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从《中庸》里，读出了哪些被人忽视的大智慧？

从何时起，“中庸”在中国成了骂人的词。说一个人“中庸”，就是批评他做人模棱两可、做事首鼠两端，凡事乡愿、投机、好好先生，喝两杯茶。

事实上，被污名化的“中庸”，与它的本来面目已经毫无关联。要回到“中庸”的本来面目，不妨看李嘉诚悬挂的那副被引用得最多的左宗棠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左宗棠作这副对联时，传达的核心价值观正是“中庸”。

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是人修身后所能抵达的最高境界，“极高明而道中庸”。其“过犹不及”、“无过无不及”的方法论，放到任何时代也不过时。左宗棠事业、家庭双成功，跟他将“中庸”运用进事业、家庭中的方方面面，有着较大的联系。

《中庸》一书，凡三十三章，3568个字。 它给左宗棠的启发与教益，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中国古代推崇“以德治国”，其实质是“礼治”。

先秦儒学的礼教，本来是尊重人的自由与天性的。不独孔子本人经常与学生在阳春三月一起踏春、游泳，无拘无束，甚至想到带学生去海上玩漂流。孔子之孙子思编写《中庸》之时，仍将尊重人的天性与自由心性放到第一位：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意思很明确，遵从人的天性与自由来生产知识、规范文化，是一切知识与文化的根源。

左宗棠是一个真正本色的“率性”之人。一方面因为天性，左宗棠从小生得“燕颔虎颈”，属于智勇之人；另一方面也因为后天学习，左宗棠自小喜好孟子，内心蓄养“浩然之气”，培植出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

先秦儒学经汉武帝“独尊儒术”，到宋朝时已经异化为理学。理学的核心价值观，是“存天理，灭人欲”。理学强制个人与自我私欲作斗争，虽然人的私欲一定程度被压制住了，但人心的生机同样也被压抑了。人为营造出一个虚假的“低欲望社会”，人心口不一的情况骤增。清朝沿袭宋明理学，读书人“伪性”蔓延，敢于“率性”以真面应世的人，日见寥落。

当越来越多的人喊着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口号，喊得那么自然，仿佛跟真的一样，击鼓传花式的庸官便充斥了晚清时代官场。“率性”的左宗棠一反时代的慵懒暮气，他以民间乡贤身份步入仕途，便是用自己在草野民间生长蓄养的清气、正气，为几乎完全瘫痪的大清帝国强骨换血。

在培植家族元气、教育子孙后代方面，左宗棠得益于《中庸》的：“和”：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中庸》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是“中和”。

成年后的左宗棠，是一个个性刚直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内心蓄养了盛气之人。如果不是修养到位，军事统帅的职业，容易将工作作风带进家庭、家族。

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英勇杀敌的左宗棠以“中和”齐家。他自制一张七弦琴，手把手教四个女儿从小学琴；他教育子侄辈，家庭以“和顺”为尚，夫妇以“同心”为贵；他唤醒四个儿子的“亲亲之爱”，主张“兄弟天亲，原本无隔”。

古话说，家和万事兴。家族内部惠风和畅，人丁自然兴旺。左宗棠八个子女，直系后人今天近五百人，是曾国藩后人的四倍左右。

《中庸》之要，在一“诚”字。

为学、做人，为什么要“诚”？《中庸》这样阐述：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诚”的含义，接近于今人谈的实事求是。

同时代的理学大家曾国藩推崇“诚”。他留下一句名言：“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他说的“诚”，站在理学的角度，兼具《大学》的“诚意”与当代人说的实事求是含义。

左宗棠则站在道家庄子的角度，将“诚”表达为“真实”。

什么是“真实”？“真”就是保有人的天性与自由心性；“实”就是为人不虚妄，办事尚实干。

但左宗棠的“真实”，始终恪守儒家礼制，率性而不任性。因为孔夫子说过：“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左宗棠统帅部下最多时达10余万人，手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从楚军到西征军到恪靖定边军，之所以能无敌于天下，得益于左宗棠在部下面前真实、坦诚，用人以廉洁、能干，凝聚人以公、明、信。

左宗棠一生事功彰著，一定程度上还得益于他站在全球化的高度，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得出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思想：“论理亦论势”。尊重契约精神，以合同文本说话，在道理上首先站住，以军事势力作后盾，给对方留有余地，有理有节地让谈判国接受中国的条件。

比照之下，曾国藩晚年之所以卷身“天津教案”，弄得自己“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根本原因，他信奉纯粹的“诚”字外交。他的逻辑是，外国人也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我抛出自己一片心，外国也会抛出自己一片心，坦诚相待。他没有想到，西方国家着眼于利，看重的是契约，迷信的是武力，不看重“诚心”。

山羊在灰狼面前抛出自己一片诚心，结局不外是将自己抛上餐桌。

外交“真实”需要辅以智慧，缺乏智慧的“真实”，只是单纯。

古人判断一个人的潜力、作为，看重根器，也就是天资。

左宗棠的根器偏重于智性。他自己早年就意识到了，所以以中国“智圣”诸葛亮自比。

智性的人，在个人修身与出山办事时应该具备的个人素质、办事方法，《中庸》一书也有详细描述，概括为五个方面：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

对照去看，左宗棠“宽裕温柔”的容人之量，在1860年搭建楚军班子时便运用出来了，刘典性格偏激，杨昌浚性格和顺，两种完全相反的性格，左宗棠同时将他们纳于帐下。

“发强刚毅”的果断风格与担当精神，左宗棠在实践中以成就感激励将士，以法家的霹雳手段严肃军纪，打造出了晚清第一常胜军团队，他本人也成为大清帝国最后的鹰派。

“齐庄中正”的处世原则与敬业精神，左宗棠运用进为官之中，为了坚持自我原则，实现理想，他不惜与跟自己在国事、兵略上存在较大分歧的曾国藩、郭嵩焘、李鸿章先后分道扬镳，而不愿充当好好先生，和光同尘，哪怕遭遇他人非议，也不放弃原则与理想。

“文理密察”则贯穿了左宗棠军事全过程。从出山之初，他跟诸葛亮一样事必躬亲，士兵罚20军棍以上，他一定亲自主罚；每打一仗，左宗棠必事先周密计算，将全部可能性像列数学公式一样全部推算出来；他凡事注重条理，大事不糊涂，小事也精明。他凭借自己过人的精力与“惕励”的智慧，创下了千年一见的事功，成为湖南自古及今的第一能人。

《中庸》一书，是经过两千多年时间检验的适合中国人修身、处世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左宗棠的过人之处，在于他针对自身的特点，吸取其中的精华。今天去看，《中庸》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中国人的人心特点基础之上的，所以历百代而不过时；但《中庸》的方法论更多只是人自心把握的一把尺度，作用是用以规范自我的内心、言行标准，而不是用来应付社会的说辞，否则沦为“要别人中庸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今人只要把握中庸原则自修，仍能从中获得事业、家庭成功的智慧启迪。

图片来自《左宗棠：家书抵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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