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放弃的长安和洛阳：首都定在哪儿是有讲究的

首都有首都的理由

长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都城。它的影响所及，导致日后的明清人也往往在诗作里用“长安”来指代北京城。选择长安为都城的理由很多，最明显的一个理由是它的地理位置。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就军事关塞而言，长安周边东有潼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四座关口控制着进出长安的通道，都是易守难攻。就地理而言，长安有一个安全的地形。

安全固然重要。但作为首都，还必须有战略上的考虑。长安并非是帝国的经济中心。虽说关中过去比较富庶，但其实远在汉朝，全国经济中心就已转移到河北河南一带。隋唐后更是往江南转移，总趋势是离长安越来越远。那么是否应该放弃长安，将首都转移到经济中心呢?那也不见得。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帝国，必须考虑全国的均衡，避免畸轻畸重。经济中心最好和政治中心错开，这样能让经济和文化保持一定的流动性。这个道理就算放在今天的中国，也同样成立。如果中国现在将首都定在上海或者南京，北方连一个一线城市都没有，完全缺少辐射中心，整个国家的区域失调会更加严重。

此外还需要考虑敌人的位置。在汉唐时期，外部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尤其是西北。汉唐把首都定在长安，全国物资向西北大量涌入，确保了西北经济的繁荣，使汉唐不仅能抵御匈奴和突厥，还有余力经营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东汉放弃长安，间接导致西北经济凋零，带来羌族的动乱，更种下了董卓之乱的祸根。

但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外部威胁开始向东北方转移。契丹、女真、后金相继从东北崛起，西北方倒相对安全。中国的首都也由西向东神龙摆首，从长安变为北京，其间正呼应着这种变化。压力所向，正是首都之所向。因为首都之所向，也就是全国物资财富之所向，也是全国注意力之所向。

隋朝的都城选择

长安城不是一座。历史上有两座长安城。汉朝的第一长安在西安市的西北。隋唐的第二长安才坐落于西安市中心。它是隋文帝所建，当时不叫长安，而叫“大兴城”。

隋文帝杨坚定都长安，还有一个很现实的政治考虑。杨坚的力量建立在“关陇集团”身上。关陇集团这个概念最早是陈寅恪提出的，现在还有细节上的争议，但大体已经得到史学界的公认。所谓关陇集团，要追溯到北魏分裂之际。当时一代枭雄高欢控制了大部分北中国。宇文泰走投无路，裹挟北方六镇的余卒，西入关中，建立一个关陇军事集团。这个集团以关中为根本，东向和高家争夺天下，历经险阻最后终于获胜。杨坚也是关陇集团的一份子。他是宇文家的岳父，夺了女婿的天下，但他依靠的还是关陇集团的力量。既然需要人家的支持，杨坚当然就不敢随便离开关中，只能定都长安。

但是事情到了他儿子隋炀帝的时候，起了变化。他离开了关中，让人造了一个新首都洛阳，又派人挖了一条大运河。按照传统史书的说法，隋炀帝既然是个荒淫无耻的人，建造新都城、修建大运河当然也就是为了更好的荒淫无耻。这个说法难以让人相信。隋炀帝毕竟不是个神经病，不会不惜代价修一条打通全国的大运河，就为了自己在上面坐船。我觉得他所作所为的背后，有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矫情。他试图把帝国凝结为牢固的整体，所以他才会选择位于帝国中央的洛阳为新首都，也才会用一条运河把帝国连为一体。

理想主义从来害死人。大隋朝灭亡了。隋帝国的崩溃主要原因当然还是穷兵黩武滥用民力。但是背后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隋炀帝营造洛阳后，远离了关中，也就疏离了自己的力量源头，因此招致覆灭。事实上关陇集团的力量一直还在，所以李渊起兵后马上急吼吼地地直奔关中，争取这个集团的支持。也正是依靠他们的力量，李唐王朝才能扑灭王世充和窦建德，一统天下。

有隋炀帝的前车之鉴，李渊只能把首都定在长安。但这样一来就马上面临一个问题：粮食。首都总要消耗大量粮食。光靠关中一带不足以供给，唐朝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粮食。按说隋炀帝的大运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事情不那么简单。

长安和洛阳

以江南粮食为例，它们要送到长安，需要走两千多里的路程。这段路大致可以分成三段，从江南到洛阳一段问题可以走大运河;从陕州到长安一段，也有现成的广通渠，问题都不大。真正的问题出在洛阳和陕州中间这段路上。这段路中间有三门峡的砥柱，船过不去，只能靠牛车走崎岖的山路，非常艰险，运量也很有限。

开始的时候问题还不大。李世民统治时期，政府规模很小，军队也是军农合一的“府兵制”，一年往长安运一二十万石粮食就够了。所以危险还没暴露出来。到了唐高宗时代，政府规模急剧膨胀，长安城人口也跟着增加，粮食就成了大问题。最后竟然弄到了几乎要断顿的地步。这时，隋炀帝留下的东都洛阳又成了救命稻草。

唐帝国并不缺粮食。洛阳附近的洛口仓里有的是粮食，堆积如山，只不过运不到长安城而已。好在粮食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粮食不能过来让我们吃，那我们就过去吃粮食。在唐高宗时代，一遇到关中欠收，李治和武则天就带着文武百官到洛阳吃洛口仓的粮食去。

当然，长安还是首都。等到荒年过去，李治他们还回来。整个就是一副逃荒的样子。有的时候逃荒还逃得间不容发，狼狈不堪。永淳元年那次，跟随皇上逃荒去洛阳的扈从之士，居然一路走一路饿死，沿途倒下了许多饿殍。堂堂的大唐天子，混得跟洪七公似的，这肯定说不过去。于是，洛阳城再度成为一个有诱惑力的选择。

说到这里，首先要对洛阳做个介绍。隋唐时期的洛阳论规模远远比不上长安。隋文帝的第二长安城有八十多平方公里，洛阳城只有它的一半。而且洛阳城不够险要。它周围也有一些天然屏障，北临黄河，东临洛水，周围还有太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等八个关口，也算是形胜之地。但黄河平原毕竟是个大平原，再怎么形胜也没法和关中相比。洛阳的防守难度要远远超过长安。

洛阳最大的优势，是它位于帝国的中心，四通八达，交往方便。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职贡所均，水陆辐辏”。关于长安和洛阳，哪个更适合做首都，这是个很悠久的辩题了。总体来说，古代知识分子认为长安有山河之固，适合应付变乱;洛阳有中土之美，适合德化天下。换成现代的语言，就是如果你担心变乱，最好还是定在关中比较安全。但是据说仁者无敌，如果你德行高超不怕变乱，定都洛阳就比较好。唐朝的帝王弑兄杀弟、扒灰通奸之余，很聪明地拒绝把命运押在自己的高超德行上。他们选择了长安。

当然，这是古代的话语逻辑。按照现代人的动机分析，隋唐定都长安背后的直接原因，还是他们需要依靠关中的军事力量。关中不仅有关陇集团，还遍布府兵，已高度军事化，将首都迁离关中危险很大。但是话说回来，长安在经济交通上的劣势又摆在那里。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唐朝帝王对首都定位都颇为犹豫。

李治也许是厌倦了逃荒，他开始提升洛阳的地位，将它正式定为东都，营建洛阳宫殿，称长安和洛阳为“东西二宅”。洛阳作为副都的法律地位也就此确定。到了武则天时期，她做出了更大胆的决定，将洛阳定位帝国的真正首都，改称“神都”，地位超越了长安。从此她一直呆在洛阳，很少再回长安。政府机构也都转移到了洛阳。

武则天这么做，历史上有很多解释。有人说她害死了皇后和萧妃，长安宫殿里闹鬼;有人说她喜欢洛阳的繁华富丽。从武则天害人杀人的劲头看，她神经强健得很，应该不会太怕鬼。洛阳的繁华倒可能是个因素。当时长安以恢弘取胜，洛阳以奢丽见长。从个人审美而言，武则天无疑更偏爱洛阳。但武则天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不会如此肤浅。她更深层的动机还是摆脱关中的影响，抹掉唐朝的痕迹，以建立她的大周帝国。按照陈寅恪的说法，武则天一手策划了关陇集团的破灭。

陈寅恪在学术上眼界独到，气象宏大。但像这种开创架构的一代宗师，在细节上往往 颇有可商榷之处。他对武则天和关陇集团的分析也是如此。不过洛阳确实是在武则天手里迎来了黄金时代，此后它再没有过这样的辉煌日子。

长安的粮食

武则天垮台后，韦后和中宗急于返都长安，那里才是他们的权力基地。按理说，返回祖宗奠基之地，在法理上是义正言辞的。但大臣们几乎是一片反对之声。不少人上奏折劝谏，奏折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长安没有吃的，回去不得呀皇上!韦后则反驳说：自古哪有逐粮天子?

从经济上说，韦后的这个决定是不划算的，但是从全国战略布局看，选择长安还是正确的。不过粮食问题不解决，就连唐玄宗也只能逃荒。根据全汉升的统计，唐玄宗执政前二十五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洛阳，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

痛定思痛，唐玄宗决定大力整顿漕运。以前也不是没做过努力。尤其是从洛阳到陕州这一段，很多人都曾设法改进。比如将作大匠杨务廉就想过一个办法，他开凿了砥柱旁边的三门山。船过砥柱时不需要改牛车陆运，直接从开凿的山路上用纤夫拉过去，绕开砥柱。但是代价非常惨重。这条山路极其危险，纤夫往往从山上坠落，动辄死亡数十人，“落栈着石，百无一存”，纤夫的哭声震动山谷，骂杨务廉为“妖人”。

后来还是靠一个叫裴耀卿的人解决了漕运的问题。这个人在历史上并不特别有名，但对唐朝的贡献，其实还在宰相姚崇、宋璟之上。他认识到了按照当时的技术手段，三门砥柱是克服不了的障碍，只能走陆路。既然克服不了，他就重点在其他环节上改进。

美国有过一个著名的企业管理家泰勒，他创立了有名的“泰勒制”，将工作拆分成可量化的工序，然后将每一道工序设计得最合理最高效。裴耀卿就像唐朝的泰勒。他把漕运分成几个环节，在每个节点上都建好转运仓库，设计好衔接时间，由不同的专业人员实施。运粮船什么时候进入黄河，什么时候到洛阳，什么时候走陆路，什么时候入渭水，什么时候到长安，裴耀卿都精心设计，用一切手段把成本削减到骨头里。

这个方案没有牵涉到工程技术上的革命，而只是程序上的改良。但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后几个继任者又做了进一步完善，结果到天宝年间，每年运往长安的漕粮高达四百万石。四百万石粮食可以供养差不多一百万人，足够大唐帝国政府运转之用。有了这些粮食，大唐还可以在西北供养一支庞大边防军，拓西域，抗吐蕃，灭勃律，屠石堡。帝国的辉煌就奠基在这四百万石粮食上。

长安的崇高地位从此牢不可破，洛阳则走向衰落。它繁华依旧，但再也不是帝国的轴心。唐玄宗也不必过逃荒的日子，他在晚年绝足洛阳，留在长安过着奢靡的日子。

直到安史之乱的爆发。

两都的末日

安史之乱是一个绝大的历史关键点，影响的绝不仅是一个王朝的兴衰。它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结束所谓的中古时代。这倒不单单因为它的破坏性。它确实破坏了整个北方的经济，更将两都弄得凋敝不堪。可这样的破坏在历史上有过很多次。北魏的崩溃也很残酷，隋朝的崩溃也很残酷，但每次长安和洛阳都能从废墟中重建起来。

可安史之乱不同。这主要在于它发生的时机。从汉朝开始，中国的经济重心就开始渐渐南移。但是直到隋末唐初，北方还是占优势。以秦岭淮河为界，北方和南方的人口当时差不多是三比二。但这个比例还在变化。安史之乱前夕，这个比例已到达了一个关键点：一比一。安史之乱的爆发骤然打破了平衡，南方在经济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北方则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到了宋朝盛时，北方与南方的人口比例已经翻转为二比三。

这背后当然有各种深层原因：战乱、河渠失修、水土流失等等。不过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也许是气候的改变。传统历史学家对此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二十世纪的科学家研究了中国的气候变化，他们发现唐朝的气候要比今天高几度，而且要湿润得多。但到了唐末宋初，中国气候开始变冷，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开始南移，这个趋势一致持续到清朝初期。北方的衰落，西北的凋敝、游牧民族的再度兴起，这些现象背后都受这个力量的支配。这个力量也许比成吉思汗和朱元璋更加强大，更加无可抵御。

在这个大背景下，长安和洛阳双双衰落了，这两个失败者再也不用辩论谁更优秀了。安史之乱后，唐朝依旧将首都定在长安。此时帝国内藩镇割据，长安完全依靠江南的输入。从地图上看，这是非常怪异的形象。东南的身子伸着一个上千里的细长脖子，供养着西北的一颗头颅。

漕运萎缩到了每年几十万石，而且供应线岌岌可危。这条细长的脖子太容易被斩断了。最大的威胁来自运河沿线的军阀们，相比之下，三门砥柱倒不算什么了。晚唐的历史就是一部运河争夺史。能控制住运河，能保持住漕运，帝国就能幸存，否则就会崩溃。有一次，在最危急的时候，扬州的三万石大米终于运到，皇帝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活矣!” 长安还能苟延残喘，至于洛阳，到唐末残破已极，最糟糕的时候整个城市人口不满百户，恍若鬼城。

在争夺运河的过程中，汴州(也就是开封)脱颖而出。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是运河的一个关键点。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运的财富。最终，军阀朱温以汴州为基地，灭亡了唐朝，建立了后梁。漕运至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的漕运体系，从地图上看是两条大折线。第一条折线是从南到北，连接江南和黄河。第二条折线再从东至西，通过黄河将物资运往关中。现在第二条东西折线被斩断，只留下了第一条南北方向的折线。这条折线后来又向北延伸到了北京。中国的东西大动脉，就此变成了南北大动脉。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了清朝。

长安和洛阳被放弃了。赵匡胤曾有过一度的犹豫，考虑将首都移到洛阳，并最终转移到长安。但这个方案最终没有实行。从长远看也无法实行。没有人能对抗缓慢的大趋势。日渐寒冷的气候、凋敝的西北、东北方敌人的崛起，以及黄河水文的恶化，使得帝国再也不可能通过大运河供养一个庞大的西北都城。长安也再没能成为任何王朝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