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才子倒在红莓花下：他的《祖国进行曲》 被误认为苏联国歌

几代中国人中，凡是接触过苏联歌曲的人，可能无一不知晓《红莓花儿开》这首，然而只有少数人才知道它是原苏联早期影片《库班河上的哥萨克》（中译名为《幸福的生活》）中的插曲。岁数更大一些的人，可能全都知道《祖国进行曲》这首因其知名度之高而被人误认为是苏联国歌的歌曲，而作为这两首歌的作曲者杜纳耶夫斯基，其姓名和身世则远远不达其作品那种家喻户晓的程度。

他的歌声唱遍全国

杜纳耶夫斯基1900年出生在原苏联波尔塔瓦州洛赫维察镇一个犹太家庭里，曾经毕业于哈尔科夫音乐学校，后来迁往列宁格勒，在一家剧场兼做作曲和乐队指挥。杜纳耶夫斯基早期的作品多是为电影谱写的插曲或是为轻歌剧创作的组曲。1933年他为影片《快乐的孩子们》所作的曲子受到电影观众的喜爱，但这些都遭到了“拉普”（意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文艺组织”）方面的责难，“拉普”诗人别济缅斯基称他的音乐是“违背社会主义美学趣味的艺术”，让他以后改弦易辙。

杜纳耶夫斯基不知错在哪里，他向高尔基请教。高尔基不但高度评价了杜纳耶夫斯基的作品，而且还把这部影片送给斯大林看了，连斯大林也被影片的轻松愉快气氛所感染，肯定了它及影片的音乐，这一下杜纳耶夫斯基“获救”了。这部影片使杜纳耶夫斯基成为全国最知名的歌曲作曲家，此后一发不可收。

杜纳耶夫斯基今非昔比了，过去他一贫如洗，现在各种报酬和奖金源源而来，他作为列宁格勒音乐宫的音乐指导，列宁格勒市苏维埃还特意分配给他一套四居室的住宅。

1934年，他为苏联第一部音乐喜剧片《快乐的人们》谱写了主题歌。该片上映后不到几天，几乎全国都在唱这首与影片同名的主题歌。这首歌的词作者是诗人列别杰夫-库玛奇，他们合作的另外一首著名歌曲就是《祖国进行曲》，后人称之为“苏联第一歌曲”“第二国歌”（第一国歌同时是苏共党歌，位置不可取代），它是1936年上映的一部音乐故事片《大马戏团》中的主题歌。《大马戏团》叙述一个美国马戏团女演员，由于生育了一个黑孩子而为美国社会所不容，遭到迫害，最后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受到尊重并获得施展才能的机会。正像歌词中所说的：“同志比一切尊称都光荣，不分人种黑白棕黄红。”“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杜纳耶夫斯基为这首歌曲整整构思了半年，共写了36稿。《大马戏团》公映正逢苏联公布第二部宪法，因此，《祖国进行曲》正好反映了苏联人民当时的欢乐和自豪的心情。这首歌曲一向被公认为是杜纳耶夫斯基的最高艺术成就之一，具有世界影响。当时音乐家卡巴列夫斯基曾这样评价杜纳耶夫斯基：“如果称约翰施特劳斯为‘圆舞曲之王’，那么，杜纳耶夫斯基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进行曲之王’。”1950年1月，全苏联广泛庆祝歌曲大师杜纳耶夫斯基为之配乐的新影片《幸福的生活》（俄文原名为《库班河上的哥萨克》），影片中最成功的插曲有四首，其中之一就是《红莓花儿开》。1951年，他又第二次获得斯大林奖金。

然而在原苏联的政治气氛下，杜纳耶夫斯基并不是很开心的，他谱写的歌颂斯大林的歌曲因为缺乏真情，使得斯大林公开抱怨：“不是十分爱我的人才这样为我作曲。”这句话让杜纳耶夫斯基始终未能成为政治上的宠儿，他没被吸收入党，他也从未获得艺术家最高称号“苏联人民艺术家”。

他为何能安全逃过“大清洗”

在斯大林时期，原苏联文艺界曾搞过两次大清洗运动，音乐界也不例外，1936年的大清洗就是从批判作曲家开始的。肖斯塔科维奇这位被称为“苏联的贝多芬”的著名音乐家，他的主要成就在于交响乐、歌剧、舞剧、室内乐和清唱剧，还为数十部影片写过音乐，其中1932年影片《迎展计划》中的插曲《迎接》在二战后被美国人重新填词作为联合国国歌。肖斯塔科维奇遭到批判的主要罪名是“形式主义倾向”，斯大林听完他的歌剧《麦克白夫人》勃然大怒，下令叫人写了一篇批判文章，题名为《混乱，而并非是音乐》，发表在1936年1月28号的《真理报》上。一时间全国人都被震惊了，都以为他的下场不是枪毙就是坐牢，据说是由于加里宁后来为他说情才幸免于难。然而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形式主义”运动终于在音乐界开展起来了，其他的著名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则都“翻了船”。

1948年的大清洗，首先源于作曲家穆拉杰里创作的歌剧《伟大的友谊》，该音乐家由于缺少政治头脑盲目歌功颂德，加之对上层幕后的权力斗争毫无所知，竟然在剧中描写斯大林与被其迫害致死的奥尔忠尼启泽之间的“友谊”，可说是搔痒搔到了痛处，使得斯大林暴怒。1948年2月14日苏共中央就此作出《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顿时整个苏联音乐界气氛异常紧张。

这两次清洗浪潮，杜纳耶夫斯基都得以安然无恙，原因正在于：他虽然不热衷于政治题材，不一味地跟风炒作，但他采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却能够通过描写现实生活肯定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始终能够博得上下一致好感，尽管他一直是与政治若即若离，但这反而使他有了安身立命之本。

生活上“喜新不厌旧”

杜纳耶夫斯基的生活和感情隐私还是在其逝世之后才被逐渐披露出来。他是1925年同他当时所在县城游艺剧场的一名独唱演员结婚的，这位妻子同他相伴终生达30年，名叫苏杰伊金娜。杜纳耶夫斯基是个犹太人，犹太人重视家庭的传统在他身上体现得很明显，这对他们家庭关系的巩固是有决定作用的。但是他又像那个时代所有成名的人一样，迷恋女色。

起先，他爱上了同他年龄不相上下的加雅里娜，这是他婚后不久的事，那时他的大儿子叶甫盖尼刚刚出世。加雅里娜是位离婚女子，是列宁格勒歌剧院的女演员。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当时周围人中几乎是无人不晓，然而“喜新不厌旧”的杜纳耶夫斯基在与她连续五年的私情中仍然深情爱着妻子和儿子，这样的精神负担加之于身，他还要表现得若无其事，确实令人很难理解。这期间他的这种难堪处境也反映在他的作品上。遇到情感危机他善于“化重为轻”，以创作来排遣他心中的彷徨不安，这是他得以不断摆脱的办法。终于，加雅里娜在与他不能最终结合时断然移情别恋，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此了结。

然而，到了1938年，杜纳耶夫斯基在为影片《我们的爱情》作曲时，又与扮演女主角的人民演员斯米尔诺娃双双堕入情网，不过这一次可是他自己主动发起的“攻势”。斯米尔诺娃未婚，清纯美丽又有着广阔的前程，此时已有许多人在追求她。杜纳耶夫斯基为得到她几乎到了要和别人决斗的程度，最后终于两心相印了。此后每年斯米尔诺娃生日时，他都要给她送上一篮白丁香。但他一方面向斯米尔诺娃求婚，另一方面又无法撇下原先的妻子和家庭。他的所作所为妻子完全知道却又默默忍受，只是温和地劝他不要浪费精力，而要爱惜身体，“因为人民需要你”。他知道妻子的话是金玉良言，却摆脱不了对斯米尔诺娃的情愫，后来还是斯米尔诺娃出于理智友好地离开了他。

又是几年后，在1943年，杜纳耶夫斯基又有了艳遇，他爱上了比自己儿子只大两岁、当年只有24岁的红海军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帕什科娃。他“金屋藏娇”，在奥加辽夫街为她购置了一套豪华住宅，在那里与她同居。忘年之恋不是件轻松事，杜纳耶夫斯基为此一方面要付出金钱，更可怕的是还要消耗精力。为了满足自己的花心，他要多挣钱多积蓄，因此积劳成疾。他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腿脚也不灵便了，不得不拄拐杖走路。但怎能拄着拐杖、老态龙钟地去追求年轻美女呢？他只有强打起精神去改善自己的形象，使自己显得既年轻又潇洒。为此他又抛掉拐杖、穿上时髦衣裳，走路还要尽量步伐矫健。这些自作自受的行为加重了他的心脏病，最终使他过早步上黄泉之路。

更为麻烦的事还在后头，帕什科娃还为杜纳耶夫斯基生下了一个私生子，起名叫马克西姆。但因为法律上不是他的儿子，孩子的姓氏成了问题。杜納耶夫斯基非常喜爱这个小儿子，但又无法割舍妻子和大儿子叶甫盖尼，就在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心境中，杜納耶夫斯基终于一病不起，于1955年逝世。他虽然给帕什科娃和小儿子留下了一大笔遗产，但帕什科娃最看重的还是他的姓氏。多方奔走之后，，帕什科娃找到了杜納耶夫斯基的母亲，请求她答应。老太太一见到马克西姆那酷似其父的模样后，竟然喜出望外，连声说：“这是我孙子，和他父亲一个样！”于是，在其家族成员一致同意后，原来的马克西姆帕什科夫就成为马克西姆杜納耶夫斯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