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七年，距离新年还有两天的时候，奉天“大帅府”的“五色旗”被缓缓降下，那个属于北洋军阀的时代走进了历史。那些中枢舞台上的高光角色，倔强亦或不甘地演绎着自己的谢幕。三年后，日军侵占东三省仍是饕餮不足，铁蹄肆虐之下对关内虎视眈眈，曾经叱诧一方的北洋军阀，成为日军眼中最有力的工具。不过北洋军阀老头子的衣钵传人段祺瑞，在民国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答复南方密使钱永铭时曾
说：“余老矣，无能为役。志清如认为我南下于局有益，我随时可以就道。”大智若愚的“保定王”曹锟，面对土肥原贤二的登门造访，夫人刘凤玮都会拦阻，还冲着门外高声叫骂，指桑骂槐，说客不成，只好知趣地离开。
但是，与“刘夫人”始终反对曹锟出山，且对他说 “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要出去给日军办事”相比，生活在日军铁蹄下的吴佩孚，是非情况就略显复杂。这个“上位快、扬名快、跌落快”的直系军阀扛纛人，一直有“儒将”之称，晚年寓居在北平奉系军阀世侄赠送的什锦花园，至死亦未南渡。吴佩孚没有像段祺瑞那样选择南下，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始终没有向南方认输！即使北洋早已覆灭，他仍然以北洋之人自居，视南方为仇敌。但事实上不过是军阀混战酿成的典型性格使然。这块“遮羞布”背后，是吴佩孚传统思想浓厚，对于他来说“革故鼎新”之虞，只是一位改朝换代的大将，直皖战争是他初露锋芒的舞台，也是北洋武夫彻底撕下面具，以非常规的手段，破坏庙堂契约的尝试。
所以本质上讲，吴佩孚是一个不好的示范，毕竟军阀们感知到的风向是“只要能笼络人心、手握兵权，武力走向前台，就可以变成师出有名的干涉”。曾经“犹抱琵琶半遮面”变得彻底失序与混乱。北洋中枢更加孱弱，手握人马的地方“草头王”变得更加飞扬跋扈，有恃无恐。所以，在日军垂涎华北之际，就曾与吴佩孚的“秘书”陈廷杰勾结，希望吴佩孚出面联系北洋军阀旧部及土匪人马，费用由日军支付，但此事不久被“侦知”，参与者大多被捕，倒是日军提供的十几万元经费，被吴佩孚的夫人张佩兰“补贴家用”。此后“一年三节和吴的生日，都馈赠五千元”，吴佩孚也曾不明不白地做了“特高顾问”，每月车马费又是四千元。
最终，也就是说吴佩孚虽然没有和日军有过实际合作，但是也拿了钱，这一点与段祺瑞向日军借款且没打算还，或许有些类似。不过归根结底，吴佩孚与日军接触的过程中，他所视为仇敌的南方庙堂一直有所关注，也被日军当作材料用来利用，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所以“晚节”与段祺瑞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他在本质上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武夫，在他的一生中只有生死与成败，以及“不服输”的气概，毕竟汀泗桥定鼎之战输得窝囊且不甘，他所信奉的武力与忠义烟消云散，这种心有不甘的无奈，也造就了这位“玉帅”一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禁锢。
参考资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菜根谭》、《日军炮火下的北洋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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