，“召集本里鬼灵等众，至日悉赴坛所受祭”。众鬼神则协助城煌神行善恶报应之事。祭文中云：“凡我一府境内人民，倘有怜逆不孝，不敬六亲者：有奸盗诈伪，不畏公法者；有扭曲作直，欺压良善者；有躲避差摇，靠损贫户者；似此顽恶奸邪不良之徒，神必报于城隍，发露其事，使遭受官府。轻则答决杖断，不得号为良民：重则徒流绞斩，不得生还乡里。若事未发露，必遭阴遣，使举家并染瘟疫，六畜田蚕不利。

如有孝顺父母，和睦亲族，畏惧官府，遵守礼法，不作非为，良善正直之人，神必达之城隆，阴加护佑，使其家道安和，农事顺序，父母妻子保守乡里。我等阖府官吏人等，如有上欺朝廷，下枉良善，贪财作弊，蠢政害民者，灵必无私，一体昭报。如此则鬼神有监察之名，官府非馅诀之祭”。州、里、县祭文基本相同，只是涉及到祭祀者身份处，改为相应词语，或删去与其身份不符部分。

明太祖把城陛和无祀鬼神的祭祀纳入国家的祭祀体制，实际上是利用民间因果报应和神鬼信仰，神道设教，役鬼神为法吏，借以威慑恐吓臣民。他本人曾坦率地对宋镰说：“联立城隆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