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青春成长电影，流行起来的原因探析

台湾青春成长电影，流行起来的原因探析

为什么在台湾电影艰难创作氛围下青春成长片成为台湾电影制作的主要类型，成为电影赖以生存的主要路径，而且以青春片为主的“超过世代”电影成为许多台湾人眼中振兴台湾电影的最后希望？本节从台湾电影生产的制作方、电影受众、电影资金构成和台湾文化思潮等方面入手，探析台湾青春成长电影经久不衰的原因。

岁之际就在《公民凯恩》中描绘了一代报界巨头老年凯恩的内心世界，张艺谋从电影学院毕业不久就摄制了超越他年龄和经历的指涉抗战历史的成名之作《红高粱》，关锦鹏在《阮明玉》中以一个男性导演的视角细腻展现了中国民国时期的女星阮明玉从影时的复杂心理。

然而有时候创作者的年龄或者创作者自身经历的单调又会成为创作的最大羁绊，束缚住题材的多样性。台湾青春成长电影在新电影到后新电影时期都占据创作主流在很大程度上正与创作群体的年轻化有关。 台湾学者李天铎在谈到新电影把青少年的青春成长主题作为它向旧电影挑战的基点的原因时指出，因为新电影导演比较年轻，人生阅历尚浅，“当他们要回顾过去社会的种种，自然就会从自己成长的经验中，或是近似自己经验的文学作品中，找寻素材。”

新电影导演在 1980 年代初露锋芒时正是在他们刚踏入电影圈不久之后，当时中影公司总经理明骥慧眼识珠，大胆起用这些电影界里的“新人”，才使得他们崭露头角。在这些新电影创作群体中，除了陈坤厚年纪稍微大点之外整个创作群体都较为年轻，无论是导演还是编剧都是三十几岁的年轻人。

杨德昌、侯孝贤出生于 1947 年算是其中较为年长的，当时也不过而立之年，其它的导演/编剧大都出生于 1949 年国民党迁台之后，像陈国富、张毅、万仁、吴念真、小野、朱天文都是 50 后，1982 年新电影诞生那一年他们正处于青春韶华之际。一群年轻的创作群体围聚在一起，大家相互激荡、砥砺，创作出与自身背景相关的青春成长影片实属正常。

新新电影与后新电影时期情况与此类似。在新新电影创作群体中，蔡明亮、易智言、林正盛等都是 1950 年代末期出生，而张作骥、陈玉勋等人是五年级生，而新电影导演群中在90 年代新新电影时期依然活跃的杨德昌、侯孝贤、万仁等人在此时仍尚存青春的记忆，因此整个创作群体相对仍然以青年人为主要创作力量。

而且台湾电影导演更新换代非常迅速，能长期活跃于影坛执导影片的人数不多，一部分导演在功成名就之后就急流勇退或者生活于别处（像李安、张艾嘉分别离开台湾到美国、香港去开辟新的天地），而新一代的导演又迅速填补进来。总体来看，台湾导演代际交替频仍，影片创作在不同世代往往由当时的新生代导演为主体。尤其是最近几年，台湾电影以每年平均超过五名新锐导演的稳定增速向前发展，

2008 年甚至出现超过十部剧情长片都是导演处女作的现象。比如新世纪后虽然老一辈的导演像侯孝贤、蔡明亮等人仍有作品问世（侯孝贤 2005 年的《最好的时光》、蔡明亮 2006 年的《黑眼圈》），但相比 8、90 年代数量已明显偏少，他们往往退居幕后，主要精力转移到扶持年轻人身上。侯孝贤在《有一天》《第 36 个故事》等多部影片中担任监制，而蔡明亮也在他的“御用”演员李康生主导的《帮帮我，爱神》中出任艺术指导，台湾电影创作主流则被一群年轻人所主持。

这时更多的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加入到电影导演队伍，显示了青春蓬勃的面貌。众所周知，电影类型/题材和电影导演年龄没有绝对必然的联系，虽然电影的拍制需要创作者的经验和阅历作铺垫，但出色的年轻导演绝不会被自己的年龄与经历所桎梏，他往往凭借着自身所具备的宽广的视野、敏锐纤细的造型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突破人生阅历的局限，把他想象中的场景真实地还原于银幕之中。