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朝两制”到四海归心，我国古代“和而不同”理念的精华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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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朝建立起疆域宽广的大一统王朝以来，我国的统治疆域长期都以郡县制为主，再结合藩国和属国而成。郡县制沿用的是秦朝的制度，藩国的做法则为刘邦首创，与战国时期形成的属国制度组成了“藩属国”。

如果郡县制是王朝里最中心的一个圈，一个强大的大一统王朝实际上就有四个圈：郡县、藩国、属国(双边国家)、周边国家。

说到如何维持这四个圈子的问题，其实自古至今，我们一直根据的都是“和而不同”的理念，其中伸张有度、进退有据，与“太极”思想有着异曲同工的智慧，这也是我国疆域千年不衰的核心原因。

刘邦在建立汉朝后，为了褒奖有功之臣及保障自己家族的利益，就通过封侯的形式将许多有功之臣分封到都城周边的郡县上，这些侯王是时刻接受着中央王朝的管治的；稍为偏远的区域，则以藩国形式分封给自己的同姓诸王，在形式上维持着“刘家天下”的态势。

侯王的波动性是颇大的，除了少数人能将王位世袭下去之外，更多侯王们就很容易就因犯错误而被裁撤，轻者削职为民、重者举家被发配或灭族；这时候，空出的位置就由中央王朝注入新鲜的血液，那也是古代为官者所能触及的人生顶峰了。

比如韩信这样的大功臣，其“淮阴侯”说没就没，说到底，这样的侯爵之位对外看上去是很光鲜，但在皇权面前，它是毫无实际权力的。

至于藩国，与郡县相比起来就具有更多的自由度，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一套国家制度，前提是，藩王必须听命于中央王朝。这实际上就是“一朝两制”的形式，与今日的“一国两制”相比，这些藩王多了自己的军队，因此经常成了王朝内部的火药桶——所谓藩国，它们与中央政权之间就隔着一个“藩篱”而已，谁要越过谁都不是个大问题。

汉景帝时候，晁错就发现了藩国所存在的隐患，后经过几次平乱战争，汉朝终于将藩国的政权一一收归为郡县制，其管理模式跟我们今天的各省各市形式已很接近了。

唐朝建立时也是藩镇制度(跟汉朝的藩国类似)，由于削藩之策一直尾大不掉，后来果然就成了唐朝灭亡的祸端；宋太祖赵匡胤清楚此弊端，建国时就以“杯酒释兵权”一举解决了这问题。

明朝清朝这样的大一统王朝，尽管有着汉唐的前车之鉴，还是无法避免藩王的隐患。区别只是，明朝是藩王朱棣端掉了中央政权、清朝是康熙端掉了吴三桂等藩王。

藩王是古代王朝用于安置特大带兵功臣及自己家族成员的制度，尽管存在着“一朝两制”的模式，但本质上还是纯粹的内部事务，所以“建藩、削藩”这样的历史事件才不断重复着，因为王朝更迭的过程也一直如此；正因此，“杯酒释兵权”才成了这其中最著名的一种例外。

以上特意忽略的元朝，其实同样存在各类藩国，只是由于元朝历史太短，远离中央的藩国最后都是自己失控后重归他人之手；中原位置的藩王，还没来得及等他们内部作乱就被汉人推翻了。

《后汉书》里说：“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又因“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可见，属国在古代就是用于处理边境区域归属问题的一种策略。汉朝的属国，除了政权归汉之外，其余一切架构均可保持原样，甚至包括国号。

有人曾据此建言说“其实这也是解决当前台湾问题的一种参考模式”，可惜那颗菜不懂中国历史，而且事实上，历史上的台湾也从没以“国”的形式存在过，哪怕是属国。

属国的模式比藩国更为开放自由，与藩国相比，它除拥有自己的适量军队之外还多了自己的外交权。匈奴昆邪王归汉后，汉朝就将武威、酒泉等郡置给他们作为属国来进行自治，对于匈奴人来说，他们除了政权归属汉朝之外，其余一切都没变，何乐而不为？而且每逢灾祸困厄，还能得到汉朝的大力经济支持，遭遇外敌压境时，汉朝也不会袖手旁观。

古时候的西域与西南、东北边睡之地，开始时候都是以属国形式归附于中央王朝，比如西域诸国(今天的新疆等地)、朝鲜、越南、缅甸、暹罗、琉球、苏禄等“双边国家”。

其中的匈奴人国家由于受汉化比较严重(因为汉朝的中央政权核心地区也在我国的偏西北位置)，久而久之也就被同化没了，最后被汉朝收归为郡县；

其余的朝鲜、越南等地则由于距离中央政权太遥远，一直保持着相对独立、但政治上又归属中央的状况；在长久的历史变迁中，这些国家又在动荡中多次短暂脱离、脱离时又不愿与中国对立，于是又衍生出了“宗主藩属“的形式。

古代中央王朝为了在节省资源的同时保证边境稳定，也就承认了这样的宗藩关系——当然，也有进行通过征伐恢复属国关系的，但属“非主流”。

比如明宣宗时期征伐越南、清乾隆时期四次征伐缅甸均遭失败了，最后只好无奈默认了其“宗藩关系”，这总比在边境上多个敌人更有利吧！

与”属国“相比，宗藩关系的国家在政治上也独立了，仅保留了”归心、纳贡“而已，不过我国对它们的义务却一直保留着，比如，明朝到晚晴时朝鲜就常遭日本侵略，每次都是因为有中国的大力援助才得以保住了国家。更多远居海外的宗藩国家，多在后来为他国所侵略、我国对其又鞭长莫及，最终彻底脱离了与中国的藩属关系。

其实，无论藩国、属国还是宗藩关系的独立国家，由于这三个圈子紧紧围绕着中央王朝，因而对其的管理或安抚就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距离稍近的，或武力或劝服、距离遥远的，则要根据所需代价决定最终策略。

对于中央王朝来说，边境的稳定始终是第一利益，至于政治上的归属，除了一点经济收益外就更多是面子上的问题了。

乾隆因为面子上下不去征讨缅甸，结果打不下来，最后缅甸又表示臣服，这才“各取所好”采纳了宗藩关系，乾隆既节省了战争消耗、又获得了边境的安宁；缅甸也由此获得了自己的独立，这正是“和而不同”思想下的结果。对于边境双方百姓来说，这其实才是真正的“皆大欢喜”。

历史上，尽管边境上的属国曾多次在“归属”与“独立”间多有变动，但基于“和而不同”策略，中央王朝多数时候都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毕竟不可能事事都得付诸于武力，而且当地“与己不同”的宗教文化还是要接纳和尊重的，非要强求“一同”的话，其结果就正如后来纳粹德国引发的战争一样，最终为国际社会所唾骂。

正是有了“和而不同”的经典演绎，距离中国更遥远的其他国家也看出了这个东方“庞然大国”对自己是并无威胁性的，由此与中国建立起贸易与经济互通的良好关系，它们正是围绕着中央王朝的“第四个圈”。

当所有“藩国、属国、宗藩国家、周边国家”的人们汇聚到中国的朝堂之上时，这四个圈圈就形成了“四海归心、万邦来朝”的天朝上国气象。

“万国来朝”对皇帝的意义也许具有好大喜功的成份，但站在我国的疆土稳定角度上，却极大地避免了边疆的连年战祸，这才是此举最具人性化的意义所在。

尽管边疆地区的各国与中央王朝之间也常有争端，由于“和而不同、万国来朝”的状态始终占据主流，这些国家也就得以至今都跟我们保持着良好的双边关系，这跟历史上所形成的长期氛围是不无关系的。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人与人之间，这是我国人民为人处世的共同智慧；在国与国之间，这也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积淀的政治智慧。

如果将这种智慧运用到日常生活中的话，我国的庞大百姓家族里面，采用的也正是这样的方式：兄弟间各自分家为立，但家族间的脉络却始终保持不断，每逢清明等重大节日时必会聚集到一起、其乐融融。

这样的家族就不会存在太多的利益纷争、彼此间既相互独立又保持了某种形式的团结，与我国历代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和而不同”是同出一辙的。

在工作上，“和而不同”同样非常管用，这样一来，你就不会总觉得自己才是对的、不会看他人总觉得不顺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