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干部”和“精致利己主义者干部”如何甄别？

来源 ：《人民论坛》10月上（原文有删减），作者：程方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导；林滨、夏银平，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在中国，干部是广大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决定着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能否落到实处、产生效果。如果干部出问题，将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不可想象的伤害。在推进反腐败和改革发展的现实中，干部队伍建设尤其是年轻干部的培养、甄别、使用和监督等问题极为重要。

何为干部？

中国现代社会中的所谓“干部”可分成几类：

1

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及派出机构的干部，传统上即称“官员”。其中，廉洁奉公、敬业勤勉、为民请命的被称为优秀的“清官”，而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欺上瞒下的则被称作“贪官”。这类干部在科层制的行政组织体系中有非常具体的职权和上下级关系，是政府的代言人和相关政策的执行者。

2

各级党组织和国企、事业单位的各级干部。国企、事业单位虽也有科层体系及对应的权力，但行政性的权力相对较弱，而行业和部门所要求的专业性特点较强，所以，这些部门和单位的干部会更多拥有技术、学术、行业、专业等方面权力。

3

在社会基层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这类干部处在干部体系的底层，有的甚至没有行政级别，但因其有分管的内容或项目，也就生成了相应的权力。

4

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协、行业协会中享有一定权力的干部。因为在政府的行政和组织体系之外，这些机构和部门中干部的权力并不单一和直接，但也相当明显。

会学习应是优秀干部

最重要的特质之一

一名干部若能做到优秀，尤其是持久的优秀，与其自身的特质和价值追求极为相关。而学习型社会中，会学习应是优秀干部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学习”不仅是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还要与时俱进、审时度势、敬业乐群地学习一切与职守、工作有关的理论和方法。真正会学习的干部，不仅能明白是非曲直，在手握权力的时候不利令智昏，坚守原则底线，还能利用权力更好地为国家、百姓服务，为所在的部门和机构开拓新局面。不做贪官是对干部最低的要求，而不作为、不解决问题、不承担责任等，也是党和国家的干部政策不能容忍的。

一般而言，身为干部需具备两大方面的素养。一是一般性素养，即要正确认识和用对、用好权力，远离不正当权力，替党和国家把好关，替人民履好职。二是具体做事的素养，即要根据所在部门或单位的特点，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和水平，为工作的落实和问题的解决打好基础。有了这两方面的基本素养，就可形成干部选拔、培育、管理、使用的环环相扣而又统筹推进的全链条机制，而不是把注意力都放在选拔的环节，无视后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与风险。因为这些实践经验，能帮助组织部门更全面、更深入地过滤最初的删选判断。干部个人的发展轨迹是不同的，从中发现影响干部出现优劣转换的因素和案例，对干部队伍建设、对优秀干部的培养都大有裨益。

优秀干部首先是做人的优秀

干部优秀的本质在于，他是否是优秀的人。从这一角度看，干部的培养选任，首先要关注的是干部个人的道德与品质，而不是学位、名誉等外在的东西。近年来，学界曾批评我们的教育培养了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人有能力、爱权力，有名头、会宣传，拉帮派、善投机、推责任，虽然他们中很多人有做学生干部、基层干部、企业管理者的经历，但显然不是理想和优秀干部的人选，需要组织和人事部门谨慎甄别。但我们也要看到，学校教育确实培养和造就了更多有理想、有智慧、有胆识的年轻人，他们是优秀干部涌现和成长的社会基础。

各级组织或人事部门应该认识到，干部优秀不能只是学历的优秀、表达的优秀，而首先是做人的优秀，要为优秀干部的发现、培养和使用打开更宽广的通道，建立更开阔的发展平台，切忌在选任干部的过程中打包票、许愿、贴标签甚至带病提拔，形成消极氛围，误导计划中的培养对象使之懈怠和丧失进取的动力，打击和埋没更多潜在的优秀人才。也要注意，不是所有有知识、有专长、有专业头衔的人都适合当干部。这些年一些部门顶级职称、学术和教学评奖、重要的学术交流机会等多被领导干部垄断，而他们在优化管理、统筹发展、建设和谐部门等职责范围内的贡献反而不足。真正的优秀干部，应该高度认同自身位置和工作特点，而不会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外与民众争利益、争名誉、争机会。

作为为党和国家担大任、为人民谋福利的人才，干部个体或群体要有奉献精神和使命意识。这种精神和意识的形成虽需相应的利益保障，但也须有对应的责任和现实的艰苦磨练。没有一类人天生就是做优秀干部的料，他们需要生活，有七情六欲，也“食人间烟火”，因此，优秀干部的养成要从做优秀的人开始，在交予其责任、使命之时，要为其解决后顾之忧，尽量排除各方面的隐患或不良诱因。尽管“高薪养廉”只能是相对的，因为有限的高薪依然难以抵挡巨大的诱惑，但人性化的制度设计必定会使大多数干部具备抵御诱惑的免疫力。

作为选任干部的专门机构，各级组织或人事部门需要调查和研究影响干部队伍建设和干部个人成长的新问题、新对策、新经验、新制度、新方法，为干部苗子的涌现提供适宜的引导和培养机制。相信经过多方努力，通过制度建设和社会风气的优化，中国的干部队伍不仅会后继有人而且能人才辈出，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最为坚实的干部保障。

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特征之一：

隐蔽表演性与“伪君子”人格

2012年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提出，目前高校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在《静悄悄的存在变革》一书中进一步指出，精致利己主义者是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并把自我利益最大化作为人生追逐主要目标的个人或群体。钱教授的上述观点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答案，提醒我们从高校到职场、从培养目标到用人标准，对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反思或警惕不容忽视。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特征之一是隐蔽表演性与“伪君子”人格，主要表现为：

掩饰利己之心。我们党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标准是要有“一心为公”的德性品质，精致利己主义者为了提拨和上位，千方百计伪饰其利己本性。擅长运用所谓“精致”的外衣和娴熟的手段，使利己的目的不被他人察觉，既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又不希望暴露自己自私自利的德性缺失，他们可谓是“两面人”在职场中的典型反映，也是所谓情商颇高的表演者，呈现其名为公实为私的欺骗性。

伪崇高性。我们党选拔的年轻干部必须要有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有为人民和国家利益担当的使命与情怀。精致利己主义者本质上是一群无崇高信仰之人，他们以一己之利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出于提拔和上位的需要，擅长讲冠冕堂皇的话，台上一套、私下一套，台上口号喊得最响，台下却牢骚损话不断，暴露其在公与私场域的两副不同嘴脸。

惟上性。我们党选拔年轻干部的程序是群众推荐、组织考察。精致利己主义者深谙此路径，在群众推荐环节中，常常有目的地主动开展一些服务活动，以博取群众的好感，但一旦掌握了权力，对无关单位决策的大部分群众则不理不睬、不管不问，而对领导或拥有决策权能够影响自身利益的人则体现出奴性，言听计从、投其所好、溜须拍马、利益贿赂，反映其对待领导与群众的不同态度。

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特征之二：

逐利理性与自我利益最大化

精致利己主义者就其本质，利己是目的，精致是手段，其特征之二是典型的逐利理性和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主要表现为：

对权力的贪婪。相较于一般利己主义，精致利己主义逐利理性更加明显，他们非明目张胆要权，但却常常以“在其位，才能谋其政”为借口，借开展工作之便，千方百计向组织要位子、要权力。他们从利己的本性和目的出发，拥有权力不是想承担责任和使命，而是作为谋取自我最大利益的工具

对名誉的占有。精致利己主义者所追逐的自我利益包含名和利两部分，所以对名誉的占有，也是他们追逐的目标之一。与公开追逐不同，精致利己主义者精于算计，或是因其身居位置，以承担工作重、任务多为名，把名誉变成领导圈里的专利或优先权；或是凭借信息获得的便捷，有意不告知群众名誉评比的事宜，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方便自己谋取名誉；或是以群众无人申报为由，推荐自己人或互相推荐，以名誉为手段拉帮结派，形成利益集团，使名誉称号评比成为个人或帮派获得更多资源和利益的方式，极大玷污了名誉的正当性、崇高性、表彰性和示范性。

对金钱的攫取。精致利己主义者以权谋利，金钱当然是他们追逐的目标。相较于一般利己主义者，他们不会明夺而是巧取。精致利己主义者利用权力，将多重角色集于一身，既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规则的裁判者和实施者，他们按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目标制定方案，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将群众参与作为花瓶，只挑选顺从和听领导话的群众代表，排除一切敢于质疑和秉持公正之心的人；将公示监督流于形式，常常以最短时间走完程序；巧立各种名目，将本职范围的工作给予有偿补贴等。

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特征之三：

公共责任心缺失与共同体之殇

利己之心和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导致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第三个特征，即公共责任心缺失与共同体之殇，主要表现为：

无共同体的正义秩序考量。精致利己主义者在位居领导岗位时，头脑中根本无共同体的正义理念，所有的工作只以让上级满意为出发点，因为上级决定他们的位子能否坐稳与坐久；或者是典型的事务主义，脑中无共同体发展的长远规划，只是忙于应对上级布置下来的一项又一项具体工作；或者是从谋私利出发忌惮共同体的正义，因为只有在非正义的公共体制和利益分配中，他们谋求的最大自我利益才方便得逞。

无共同体的正确价值引导。在一个以量化考核和评价为主要方式的制度体系中，精致利己主义者的高情商、高智商，使他们更善于配合和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更能适应体系要求。他们从逐利理性与自我利益最大化出发，要什么指标，不管采取正当的或是不正当的手段，都能满足这些指标要求，可以说是混得如鱼得水、风生水起。

无共同体的人文情感关怀。一个好的共同体，应该具有人文关怀和情感温度。精致利己主义者在位居领导岗位或者拥有权力时，往往“眼中无人”，只有规则，即使在规则执行的过程中发现不合理，也名曰“规则一旦制定就不可更改，要错，也只能以后纠正。”但对自己的人或自身，则采取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即以名曰“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的酌情变通方式，给予特例照顾。这种内外有别的“圈子文化”，破坏的是共同体的公平正义、和谐与合力。

来源：公职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