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名士方孝孺与成都：探秘方正街和明朝蜀王府的渊源

方孝孺，浙江台州宁海人（今宁海划归宁波市），明朝初期一个名声很大的儒学名士。方正街——听起来像是这条街及两边的房子修得很方正，这是一个令人莞尔的误会。这条今天不过几百米长的街道，与大名鼎鼎的忠义名士方孝孺有直接关系。方孝孺在朱元璋在位期间，曾来成都任职三四年，帮交情深厚的第一代蜀王朱椿教育儿子，方正街正是因他当年居住在此而得名。

方孝孺画像

一、一代名士方孝孺与蜀王朱椿的交情

蜀王朱椿留下有一部《献园睿制集》，文集中涉及与方孝孺交往的地方至少有十五处。一般人可能认为，这是皇室贵胄礼节性的笼络文人。事实上，朱椿本就以文士自居，一度被人戏称“蜀秀才”，他与方孝孺的交情渊源甚早，并非来自到成都以后，其实朱椿少年时和青年方孝孺就有交往。

《明史·方孝孺传》记载，方孝孺出生官宦家庭，其父方克勤是江南有名的神童，拒绝做元朝的官，投靠朱元璋，为人清廉方正，被《明史》列入循吏中。很不幸，方克勤卷入了空印案遇害，那一年方孝孺不到二十岁。

史书称方孝孺“幼警敏，双眸炯炯，读书日盈寸，乡人目为‘小韩子’”。虽然有点夸张，体现方孝孺自幼十分好学应该是事实，被称赞像韩愈一样刻苦勤奋。方孝孺少年时拜入同乡文章大家宋濂门下（宋濂为浙江金华人），进步神速。号称明朝文臣之首的宋濂弟子何其多，太子朱标、皇子朱椿等都是他的学生，唯独方孝孺在学问上极受宋濂器重，评价他：“百鸟之中见此孤凤”。所以，方孝孺的文名在青少年时期就脱颖而出，与太子朱标、皇子朱椿很早就有交往。即便起初不可能与皇子们深交，但相信并不陌生。

没多久，老师宋濂卷入胡惟庸的风波中。宋濂受孙子宋慎牵连，全赖马皇后和太子朱标求情，年过七旬的宋濂一家被贬官流放四川茂州（今茂县、汶川一带），途中走到夔州（今重庆奉节）病故。

方孝孺内心一直以老师宋濂为榜样，他积极上进，并不想单纯做一个文人学者，想要成为大明文臣的楷模。洪武十五年（1382），方孝孺晋见朱元璋，朱元璋很明白地对太子朱标说：“此庄士也，当老其才，以辅汝。”这一细节可能属实，也可能有后人加工的痕迹。但毫无疑问朱元璋很清楚方孝孺的优点和缺点。几年后，方孝孺再次受到大臣推荐，朱元璋继续让方孝孺下地方磨练，这就是发挥所长教学，去了陕西汉中。正这一机缘，在成都的蜀王朱椿向方孝孺发出邀请，要他顺便到王府供职，教导王子。

洪武二十三年（1390），富丽堂皇的蜀王府建成以后，朱椿才离开南京到成都就藩，这时长子朱悦燫已经两岁了。成都蜀王府论规模在藩王中仅次于改建于原来宫殿的燕王府和秦王府，但华美壮观似乎犹有过之。

朱椿对儿子入学十分郑重，为此想到被老师宋濂夸赞的方孝孺，恰好他如今正在汉中受学，就向他发去邀请来成都：“公西州士之冠冕，有识者无不心悦诚服，而新学、晚生亦有所依归也。”洪武二十七年，方孝孺从汉中到成都，朱椿为他专门修建一座寓所在今天的方正街。

论年纪朱椿比方孝孺要小十多岁，但从地位来说，两人几乎天壤之别了。朱椿并没有凭着金枝玉叶的身份大摆架子，言必称“先生”，“尊以殊礼”，对方孝孺敬重有加。

　　虽然多年以前，两人就算相识，但来到成都以后，两人才真正有了比较深入的交往。方孝孺每次见朱椿，一起谈经论道时，“必以仁义道德之言陈于前。”这正符合朱椿的心意，让朱椿非常高兴，颇有“一日不见，有如三秋”的知己感觉。

朱椿经常感慨见到方孝孺的各种真情流露，并不是一种矫情做作。因为方孝孺并没有一直长久居住在成都。事实上，他当时正式的职务是在汉中出任教学，到蜀王府教王子只是一份兼职，每年来成都一两月或两三月，相当于寒暑假授课一样。

第二年到成都，蜀王朱椿就给他的寓所书斋题字“正学”。因此，一些仰慕他的人都尊称方孝孺为正学先生。在成都期间，通过朱椿帮忙，方孝孺还去茂州探望过老师宋濂家人。回来向朱椿请求，希望能资助宋濂家人。宋濂也教过朱椿，自然爽快答应了，安排“时赐粟帛，赒其家。”到方孝孺死后的永乐十一年（1413），朱椿还将宋濂墓从夔州（宋濂流放途中在夔州身故）迁葬到成都华阳县安养乡。后来成化年间，后代的蜀王朱申凿将宋濂墓迁到成都城东静居寺附近，但今天并无任何墓葬遗址留存。

　　洪武三十年（1397），方孝孺第三次入川。方孝孺遵朱椿要求写了《蜀道易序》《蜀鉴》《蜀汉本末》《仕学规范》等儒学、历史和教育等方面的一些文章。方孝孺前后一共给朱椿写了14篇文章，其中虽有一些歌功颂德的语句，称朱椿为贤王，大体还是有希望帮助朱椿达到的关于学问方面的见解。

蜀王朱椿画像

例如在重庆称大夏皇帝的元末义军首领明玉珍，方孝孺非常欣赏他在施行减免赋税、奖励耕织，多次开科取士，重视提拔人才的政策。评价说：“夏主幸致躬行俭约，兴文教，辟异端，薄税敛，一方咸赖小康焉。历年虽不永，民至今感叹焉，不能文词间尽其贤也。”正是希望激励朱椿父子以史为鉴，为明朝在四川巴蜀之地的政策提供许多正面影响。

后人都知道方孝孺性格刚直，能够这样称赞朱椿，足见二人的确志同道合。

朱椿在朱元璋的儿子里的确学问颇佳。早年在中都凤阳就结交李叔荆、苏伯衡等人探讨学问。在成都以后，他自己也撰写《正心》、《观道》、《崇本》、《敬贤》等文章。除了敬重方孝孺，其他府上的文士如陈南宾、王绅等都非常礼遇。王绅父王祎死于云南，往求遗骨，朱椿给与资助。蜀王妃是名将蓝玉的女儿，蓝玉因大案被杀，传首九边，朱椿却将蓝玉的部分骸骨郑重安葬，种种事迹都说明朱椿确有礼贤的一面，方孝孺并非盲目吹捧。

　　在《学孔斋记》中，方孝孺也劝诫朱椿：“推至仁以治国……以一洗往古之陋，岂非天下后世之幸也哉！”方孝孺凭借本身的学识影响，在宣传朱椿“以诗书礼乐化一方”，树立贤王的形象起到了非常有效的作用。方孝孺再次回汉中后不久，迎来了南京方面的新君诏书，刚好过四十岁的方孝孺赢得了致君尧舜上的机遇，谁也不曾想到最终会是另外一番悲壮的结局。

二、纪念方孝孺而称方正街

方孝孺墓

方孝孺的学问，不论当时或后世都广为称颂。不说宋濂对他的称赞，就朱棣身边的第一谋士姚广孝也留下“方孝孺为天下读书人种子”这样的话。后世像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评价方孝孺是“有明之学祖”，“当世文章，方孝孺第一。”

　　因为建文帝朱允炆的失败，方孝孺是不是存在过誉的现象？如果脱离历史环境，单以成功失败去评价方孝孺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际上方孝孺的失败，与明朝建立推崇程朱理学的背景离不开。

八股取士以程朱理学为宗旨，主张用礼教教化人心。方孝孺这一批明朝初期儒生正是遵从这种“复古”思想而成名，没有特别属于自己所开创的学问。还不像刘基、李善长、宋濂这些人，经历过元末风云变幻的时代，有过许多实在的历练，知与行能得有效统一。

如方孝孺来到南京以后，辅佐新君朱允炆建号“建文”，已经多少说明崇尚文治是希望认真推行朝廷对文教的重视，全面尊礼复古。虽然建文帝确实有宽仁一面，但总体行事很呆板，缺乏朱元璋和后面朱棣的灵活变通。方孝孺和建文帝的失败，不完全是他们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代表了明朝文人士子迎来的头脑与思想问题。

方孝孺在朱允炆身边，出任修撰《太祖实录》以及《类要》诸多典籍，燕王朱棣起兵以后，朝廷讨伐诏令、檄文都出于方孝孺的手笔 。对于方孝孺究竟对朱允炆发挥过多大的作用，今天已经不好过多分析，总之建文四年夏天就发生了著名的惨剧。并非所有方孝孺的“门生故旧”都被牵连，如蜀王世子朱悦燫是方孝孺的重要学生，他身为王子就没有被卷进去。《明史·方孝孺列传》载，“丁丑，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并夷其族”，认为只杀了方孝孺本族。《明实录》载“……方孝孺等至阙下，上数其罪，咸伏其辜，磔戮于市。”方家族人确实许多都没有被卷入其中。

影视剧中朱棣与姚广孝的形象

方孝孺有一嫡系叔父方克家，其子方孝复是方孝孺同族兄弟，于洪武二十五年被流放到庆远（今广西宜山一带）充军，永乐初追究方孝孺的时候，就以隶属军籍豁免。方孝复的儿子方琬，后来得释为民。据《松江府志》载，方孝孺挚友原刑部尚书魏泽不但没被杀，反而收留方孝孺的九岁儿子方德宗。方孝孺死后，其门人廖镛、廖铭、王稌收了方孝孺的遗骸，葬于聚宝门外山上。如果这些情况都属实，显然《明实录》记载是可信的，方孝孺的亲人朋友门生其实都没有太多人被牵连，流传关于牵连其亲友门生的野史并不可信。

　　方孝孺所教的朱悦燫是朱椿的嫡长子，也是得到朝廷承认的蜀王世子。如没有特殊情况，将来他会承袭王位。因此，孩童时期的朱悦燫就受到朱椿优厚的栽培，一方面为他请来方孝孺这样的名士教导，同时也以各种皇室礼仪加以督促。而次子朱悦燿小四岁，三子朱悦燇小五岁，四子朱悦炘小七岁，老五和老六都要永乐以后才出生。

朱棣正式登位后的永乐元年（1403），年仅十五岁的朱悦燫奉朱椿之命，从成都前往南京朝拜新君。朱棣很喜欢这个侄子，给了丰厚赏赐。很可惜，朱悦燫于永乐七年就病故，年仅二十二岁，死在父亲朱椿之前。

朱椿本来在成都北郊凤凰山为自己修建了陵寝，没想到自己还没来得及“享用”，他的接班人先死了，朱椿就把陵寝让给了朱悦燫。也有另一种说法，朱悦燫的早逝，让朱棣也很伤感。在朱棣的授意下，朱悦燫的墓地规模超过了建制。1970年，朱悦燫的墓地被发现，是四川已发现的明朝墓中最大的一座。墓中出土了一通“故蜀悼庄世子圹志”、一件木质谥宝和一件木质谥册。谥册上的诏书是以皇帝朱棣的口吻所写：“尔蜀世子悦燫，为朕犹子，端谨重厚，孝友谦和，安荣贵富，式期远大。属兹茂龄，遽然长逝，特遵古典，赐尔谥曰悼庄……”显然，朱棣对这个侄儿的喜爱并非空穴来风。

　　以朱椿父子与方孝孺的密切关系，在悲剧发生前，他们没有对方孝孺加以援手。虽然蜀王朱椿应该十分关切当时南京的消息，不管是四哥朱棣的进攻，还是侄儿建文帝的情况，包括方孝孺的情况。但朱椿鞭长莫及，也可能避免惹上是非，他对方孝孺根本无力救援。

方孝孺被杀牵连广泛的野史最早出自江南才子祝枝山

　　方孝孺的死尽管不像后来野史那么夸大其词，但在永乐时期毕竟非常忌讳，朝廷曾经下令“藏方孝孺诗文者，罪至死”。《明通鉴》记载，永乐三年（1405），庶吉士章朴家藏方孝孺诗文被杀，事实上章朴就是方孝孺同乡学生，其至交同学孔克聪还是方孝孺的亲戚。原本他只是希望搜集和整理方孝孺的文章，防止散失，结果因为回答审讯是忍不住表达对老师的景仰，被加油添醋做成了一项十分重大的罪名，遭到极刑。

当时，连宋濂的诗集中有“送方生还宁海”等篇章，全被删节涂墨。朱椿在成都却保留下了数篇与方孝孺交往的诗文，收录进《献园睿制集》中。但为了避嫌，他还是在目录和正文中涉及方孝孺时，都把“方”字写作了“万”字。

　　虽然方孝孺引来偌大的风波，也不管今天的人对他评价是褒是贬，在明代初期的文人士子心目中，他的影响确实深远。因方孝孺和蜀王朱椿的渊源，四川“当时蜀治依于礼乐，公（方孝孺）之功。”方孝孺死后，成都官民在蜀王府的授意下，还是将方孝孺曾经居住的街道改名为方正街作为纪念，实际上是方孝孺被称为“方正学”的一种简称。只不过久而久之，由于带着一点隐晦的色彩，后来就很少有人知道方孝孺和成都有过一段特殊的渊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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