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王毅：近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与展望

作者简介:王毅,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 100091

原发信息:《教学与研究》(京)2018年第20188期 第30-38页

内容提要:从思想史研究范式出发,剖析近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状况和特点,指出学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头及土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群体、文本、内容及地域性特征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并依据现有研究成果展望未来研究的趋势和可能。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思想史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认知的研究(从‘九·一八’事变——全面抗战爆发)”(项目号:16CDJ002)的阶段性成果。

一、近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现状和特点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和重点。查阅中国知网,2007年迄今与此相关的研究论文有1000多篇,硕博学位论文也有100余篇,相关的研究著作也逐渐增多,其中不乏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总体而言,近十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学术分量日益提高,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研究领域由哲学、政治学领域向历史领域扩展。梁志平指出,自2002以来的十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哲学、政治学的视角,历史学研究不够,甚至可以说史学家在此专题研究中是缺席的。[1]确如梁志平所言,之前的研究偏重于哲学的学理建构和政治学领域的理论阐释,历史学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但更多偏于长时段的梳理,在史料挖掘、文本解读上有所欠缺。现在看来,这种倾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观,政治学、哲学相关研究得到推进和深入的同时,历史学的文章逐渐增多,尤其是运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第二,研究视角由宏观论述逐渐向文本解读及个案研究拓展。纵观十年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论述,或整体梳理传播发展的特征、内容及走向,或着眼于教材性的通论。简言之,通论性、宏观性的研究较多,而研究的学术性、实证性有待提高。近十年来,由于报刊等史料的引入和利用,从文本出发解读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研究论著日益增多,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及其群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内容等问题的研究得到了推进。

第三,史料、文献汇编成果倍出,为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有两部资料汇编值得关注:一是2012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李强主编的《五四时期重要期刊汇编》。该汇编共二十册,收录了五四时期二十余种重要期刊,包括《解放与改造》《少年世界》《曙光》《奋斗》《旅欧周刊》《旅欧杂志》《新四川》《新浙江》《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少年社会》等,这为解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史料支持。二是2016年长江出版社出版的、吕延勤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全书共三卷,辑录了1917年11月至1927年7月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紧密相关的多种表现形式的原始史料,可谓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资料搜集最丰富、最有价值的工具性图书。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源头及思想土壤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域外学说。在国外众多马克思主义派别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来源于何派?而这种外来思想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必须有其能适应的本土文化思想土壤。因此,厘清马克思主义的域外思想源头及本土思想文化土壤,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首要问题。

就域外思想源头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来源于日本、欧洲和苏联,这是学界的共识。而在这三支思想源头中,日本马克思主义在近些年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这与2006年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在中国的出版发行有关。学界认同石川祯浩扎实严谨研究的同时,对他书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异议,其中就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结论。比如,该书声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大部分是经由日本传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是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渠满而溢的结果”。王素莉认为,这些说法都过于夸大日本马克思主义这个渠道,确切地说,西欧、日本和俄国“这三条渠道交叉配合,互相补充”。而且在十月革命后,中国知识分子从注重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性传播到关注其改造社会的指导意义,这时候俄国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主要渠道,所以,马克思主义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并非日本社会主义思潮渠满而溢的结果,而是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出于中国革命本身需要的结果。[2]

除了宏观的检视和梳理,有学者着眼于研究域外某个流派、某种学说或者某个思想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李虹梳理了河上肇著作在中国翻译及流传的过程,并着重剖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概念到研究范式等受河上肇影响的表现。[3]胡为雄则从留日学生的视角去看待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传播。[4]这种缩小视域的实证研究有了更具体的意蕴,是将来应该努力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这种域外观点进入中国后,必然会受到中国既有思想土壤的影响,其生根发芽也必须在和其他思想理论的交锋争鸣中实现。思想交锋与碰撞也是思想互相吸收、互相影响的过程,而这种影响显然也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带上了自己的特征。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应该积极思考和探索对马克思主义传播“非常直接而且真正有效的思想土壤和背景”,追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潮的互动、交融甚至“分道扬镳”。以前这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通融,分析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科学主义等思潮的关系,近十年在深化原来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向其他思潮扩展。冯夏根的研究颇有意味,他以“自由”为中心,考察了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自由主义,由小见大地展现了思潮之间既相互争鸣又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5]王磊则聚焦于中国政治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研究。他认为,“主义文化”是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语境,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提供了资源,同时也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带来了曲折,彰显了本土思想背景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6]由此提醒我们,除了研究具体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外,由政治文化入手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土壤,是值得推进的一个方向。

三、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及其群体研究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必须依赖知识分子及其群体的努力,才能广泛传播。因此,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及其群体自然是研究的重点。就知识分子个案来说,李大钊、陈独秀、戴季陶、朱执信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贡献巨大,已经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研究专题没有推进的可能,近十年来的研究就展现了这种可能。

第一,充分挖掘和利用史料,推进思想家个案研究。开篇已经说到,以前的研究偏重于政治学、哲学的解读和构建,对史料挖掘利用并不充分,其实人物研究也存在相同的问题,一些研究流于对人物思想的诠释和演绎,疏于对思想者著述的考察与研究。近十年来,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研究越来越重视文本的考镜源流,解决了一些尚未解决的争议性问题及难点问题。比如,瞿秋白、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贡献有目共睹,但是仔细检查,也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田子渝提出,一些研究者将1938年斯大林确定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硬套在瞿秋白1924年的论述中,因此,公认瞿秋白是“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这是一种用后来的概念来审视前面历史的“先入为主”的研究范式,不符合真实的历史语境。[7]汪信砚对李达研究中的一些误区也做了考证。他的系列文章考证指出,李达并未翻译过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波卡洛夫等人的《世界史教程》,纠正了以前学界误传的信息。之所以会产生误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刊登的图书广告曾预告李达将要翻译这些书,但至今仍未见着李达的译书①。这提示我们在研究选用史料时要慎重考辨,也提示我们从文本出发进行思想家个案研究的必要。

此外,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出版发行以来,又产生了关于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争议。朱成甲提出,该书有主观“扬陈抑李”与夸大陈溥贤先驱作用的偏向,指出国内学界从未将陈溥贤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功劳“张冠李戴”到李大钊头上。他指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贡献比陈溥贤大,不能将陈溥贤视作与李大钊同等地位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8]安雅琴对石川祯浩的书也有不同意见,她指出,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与陈溥贤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虽然有一定的相似度,但是从译词选择上说,李文主要参考的是河上肇的日文文本,而非陈溥贤的译文,而且陈李二文在行文上也存在差异。因此,石川祯浩将陈溥贤视为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介”并不恰当。[9]不可否认,境外学者可以跳出意识形态的束缚,对一些问题做出更客观的评价,但也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而发生偏差。

第二,研究一些尚未引起广泛关注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叶青、沈玄庐、刘仁静等人曾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不遗余力,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甚至走上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因为政治立场的原因,他们长期被研究“边缘化”。研究他们并非要为他们翻案,而是意图展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全景,实事求是还原历史,更重要的是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认识入手去理解他们背离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思想根源。尹涛系统梳理叶青的早期思想后指出,叶青对马克思主义持实用主义态度,缺乏独立见解,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这对他影响深远,或现或隐地成为其后“思想的底色”。[10]曹顺仙等人解析了袁振英多元的政治思想构成。[11]可以追问,信仰的坚定性来源于信仰的唯一性,袁振英多元的思想是否是其后来脱党的思想根源?

此外,还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因为牺牲过早而被人忽视,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有较大的贡献,代表人物有杨明斋、邓恩铭、何叔衡等。张江芬还原了杨明斋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贡献,[12]付春则推出了王石木这个对四川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贡献巨大但长期被忽视的人物。[13]因此,充分挖掘和运用地方档案及各种史料,凸显那些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贡献巨大却未引发广泛关注的思想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除了对个体知识分子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外,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也有所进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阶段,马克思主义尚未上升为革命党人与其他党派、群体分野的根本标志,持各种政见的先进分子同情甚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择取不乏共通之处。但是,这并不意味完全的整齐划一,同一群体内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解有分歧,不同群体之间更是如此。对这些差别进行细致的探析和梳理,关注思想的同与不同,可以展现历史的复杂面相。

近十年来,同一知识分子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细微差别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比如,李维武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集合而成的革命家兼学问家群体称为唯物史观派,深入细致地剖析了此群体代表人物对唯物史观的不同观照。[14]不同知识分子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因思想发展变化而引发的聚散离合,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比如,王刚分析了清政府派出的外交人员、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指出,这种倾向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各部分内容中国化的不同步、多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空间并存等影响。[15]总体而言,在马克思主义最初传播阶段,不同知识分子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差别性选择基本处于隐性状态,表象则是各派知识分子都在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不遗余力,直到五四时期,尤其是十月革命爆发,早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裂变”,一些本来支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反转”,开始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姜喜咏由此提出了一个观点,即这种“反转”已经超过了历史现象的意义,成为一个内蕴丰富的历史事件,表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构中存在政治性和文化性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也表现了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分裂和悖论:一方面,政治认同高于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出于现实阶级利益的政治考量,一些人“反转”不认同马克思主义,而文化上却还是认同的,这种文化认同在这些非无产阶级的进步派那里处于深隐状态。[16]由此是否可以进一步推论,“反转”者在将来是否有再次“反转”的可能?当文化认同上升,比如,解放前夕受民族国家情怀的影响,这些人可能再次“反转”,开始从文化上认同马克思主义。

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载体研究

知识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必然要借助一定的媒介才能达成,报刊及各种译著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纵观十年前的研究,除了当时新文化运动中执大旗者《新青年》杂志的研究比较透彻外,其他报刊的研究尚属薄弱。即便《新青年》的研究,也并非没有拓展空间,比如,学界都公认《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用巨大,但是《新青年》究竟何时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学界有不同的说法。江巍对《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起点进行了考证推理,指出应以八卷一号为传播起点。[17]

具体到其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虽产生了一些研究论文,但大多流于宏观评述和文本排列,对报刊所载的原初文本及其所依据的底本关注不够,有些甚至尚未清晰。因此,研究很有必要回到刊物本身,从文本出发关照刊物,还原报刊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作用和地位。近十年与此相关的研究大致有:

第一,对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刊作整体性的描述和梳理。比如,田子渝充分运用各党各派的报刊文本,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一个全景式的白描。[18]赵付科等人则聚焦于共产党的报刊,从这些报刊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专号、报刊与报刊、报刊与读者的互动入手,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9]

第二,对《新潮》《晨报》《觉悟》《少年中国》《中国青年》等一些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报刊做专题研究。此方面成果较多,不胜枚举。值得一提的是,近十年来,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做出过巨大贡献却被定位为反动刊物的报刊也逐渐走入了研究视野。比如,《今日》杂志虽然大力宣传过马克思主义,但因为被定性为一个“打着马克思主义幌子进行政治投机的反动刊物”,所以学界关于该杂志的研究并不多见。徐方平著文重新梳理了《今日》杂志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20]同样遭遇的还有《星期评论》。《星期评论》“以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特别是世界和中国的劳动运动获得了盛名,在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中起过很大的影响”,[21](P162)但是,因为主编戴季陶、沈玄庐相继脱离了马克思主义阵营,所以长期被研究者“冷落”。这几年为《星期评论》“翻案”逐渐增多,比如,江巍通过比较研究,认为《星期评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参与中共筹备建党及当时的影响力等方面,并不比《新青年》逊色。[22]而张忠山分析了本来宣扬改良主义思想的《星期评论》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即国民党人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野,只是反映了五四时期各个阶层在寻求国家建构模式上的交融与分歧,并不带有强烈的政治斗争色彩,而且两派所持的社会改造理论在当时社会思潮复杂和思想自由的文化环境下,未必不可化约。[23]由此笔者联想,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早期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不具有唯一性,甚至与其他思想有通融的可能,换言之,上升到信仰层面还需要时间和实践的磨练。沿着这个问题继续往下延伸,共产党人和其他群体是如何逐渐疏离,并最终分道扬镳的?王贵仁关注了报刊表现出来的这种思想疏离,他从《建设》及国民党人的相关著述出发,指出20世纪20年代中期,孙中山在吸收和改造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民生史观,到后期一些国民党人把民生史观思想体系化,并与唯物史观截然分立,甚至全面对抗。学术思想变化背后其实是政治立场的变化,早期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国民党人最终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王贵仁的研究解释了在这一问题上的大有可为。以前此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五四时期三次论战入手,实际上推出报刊文本体现的思想演变和分化也可为此问题提供注脚。

当然,除了报刊这个途径外,马克思主义译著也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载体。究竟有哪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入了中国,它们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讨论。方红[24]、耿春亮[25]、张国伟[26]等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梳理,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其实,文本研究不仅仅局限于译著的出版和传播,还有更大的空间可以拓展。以王海军的研究为例,他指出,《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初译阶段,知识分子从各自阶级利益和政治需要出发,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选择性的译介,选取适合自己需要的内容进行传播。这种选择性传播展现了不同派别知识分子思想的分歧,同时也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著作进入中国后被赋予中国特性,开始了本土化的历程。[27]诚然,学界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选择性特征已经达成共识,但是,不同群体在写文论述或者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究竟选择了什么,而这种各依所需的选择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化又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不乏宏观的探讨,王海军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深化研究的可能,即从具体的译著文本出发,彰显不同派别理解的不同,这种实证研究也可能更具说服力。

五、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具体内容研究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究竟哪些内容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并传播开来,这些内容在传播过程中又是如何被不同群体选择、改造甚至中国化,从而发挥了其指导实践的功效,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从其三大组成部分来说,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内容,这点学界已经达成了共识。用蔺淑英的研究来做补充,唯物史观契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主题,它的理论品格适应了近代中国史学领域范式变革的需求,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使其获得了中国先进分子的社会文化心理认同,使得中国先进分子选择唯物史观由可能变为现实。[28]当然,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任何域外理论进入一个新的国度后,其传播并非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要经过不断选择、理解和阐释。那么,唯物史观被中国先进分子选择进入中国后,又经过了怎样的理解和改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值得追问的问题。冯天瑜概括了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因为受到当时流行的“左”派幼稚病影响,把西欧历史模式放大为普世规则,陷入历史单线进化论,同时也忽略反映社会形态的核心概念的准确性,导致中国历史宏大叙事的紊乱。[29]王贵仁则提出了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阶段性特点。中国学者最初将唯物史观解读为“经济史观”,带有明显的机械决定论倾向;从20世纪20年代起,唯物史观阐释旨趣发生了转变,“社会改造”成为阐释的目的和中心。而这些学者在阐释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促使阶级斗争学说渗透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成为核心内容。[30]黄寿松与王贵仁所见略同,他认为,国民性改造是近代以来的重要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引入阶级分析法分析和清理民族性内容,并将之前主张优先实行文化变革转变到强调思想启蒙与政治革命同步进行,从强调个人改造的优先性转变为重视个人改造与社会改造的双向互动。[31]

从学科类别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也曾在近代中国产生过重要影响,学界对此进行了研究。比如,张世飞挖掘了李大钊、瞿秋白等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重要观点的积极宣传和传播,以及他们运用民族理论考察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早期探索。[32]又比如,谈敏以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作为两个重要时间节点,认为这期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属于启蒙阶段,并全景式揭示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思想背景、主要线索、典型资料、代表人物、转折要素,尤其是恰当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启蒙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与作用。[33]与前述唯物史观早期传播研究相似的是,张世飞、谈敏同样关注这些思想来到中国后是如何被改造并运用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也就是思想“中国化”的历程。这些研究提供了一种思路,就是跳出以往宏观梳理的模式,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内容出发,厘清它们缘何被接受,在接受传播过程中又进行了怎样的改造并逐渐实现了中国化,以此展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内在逻辑与特点。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呈现出一个新的特征,即引入观念史的研究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术语在进入中国后如何被定义、为何而表达以及承载含义的变迁等,可以从侧面展现产生这种变化的“历史语境”及中共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的“阶级”一词近来得到广泛关注。王贵仁指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中国化在20世纪上半期逐渐形成。20年代前后,中国传统的均平观念渗入阶级观点,随着理解的深入,不同政派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和接受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和严重的对立,导致了当时中国社会政派的分化。[34]郭若平则具体考证了“小资”观念在20年代的含义及其变化,认为此时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小资”观念,中共“小资”观念从早期经济学、政治学含义,演变为思想意识等文化含义,都是在相应历史语境下构成的。[35]此外,“意识形态”等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演变历程也得到了关注。[36]

六、早期马克思主义地域性传播的研究

进入中国后的马克思主义不仅面临着内容的选择,更面临着地域性的选择。在早期传播阶段,马克思主义并非在全国范围内无差别地传播,上海、北京、武汉、广州、湖南等地因为革命传统深厚、思想文化交流活跃、风气开放,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区域。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其他地区没有任何影响。在重视亲缘、地缘、乡缘的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些外出求学的知识分子通过影响乡邻友朋,带动了家乡与外界的思想交流,促进了先进思想的传播。所以,除了关注马克思主义者较为聚集的地区外,马克思主义在其他地区的早期传播也有挖掘的空间。近十年来的相关研究就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

首先是深化广东、湖南等地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研究。成龙等人从传播群体及其思想、传播过程、特点及实践成果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早期传播进行了细致、全面的梳理。[37]刘金如指出,五四时期,新民学会的会员们通过创办刊物、成立进步团体、开办文化书社、创办新式学堂,以及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战等形式,有效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传播。[38]

其次,一些以前关注较少或者尚未得到关注的地区也逐渐进入研究视域。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东北地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研究发展很快,黄进华[39]、郭渊[40]等人的专著较具代表性。前者结合历史学和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从传播进程、媒介、区域等方面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早期传播,后者基于地缘政治的视角,考察了俄国布尔什维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及旅俄华工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并梳理了在此影响下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区域性传播研究相较于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算太丰富。这可能与近十年相关研究朝着微观方向发展有关。如果转换研究视野,不仅仅去排列马克思主义在地方传播的内容,而是做一个更深层面的挖掘,还是能有作为的。比如,结合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去探讨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如何和当地根深蒂固的地域文化碰撞、交融,对当地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个阶层思想、生活、观念层面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和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如何突破或者借用地缘、亲缘等因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研究显然更能彰显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带来的更深层面的变迁,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化”。闫化川、李丹莹等人对此作了尝试。他们的系列研究首先还原了一个事实,虽然王尽美、邓恩铭是山东党组织的创建者,但此组织关系之上更有靠亲情集结的另一张隐蔽网络,即王乐平编织的以山东诸城王氏家族为主要成员的组织关系网,这层关系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随着中央和地方政治博弈,王氏家族成员渐次退出历史舞台,地方精英的相继谢幕伴随而来的是中共中央成功实现了地方党组织的代际鼎革和薪火相传②。思想的聚合除了志同道合,与地缘、亲缘、组织聚散不无关系,透过思想洞察背后的组织生态与群体离合是将来可以努力的方向。

七、对进一步研究趋势的展望

综观近十年来的研究,可以发现尽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仍有研究的空间,从思想史研究的视角可以展望进一步研究的趋势和可能。

一是充分利用报刊文章、译著等文本,推进研究。尽管近十年报刊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阶段尤其是五四时期报刊纷呈,尚有许多报刊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研究。不同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译著之间的不同、不同知识分子群体对马克思主义译介的不同,展现了思想背后的复杂面相。现在各种资料汇编为写作提供了便利,所以,立足于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刊、译著等文本,回到其刊载的马克思主义论述本身,去检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将来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

二是充分运用观念史研究的方法,探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演变。进化、革命、阶级等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及其早期传播提供了思想土壤;进入中国后的马克思主义关键术语又经历了什么变化,缘何产生变化,变化现象和现象背后的历史语境值得关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观念之间存在一种紧张的关系,还原这些观念之间的交锋、争鸣,可以呈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的曲折性和艰巨性。从观念史视角切入研究可以进一步充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内容和细节。[41]

三是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推进知识精英与其他阶层思想互动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是马克思主义化为群体思想的过程,即大众化、中国化的过程。尽管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多是在知识精英层面,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实践性,影响了大批知识精英沉下身子,走人民间,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现在的研究对此也有关注,但大多着眼于描述知识精英的努力,比如,讲坛演讲、创办刊物、译书著说等,很少有人去研究知识精英与民众之间的互动以及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态度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思想观念的转变。这方面研究的欠缺许是因为史料不足,但也并非不可能,研究者可以通过日记、档案材料、回忆录、报刊记载等史料的挖掘和利用来实现。

四是充分挖掘知识分子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不同选择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阶段,不同群体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分歧比较微弱,甚至处于隐性状态,而这种细微差别正是他们思想的底色,甚至对以后群体的聚散离合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展现不同群体之间的思想互动与交锋,从而展现不同传播主体之间复杂的政治社会关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群体以后的思想和政治走向。这样的梳理也可以从侧面呈现中国共产党一脉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逐渐掌握思想文化的话语权,进而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