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年三月初八，嘉庆从京城出发，前往清东陵拜谒乾隆的陵寝。嘉庆一行浩浩荡荡地来到汤山行宫时，管理兵部事务的大学士明亮等人紧急上奏，说兵部的行印不见了，嘉庆吓得冷汗直流。
按照清朝制度，兵部有两枚关防—一枚是堂印，供衙门日常所用；一枚是行印，供随驾出巡所用。皇帝在外时，携带行印便可调动军队、批发军需。如今行印不翼而飞，谁知会惹来什么祸呢？
明亮在奏折中声称，行印丢失一定是盗贼贪图银子所为，因为行印是用纯银铸造的，并且分量不轻；铜制的印牌安然无恙，只有银制的印牌丢了，盗贼的倾向性很明显。为此，涉及此案的所有人员，包括部堂书吏、更夫皂役等全部押交刑部，严加审讯。
嘉庆凭直觉判断这桩行印丢失案并不简单，而且很有可能不是刚丢失的，因为行印只在出巡时才会动用，所以也有可能是在去年秋围途中丢失的。于是他将调查范围扩大到管理阶层，下令将明亮交部议处，兵部的几位堂官也被摘去顶戴，兵部其余人等则听候调查结果，随时准备接受处理。
这桩案子的主审官是庄亲王绵课，他带领一干人等紧锣密鼓地审讯了一个多月，依然毫无头绪，这时嘉庆已经回到京城。嘉庆很生气，将绵课等人各自罚俸半年，甚至干脆拔了绵课的花翎，催促他们加紧审讯。
高压之下，案子终于有了结果—行印早在去年就丢失了。
1819年，嘉庆一行秋围归来，中途在金山岭长城的巴克什营暂宿。当晚，负责保管行印的承差他尔图将行印拴在营帐中间的杆上，拜托书吏俞辉庭帮忙照看，自己则跑出去吃饭玩耍。
俞辉庭连日赶路，早已疲惫至极，不一会儿就在营帐中酣睡了。当他醒来时，惊恐地发现行印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呢？俞辉庭焦急万分，又不敢向上级报告，勉强定了心神，找来备用印匣，用黄布包裹了一吊铜钱，装入匣内冒充行印。他尔图回来后不知内情，吭哧吭哧地将“行印”背回京城。
按照规定，行印送回库房时要进行查验。俞辉庭请负责查验行印的堂书鲍干吃了顿饭，请他帮忙蒙混过关。鲍干不愿担这风险，俞辉庭赶紧送上50两银子，鲍干见钱眼开，终于答应下来，若无其事地将“行印”收回库房。
由于行印不常使用，所以丢失的事也没穿帮。直到嘉庆再次外出需要用到行印时，鲍干就买通库房人员，伪造行印被盗的痕迹，骗过了明亮等人。
到了这里，行印丢失一案似乎告破了，但行印到底被谁拿了？拿到哪里？拿去干什么？都是丝毫没有头绪。嘉庆不死心，怕出什么岔子，派了很多人到去年秋围的路上明察暗访，但仍一无所获。
无奈之下，嘉庆只得让兵部重铸了一枚行印，将印文略加改动，以与丢失的旧印相区别。牵连此事的人难逃追责，分别受到降级、枷号、流放等刑罚。
这桩行印丢失案暴露了兵部存在严重的管理松懈、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问题，其实在当时的官场中，不光兵部如此，其他部院衙门也都差不多，只是运气略好、没惹出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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