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在文化基因的角度看《西游记》"主弱臣强"的叙事模式

元末特别是明清以来，有数量不小的小说都呈现出一定程度上"主弱臣强"的叙事模式。所谓"主弱臣强"：其"主弱"指作品中居领袖和统帅地位、极具凝聚力的人物在智慧、力量、技术等外在方面的表现以及文本的文学感染力等都弱于其属下，大多表现为固执已见、刚愎自用、懦弱胆小、平庸无能甚至善恶不分、贤愚不辩；"臣强"，是指作品中为领袖人物效劳、处于仆从地位并团结围聚在领袖身边的人，无论在智慧、力量、战斗技术水平还是文学形象的生动性、形象性等方面都超越领袖，显示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量。如《三国演义》中刘备与诸葛亮和五虎将、《水浒传》中宋江与一百单八将、《西游记》中唐僧与徒弟三人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刘备、宋江和唐僧，而是听命于他们的诸葛亮、关羽、张飞、李逵、武松、鲁智深、孙悟空等这一英雄群像。

那么，中国古代小说为什么呈现出领导者平庸无能、其周围"臣子"英勇强大的现象？作者又为什么重点塑造这样有血有肉的英雄？本文就想从内在文化基因即文化传统与变迁的角度，以《西游记》为例，讨论"主弱臣强"叙事模式形成的原因。

文化传统——为何"主弱"

千百年来，中国古代重伦理的儒家精神始终积淀在民族文化的深处，深刻影响中国古代文学，明代小说家自然不例外，突出表现在对"主弱"塑造中的明显倾向。

1、 "尚德" 的精神标准

孔子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在儒家精神的主导下，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以"仁义"为核心的个人伦理、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乃至以"忠"为核心的国家伦理的道德价值体系。宋明理学的兴起，又进一步在意识形态领域使封建儒生的重德观念愈加根深蒂固。与此相联系，在道德与力量、才智的问题上就体现为"尚德贬力"、"重德轻才轻智"。

如吴承恩笔下的唐僧便是"高德无能"的各种道德伦理的承担者。他遵循报国忠君的国家伦理——唐僧虽然身为僧人，对大唐皇帝却也十分忠心，自告奋勇取经时就曾说"贫憎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同时也坚持以仁义修养自身的个人伦理——生性乐于施善,即使自己身陷囹圄,也是舍己为人,不失仁慈之心。取经途中, 他曾在比丘国求悟空救小儿，也曾解救屈死的乌鸡国国王和惨遭折磨的佛门弟子等等，是为"仁"的典范。

2、 "醇儒"的人格理想。

程朱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最高目标，提倡"醇儒"式的理想人格，要求人们"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是为"内圣外王"。作者为了把唐僧写成忠孝两全,仁、义、礼、智、信全备的"醇儒"式道德完人，在历史原型的基础上，用儒家伦理纲常对其进行主观的拔高净化，反而使人物形象更加干瘪、苍白和平庸。

历史上的唐僧是一个大智大勇的得道高僧。《唐书》、《大唐西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均有记载，唐僧是在山川阻塞、万里迢迢的情况下只身西行取经的，曾言"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有一种独行天下、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的豪侠气概。而到了《西游记》中，唐僧应有的英雄气概几乎全被孙悟空取代，遇到困难束手待毙，胆小懦弱，迁腐无能，黯然失色，以至于连猪八戒都说:"想我那唐僧,人才虽俊,其实不中用。"

综上，作者按照传统的"尚德"标准和"醇儒"理想，赋予领导者应有的儒家伦理规范，宣扬了某种道德价值观，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在武力和才智上有所不足的"弱者形象"，使人物形象空洞苍白、概念化，使其作为英雄事业开创者的魅力大打折扣。与此相反,作者按照生活逻辑塑造的一个个充满力量感的形象却真实可信，跃然纸上，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是为"主弱臣强"。

尊祟儒家正统与制造英雄传奇的矛盾创作心态

自幼饱读诗书的作家事事以儒家正统思想为准则，但另一方面受日趋多元的思想和长久以来英雄传奇小说的影响，无形中产生创造英雄的心态。正是这种尊祟儒家正统与制造英雄传奇的矛盾创作心态，导致了代表"醇儒"式人格理想的领袖形象和象征新型人格理想的属下形象的鲜明对比。如唐僧的软弱对应悟空的顽强，唐僧的无能对应悟空的神通广大，唐僧的迂执对应悟空的率性，唐僧敬畏一切宗教和世俗的尊长、一心要取得真经"尽忠报国"，而悟空皈依佛门只是为了解脱自身苦厄、时刻不忘"当年狂妄逞英雄"时的风光、一句"俺老孙"尽显洒脱。等等。

文化变迁形成新的审美观念——为何"臣强"

《西游记》是西行取经故事在世代累积中不断形成的，最后的写定者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必然带上其所处时代的特征，积淀、凝聚了当时比较普遍的观念，形成了一定历史时期内带有时代特征的精神意象。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兴起。内有王阳明心学和李赞"童心"说的兴起和发展,肯定了人的正常欲求的天然合理性，外有儒释道三家思想合一，使传统儒学式微，向平民化、草根化、世俗化发展，宋儒理学所谓的圣人之道被拉下神坛而消融到世俗民众的生活中，宗教色彩减退而世俗色彩加浓。这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传统的富于古典美的人格模式的一统地位开始动摇，新的人格审美观念开始出现——对权威偶像的怀疑和否定，对专制主义的不满和反抗，追求个性解放，肯定人的价值，颂扬人的纯真本性和童心，强化趣味性和娱乐性等等。

孙悟空便是最好的证明。他神通广大，他破石而生，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降魔荡妖毫不留情，"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他过的是不要阎王老子暗中管辖、更加自由自在的生活。作品第36回，师徒们来到宝林寺，唐僧担心悟空"言语粗疏,性刚气傲","冲撞了本处僧人"，便自己前去借宿。他奉着儒家教条低声下气向僧官求情,却被左右刁难,只得忍气吞声。而悟空进寺,痛骂佛像,打破大门,打碎石狮,吓得僧宫及寺中五百僧人,"齐齐整整,摆班出门迎接"。两相对比，充分表现了"醇儒"人格的迂腐无用,歌颂了富有抗争精神、勇于反叛传统而又极具智慧和勇力的人格力量。在特定时代精神下，作者要表达的是同邪恶势力作斗争、改造现实社会的崇高理想，赞颂的是生命力自由挥洒的英雄气概。而孙悟空便堪称是自由反抗精神的代言人，是美学理想的神话英雄形象。以此而论，其艺术感染力必然强于领导者唐僧。

综上所述，以《西游记》唐僧为代表，作家基于"尚德"的价值标准和"醇儒"的人格理想，通常把主人公设置成伦理道德楷模，赋予其优秀的儒家精神品质，使传统道德的光辉始终笼罩着英雄事业开创者。但这样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唐僧等人"文弱书生"的形象，满腹仁义，却少了领导者应有的魄力和英勇，在文学表现上也丢失了人物的复杂性和生命力，形成一定程度上的"主弱"现象。

然而在长久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尊祟儒家正统与制造英雄传奇的矛盾创作心态逐渐形成。

于是，随着明清时期市民阶层的壮大和心学等思想的不断进步，通俗文学进一步深化发展，形成了反抗专制统治、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型人格审美观念。以生活经验加之浓墨重彩的艺术手法塑造出的孙悟空等英雄形象通常在力量、智慧上超乎常人，文学表现上也极具艺术感染力，寄托着作者反抗、改造现实社会和追求自由的美好理想，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是为"臣强"。

由此，基于以上内在文化基因，中国古代小说"主弱臣强"的叙事模式基本形成。（贾晓萌）

参考文献：

（明）吴承恩《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09年版

席红霞《《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形象群体"主弱从强"组合模式研究》 郑州大学 2003年

周先慎《孙悟空形象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意蕴》，《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

马继铭《略论"孙悟空"与"唐僧"形象的强与弱》《安徽文学·评论研究》2008年

李蕊芹、许勇强《中国古代世代累积型小说人物形象的生成演变》，《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

臧慧远《<西游记>诠释史论》，山东大学，2011年

刘彦彦《明代小说"高德低能"领袖现象流变之思想史考察》，《明清小说研究》，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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